盛唐时期的敦煌学校教育

敦煌地处西北，然而由于地理位置与历史因素，使它成为汉唐时期的军事重镇、中西交通的咽喉和古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商都会。敦煌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大败匈奴，河西归入汉朝版图，陆续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此敦煌教育也就在汉文化的主体下展开。

敦煌地区学校的设立，大概是在敦煌设郡之后开始的。5世纪初，李暠建立西凉，以敦煌为首府，建泮宫，办官学，聘请名儒任教，增高门学生500人，敦煌的学校教育开始具备规模。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下诏“州县及乡皆置学校”，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更趋完备。虽然有关敦煌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况，在史籍中少有涉及，但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残卷遗篇和莫高窟壁画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敦煌学校教育的珍贵资料。

唐代敦煌地区设沙州，领有敦煌、寿昌（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两县，地方官学主要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据法国藏编号P.2005的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州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里可以看出，沙州州学的位置在敦煌城内偏西，距州府衙门不远，院内东厢为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北面另构房宇供州医学教学，西厢应当是经学学生上课的教室。

关于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县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此外，在英国藏编号S.5034的敦煌写本《沙州地志》残卷中记有寿昌县县学情况，“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就是说，敦煌县县学在沙州州学西面，连墙相邻，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寿昌县县学在县城西南，距县衙仅50步，院内布局与敦煌县县学基本相同。

至于学校的规模，残卷上虽无明确记述，但根据《唐六典》对州县官学员额的规定，下州州学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一人，学生一十人”，上县县学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下县县学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根据《通典·职官典》记载的唐开元时对州县等级的规定和敦煌市博物馆藏编号076《地志》残卷记载，当时沙州的户口不满二万，属于下州，敦煌县属上县，寿昌县属下县。由此可推知，沙州州学有教师2人，学生40人；州医学有教师1人，学生10人。敦煌县县学规模与沙州州学相同，寿昌县县学有教师2人，学生20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2窟和468窟的壁画中，就有学堂和施教的场面。

唐代实行崇儒政策，反映在学校教育上，则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在有关文献关于敦煌学校内部布局的记述中，敦煌的州县官学中均建置孔庙，并塑有被尊为先圣和先师的孔子、颜回塑像，一年春秋两次举行奠祭活动，就可以明显看到儒学在当时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位置。在敦煌遗书中，儒家经典就达百卷以上，有《周易经典释文》《尚书释文》《毛诗古训传》《毛诗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解释》《论语集解》《尔雅注》等11类典籍。除了儒家经典，州县官学还开设算学，所使用的教材有《算经》《九九乘法歌》《算表》等，内容分为数字认读、量度换算、乘法口诀及各种地亩面积、军需民用等方面的实例计算。在教学方法上，则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和学习内容，有识字、读经和考试等方式。在启蒙阶段的识字、习字教学中，通常使用的童蒙教材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千字文》等，在敦煌遗书中就有多件学童习字《千字文》写本。

在中央和府州设立医学专科学校，培养医药专门人才，属唐代首创，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敦煌医学的规模虽然比较小，但教学仍很规范，据文献记载州医学的教学内容有医方、本草、针灸和医典四类，所使用的教材除了《本草》《百一集验方》等中央政府规定的教材外，还有《五脏论》《明堂五脏论》《医书》和《玄感脉经》等。

唐王朝的统治者以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之后自居，尽力抬高道教的地位，高祖李渊建老子庙，太宗李世民列老子于释迦牟尼之上，玄宗更是以崇道而著名，不仅诏令开办道学，还在科举中开道举。因此除经学、医学外，盛唐时期敦煌地区还设有道学，虽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只在玄宗朝开办，前后仅数十年，但其地位很高，从已发现的300余件道学师生所使用的教材《道经》的用纸精良程度和墨色鲜亮程度就可得到证明。据英国藏编号S.3768《文子》卷末题记“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可以肯定，索肃林就是当时敦煌道学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