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的“门槛儿”

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

傅斯年治下的中研院史语所，最初就班底强大，遴选新人又极有原则。

时为1928年，清华国学院五位导师中，王国维已跳昆明湖自尽，梁启超因被协和医院“错割了腰子”(割了好肾，留了坏肾)，生命之灯即将熄灭。年轻的赵元任正准备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只有一个陈寅恪在勉力苦撑，整个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背景和满身霸气，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奢华班底

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傅斯年是北大国学门出身，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七年时间没有得到一张文凭。李济则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学界为之瞩目。

是年初冬，自国外访学归来的李济自香港下船，于中山大学访友时与傅斯年不期而遇。这是傅、李二人人生旅途中首次相见，却一见如故。傅对李说，原来在中大办的研究所聘请的都是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并且要以欧美派的西洋“海龟”为主，留学日本等地半土不洋的“海龟”不值一哂，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鼎力相助，并出任第三组——考古组主任云云。李济闻言，很高兴，从事新式田野考古工作一直是他的梦想。又兼，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自此，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

傅斯年的“人治”

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用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话说，傅是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一生所佩服之人也就蔡元培与胡适等少之又少的几位，其他人皆不放在眼里。但在具体事务和人事安排上，他又公开说过蔡和胡远没有自己有能力和有办法。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五十二周年，曾当过校长的傅斯年在演讲中，对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校长做了公开评点，并放言道：蒋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很多，“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而当年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他明确表示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而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

“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当时和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依赖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龟派”，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但这其中却包含了傅氏本人的性情、喜好与门户之见，其中尤以最后一项渊流深长。

要的是“新”人

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一年后，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扎，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郡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学问有新旧，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年四十八)欢迎之唯恐不及。”因为陈垣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惜乎陈垣终其一生，不曾人史语所，当然已是后话。

那些没能进入史语所的人

当年想进史语所的大有人在，马衡遭拒之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北大新潮社员、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曾毛遂自荐想到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界如何伟大等等。傅面对这位早年新潮社的同盟，眼皮未眨一下，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答复，当场将王世襄轰出门外，弄得粱思成灰头土脸，颜面大失。

不仅如此，即是堂堂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研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的毛汶；由函荐。再由蔡氏亲荐的昊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之“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辞。全部当作臭狗屎、不预流和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或震于傅氏的霸气，竟都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