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

摘要：我国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学术界对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绝大多数仅局限于对国外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优缺点加以比较分析，或是对相关文献做一些整理综述的工作，即使有个人观点，也是描述性地加以阐述。本文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比较有意义的结果。从方法论上讲，这与前人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最后，根据本文模型，作者提出了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选择的个人观点，并指出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关键词：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LLR)；不完全契约

中图分类号：F840；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49-07

一、引言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排，通过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在银行发生经营风险或者遭遇危机时为存款人提供补偿。它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一起被公认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如项卫星和李宏谨、陆春红和贤、高建华等，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或不宜过早推行之，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表示了对其出台的理论支持(刘士余和李培育；华如兴和施平；谢平等；何光辉和杨咸月；钱小安；张伟；苏宁；王自力)。颜海波㈨还分析了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与相应的职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曾表示：银行改革在“倒逼”存款保险制度的提速，中央银行不堪重负也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诱因。最近，人民银行已经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成立了《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和论证工作。

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讨论。华如兴和施平、王贞琼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提出了相似的设想：最初存款保险机构应由中央银行设立存款保险局并附属于中央银行，不以赢利为目的，业务受中央银行监管，但是必须具备权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刘士余和李培育倾向于在我国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专司存款保险职能。该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负责归集、管理、营运存款保险基金；履行对投保机构退出市场的清算职能并及时向存款人进行赔付；在银行业面临严重的系统问题时，依法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进行特别融资。王自力指出，良好的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设置原则，并不排斥在存款保险制度初创时期，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制度设计、拟订存保法规，以及按照确立的法规创建存保体系并进行早期运作，目的之一是要通过强制保险、有限赔付、差别费率、风险监测和退市处置等有效手段，强迫存款人慎重选择银行，经营者谨慎经营，换句话说，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作者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LLR)的关系，才能对其组织形式做出合理的选择。但从很多文献来看，存款保险和LLR各自的运行机理已经有大量研究，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刘丽巍和李华、姜占英和刘浏曾尝试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各自的利弊和彼此的关系。颜海波指出，对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讲，银行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LLR是第二道防线，而存款保险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划清中央银行LLR与存款保险出资救助的时间和顺序，处理好两者在解救银行危机时的关系。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不同银行管制职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是很初步的(Kahn和Santos)。国外学者Repul-lo曾借鉴Dewatripont和Tirole的一个不完全契约框架，探讨了LLR职能的最优配置。在他的模型中，银行因受到流动性冲击而需要LLR的贷款，LLR将被赋予监管权利以获取有关该银行财务状况的信息。Kahn和Santos对Repullo的模型加以改进，发现单一的监管者会导致银行监管不足和银行信贷资产的次优配置。他们分别在完全信息条件和在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考察了解决过度宽容问题的替代机构。还特别指出，监管者们有一定的激励拒绝共享所收集到的信息，某些监管者发现收集某些特定的信息相对容易，这一结果意味着在配置银行管制职能时，考虑信息优势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则在RepulloTM、Kahn和SantosTM模型(简称RKS)的基础上，以微观经济视角研究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

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回顾了近年来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以及存款保险和中央银行LLR之间关系的讨论。第二部分，作者基于RKS模型，对二者最优关系给予了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析。第三部分，总结基本结论并根据模型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及模型可能加以改进的地方。

二、模型

(一)基本假设

LLR几乎从来都是中央银行的职能(Kahn和Santos)，我们在此沿袭了这个假定。从大多数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看，存款保险机构都不具有监管职能(王贞琼)。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初期，是否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成员单位的监管权利应慎重考虑。2003年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出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专门行使对全国银行和储蓄机构的监管职能。如果将一部分银行监管职能赋予存款保险机构，一方面职能划分不清可能会产生监管重复，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也使被监管单位负担加重；另一方面由于政出多门，使银监会在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监管力度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考虑将银行监管职能统一于银监会(颜海波)。在这里，不妨假定存款保险机构和人民银行可与银监会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银监会，实现他们对银行的监管。另外，我们还假定中央银行具有破产处置的职能。根据Dewatripont和Tirole的解释，本模型把银监会的监管视为外生。

我们把时间分成三个时期，并忽略时间的折旧。因为银行本身没有资本金。在t＝0时，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筹集资金，总额标准化为1，并全部投保。这些存款的1-X部分被投资到在t＝2时产生随机收益R的非流动性资产(贷款)，剩余的x部分则被投资到流动性资产，其市场利率标准化为0，并且E(R)＞1。在t＝1时，若清算银行非流动性资产的话，收益仅为L∈(0，1)。

银行在t＝1时，可能遭遇到存款者流动性要求的冲击，用v∈[0，1]表示，且可被证实。如果v≤x，

则流动性资产被用于支付给存款者；如果v＞x，则银行的非流动性资产被清算，除非可以获得中央银行v-x的贷款。中央银行一旦贷款，作为LLR，可以在t＝1时，额外观测到有关R的信息，但不可证实，用信号u∈[0，1]表示，即

对于存款保险机构来讲，只有当其对LLR保险时，才能获得有关魂的信息当某家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是否提供最后贷款，存款保险机构是否对最后贷款提供保险，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目标函数。假设银行的破产成本为c，破产时，中央银行的操作成本为β、存款保险机构的操作成本为yc，考虑到负外部性，β＋y＜1。我们用图1来概括整个事件过程。

(二)信息完全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准(enchmark)，首先来考察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最优策略。这实际上是一个静态贝叶斯博弈过程。我们可以用图2来刻画中央银行与存款保险机构面对流动性冲击时，各自的收益(单元格上方是中央银行的收益，下方是存款保险机构的收益)。需要指出的是，存款保险机构对LLR提供保险的话，中央银行在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存款保险机构的收益，否则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LLR不予理睬，当流动性冲击较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对中央银行LLR提供保险。

这个结论可以指导当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选择。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是以显性保险取代隐性保险的过程，在传统的“大而不倒”的观念下以及老百姓风险意识不强的现状中，中央银行LLR的执行力度在国家隐性担保的环境下是比较宽松的。根据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旦这种隐性担保被存款保险机构的显性担保所替代，中央银行在发挥LLR职能时会逐渐严格起来。只要我国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金融系统运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流动性冲击，根据我们的模型，存款保险机构不应承担对LLR保险的责任，即存款保险机构应保持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旦在过渡期间，发生比较大的银行危机，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中央银行的LLR提供保险，“附属”于中央银行。我们经常听说的“保持存款保险机构对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真髓，应在此

三、基本结论和建议

随着银行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完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已势在必行。围绕着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组织形式设计问题的争论，作者借助RKS模型的不完全契约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存款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这与传统的定性讨论、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手段相比，存在相当程度上的不同。

中央银行的多目标性往往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央银行承担着稳定货币的职责，必须持续、适度地控制货币发行的规模和速度，维持货币在固定汇率下的可兑换性或者在浮动汇率下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承担的LLR职能，又使其在恐慌来临时，往往会被迫I临时性地放松或废除对货币发行的管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的发行。这样，在中央银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和应急性的LLR政策方面往往存在矛盾。作者据此提出一个判别存款保险机构是否独立于中央银行的标准，即存款保险机构是否对LLR提供保险。根据本文构造的模型，我们有以下基本结论：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对LLR保险，即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中央银行的附属机构，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时，容易表现得过度严格；因而当银行系统中流动性冲击不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独立于中央银行，当流动性冲击较大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附属于中央银行。对此，我们给出的经济学解释是：当预期问题银行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时，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过程中，面对较小的流动性冲击，损失有限，因而存款保险机构应独立于中央银行，在较大的流动性冲击面前，存款保险机构应附属于中央银行，既使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时严格起来，又支持其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根据模型的基本结论和实际国情，我们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提出自己的设想：存款保险基金应主要来源于投保金融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费，人民银行、财政部可投入一定数量的初始资金，在开始建立后的一个过渡期间内，可以建立一个特殊的资金通道筹措资金。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共同出资组建的存款保险机构，早期可附属于中央银行，这样其资信会得到保障，以确保过渡期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待经验积累丰富、老百姓风险意识增强，存款保险机构应逐渐独立出来，即使不脱离中央银行，也要类似国家外汇管理局那样，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当面对流动性冲击较小的时候，人民银行不可要求存款保险机构对LLR保险，但当面对较大的流动性冲击时，存款保险机构应主动对LLR提供保险。

要特别指出的是，Dewatripont和Tirole曾把公司融资理论应用到银行部门，研究了银行债务和股权的激励机制问题。在关闭银行所带来的风险性比银行继续经营的风险性更小的合理假设下，发现股东(存款人)将会更倾向于表现出过多的被动性(介入干预)。所以，当第一期银行经理行为良好时，股东应该被给予银行的控制权；相反，银行的控制权应转移到存款人手上。如果把这个结果与本文结合起来，我们的分析就会更加全面：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存款人不看好银行经理的表现。如果不大，就应该继续让股东拥有银行控制权，中央银行LLR不被保险，此时容忍股东的冒险行为成本不大；如果很大，就应该让存款人拥有银行控制权，中央银行LLR被保险，这样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险对象就是广大存款人，并且他们的行为是谨慎的。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观判断。

当然，本文模型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我们假定商业银行对流动性资产的投资是外生给定的，作为博弈的一方，这是它的决策变量，应在更一般的框架下，考虑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对其影响；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们的模型忽略了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作为LLR，中央银行在执行LLR职能时，一定会制定一个不同于本模型的惩罚性利率，它对存款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这些不足之处，也是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和作者今后努力探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