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05:21:12
女人都喜欢留下青春倩影，用“摄影”去泡女孩子的办法恐怕要追溯到摄影术诞生之初，至今也是屡试不爽，所以，张新学的“手段”不很“新”。倒霉的是他竟然赶上了“”，幸运的是这次遭遇让他这辈子“爱屋及乌”，成了个专业的人像摄影师。
那是发生在“”后期的一段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但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1972年3月，经过两年半黑土地的洗礼，我带着北大荒的风尘返回北京到某高校读书。
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活，我成熟了许多。这时，同系的一位女生闯入了我的视线，我们开始了“地下党”式的秘密接触。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没有，也不懂得缠绵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人与人之间，一切都显得那么纯洁无瑕，充满着“革命”的理智。
转眼间，又到了春意盎然的季节。我费尽心机借到一台没有调焦功能的老式简易照相机，拉上女友跑到楼顶平台上去照相。在明媚的阳光下，根本不会照相的我却有着极高的兴致，左一张，右一张，前一张，后一张，从不同角度拍下了她张张青春倩影。
回到屋里，女友坐在写字台前，窗户射进的光线勾勒出她优美的线条，姑娘身上焕发着青春的魅力。这时，我突发“奇想”，何不照张合影！
没有三脚架怎么办？于是，我用书本架起相机，上好自拍键。按下快门后，快速跑到女友身边。这时我的心在怦怦地乱跳，慌乱中，手臂搭在了她穿红毛衣的肩上，在自拍机的走动中，拍下了永生难忘的瞬间。
当心情平静下来后，突然想到有这种“不合时宜”的双人合影的胶卷怎么冲？到照相馆去冲会不会被抓住？真是照相的喜悦还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不会冲胶卷的苦恼。
我一咬牙，胶卷不冲了！可是这是和女朋友第一次的合影啊，不冲洗实在舍不得。思来想去，到大照相馆去冲，可能比较保险，那里每天冲很多胶卷，也许发现不了；又想到位于王府井的友谊照相馆，总给外国人冲胶卷，这样的底片可能没事儿。但仔细一想，不行！人家外国人是高鼻梁，我们的鼻子这么小，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后想到去一家小照相馆，没准儿能蒙混过去。
几天后，怀着急切而又不安的心情，从学校赶到照相馆，在门口转悠了半天没敢往里走。等到快下班时，觉得机会来了。我定定神，整整上衣，拉低了帽子，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柜台后面的人接过取像条看了一眼，马上对旁边的人说：“就是他！”转身进了后边。我的心猛然一紧，心想坏了。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身穿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估计是“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他劈头就问：“这是你的胶卷吗？”“里面照了什么镜头？”“在什么地方照的，是谁给你照的？！”我一一做了回答。他指着一张密度很低、不太清晰的双人合影厉声说道：“你照这样的像是低级趣味的，这样的像挂得出去吗？这样的像将给我们红色的下一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咄咄逼人的态度使我木然了，我连连点头“认错”。他接着说：“你必须把胶卷销毁，不然我们通知你单位党委来处理！”
他的一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但要受校纪处分，弄不好还要被赶出校门，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浑身冒汗，语无伦次地答应着回去毁掉胶卷。他说：“不行！你必须当众把它销毁。”
旁边有人递过一把剪刀，我擦了擦脸上的汗，将底片一剪为二，装进纸袋转身就走。那知他断喝一声：“不行！你不能走！你把底片剪成两半还可以复制，还可以流传。你必须把它剪碎，放在照相馆！”
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的头乱了，我的心凉了，我觉得我的灵魂好像不属于自己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剪一剪地剪碎了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位姑娘的合影，扔进了照相馆的纸篓。
这时，他指着墙上的镜框，以教训口吻说：“你看看革命群众是怎样照相的，”透过模糊的双眼，我看到照片中的人清一色绿军装、绿军帽，臂戴红袖章，手捧语录本，全部面向左。只是看到军帽下露出的“小刷子”才知道照片上有女的。
我带着莫大的屈辱，带着滴血的心，带着剩下的底片离开了照相馆。
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学任教。为了信念，每月我从几十天的工资中尽力节省一些钱。终于有一天，我花了87.5元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这相当于近3个月的工资）。于是，我开始用相机对准美丽的大自然，对准自己喜爱的一切，用胶片记录下对人生的感受。
经过多年努力，我走上了名人肖像摄影的道路。时至今日，我先后为陈景润、曹禺、侯宝林、刘白羽、王大珩等300多位文化、艺术、军界、政界、科技界名人拍摄肖像。
我的作品走进了中国美术馆，大量地出现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可以说是一次特别的摄影经历，书写了我的摄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