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学”的思考

国学之精粹在于儒学，而儒学之源头为孔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着力于批判“礼崩乐坏”的地域国家制度，缅怀三王之仁德及周礼之威严，他的思想，完成了国人文化道德心理的初步构建。

分析孔子学说，得先从儒学说起。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儒”字本写作“需”，乃是一种为民祈雨的巫师。而胡适先生则考证说，“儒”乃是一种主持祭祀的巫师。

孰真孰假，不妨结合儒者常谈之“礼”字来理解。

几乎所有学者都不否从，“儒”历来就是一种从事社会实务，具有较为出众的知识和思想的社会精英的总称。这也是决定了后代学者们继承孔学后的自觉走向。

孔子诞生于一个历史转型期，宗主氏族制度正在逐渐瓦解，地域国家制度的建立，所谓“礼崩乐坏”中的“礼乐”，指的是周公所建立的一套把上古及殷商各种礼仪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

历史要向前进，国家必将取代氏族。但孔子在这个历史转型过程中觉察到了伦理的崩溃，所以他极力倡导“礼”。“礼”以“仁”为本，“仁”以“孝悌”为核心，“孝悌”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范，是对父母兄长的一种无条件的认同和敬重。

这正是氏族社会的特征，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他只是力图恢复当年周公建立的全民讲“礼”的理想图景。

所以孔子的学说，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在对自己学说的推广中，孔子很讲究对“度”的把握。

这首先体现在对“神”与“无神”的把握：他说“祭神如神在”，似乎是认可有神的；又日“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好像又并不在乎和认可那所谓的“神”，将自己的观点模糊于有神无神之间。其次体现在“思辨”和“实践”关系的度的把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而思之，无益，不如学也”，这似乎就是后代宋明理学家们推崇的“知行合一”。再次是“宗教性”和“社会性”关系的度的把握：他一面强调个人的修身(宗教性)，说“克己复礼日仁”，深情夸赞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贤哉，回也”，同时却也重视人的社会功用(社会性)，他的学生子夏有一句话很能代表老师的见解，“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五十六岁为鲁国司空，一上任就大开杀戒，也是预备在仕途上有一番大作为的。正是这种“度”的适当把握，使得孔子学说温和而中庸，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败，成为中国传统人文心理的神圣源头。

孔子以“孝悌”为核心的“仁”本学说，又分解为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人格”之路，一条是“人道”之路。后学将这两条路分别冠之以“内圣”和“外王”的说法。

“人格”(内圣)一说，着重于超功利的个人绝对道德的培养。比如“温、良、恭、俭、让”，“不迁怒，不贰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学礼，无以立”，以及“非礼勿视”等，都是意欲引导人们努力完善自我，培养起高尚的人格。沿这条道走出的大家有孟子、子思，宋代的程、朱、张以及明代的王明阳等。

“人道”(外王)一说，着重于对社会性公德的培养及对礼仪教化的统治形式的倡导。孔子曰：“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的“畏大人”即是对君王的服从和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典型的“人道”理论。沿这条道路走出的大家有荀子，汉儒董仲舒，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代湖湘学派王船山、曾国藩等等。

总之，孔学就是一种发源于自然的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以“孝悌”为本的仁的心理，作为社会和人的基本伦理，一方面是先天存在，另一方面又得付诸社会实践的方式完成其目的：一是自我修养，二是公德约束。这也就是孔学的实存之本体，后代孟、荀、汉儒、宋儒皆以此为基础，合力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复杂结构，并有为数不少的仁人志士自觉投身社会工作，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命运的精英和建构中华文化的脊梁。

当然，脊梁也可衍化为软肋，诚如有些学者看到的，孔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希腊式的思辨，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孔学致力于建立一系列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后学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发挥下成为中国文化的枷锁，从而导致近代中国诸多苦难与悲剧。

但这不是孔学本身的悲剧，任何学说，都不可能超时空超地域永远闪光，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它，完善它，是后代学者的责任。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精髓，孔学在今天仍有其他文化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可是当今的文化舞台，毫无文化底蕴的80后作家的走红，“四星”(歌星、影星、球星、主持人)分外抢眼，“走光”、“畸恋”成为公众噱头……使得社会在浮躁功利的庸俗圈中，将孔学的光辉逐渐隐去，甚至有使其消灭于无形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华夏的悲剧!

拯救孔学，发展孔学，是中国文化界一道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指导教师　曾宪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