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道(一)

晋商驼道，是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之一。是指萌芽于先秦、起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至少2000多年客观存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由占据独特的区位优势——亦即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晋商驼道说到底，源自以雁门关为标志的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经济互补，亦即先秦以来文献均记载的 “通商互市”。

我国有五大线路型文化遗产，即对外贸易有三大古商道——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对内运输有两大水陆路——京杭大运河、川陕古栈道。毋庸置疑，晋商驼道作为一种历史商业现象，是山西商人以中华儿女应有的使命感、责任心，无意中参加了营造古代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战略大格局——即中西部地区有丝绸之路、西南地区有茶马古道、贯穿全国有晋商驼道的伟大创新。

“晋商驼道”，是山西商人将古代中国的官道、驿道和自辟商道 “以珠串链”的系统工程，是对当时技术可达的各种交通线路和运输工具的综合运用——在江河湖泊用木船、纤夫，草原沙漠用骆驼，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鸡公车（独轮车），以及在平原地区用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无疑骆驼是其中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资料表明：晋商运货从大运河北上至徐州中转向西到陕州和从长江等北上至赊旗店中转到孟津或陕州，过黄河之前和过黄河之后均已主要用骆驼）。因此，掀起历史的帷幕，把晋商所开拓的漫漫古商道，称之“晋商驼道”为宜。

据笔者考证，晋商驼道大致可有“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之分，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从空中鸟瞰， “南三线”驼道和 “北三线”驼道，在全国呈“川”字形，正好象征和寓意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川流不息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动脉，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走廊和流动文化。

“南三线”：即东线（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丝绸驼道、中线（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为晋商瓷器驼道、西线（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茶叶驼道。

“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人所共知的 “走西口”，就是指晋商从雁门关走出内长城之后，便分为三路：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或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当年，著名晋商代县东章人王庭相（大盛魁大掌柜，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祁县乔家堡人乔致庸 （复盛号财东，生于1818年，卒于1907年） 等到蒙古、俄罗斯经商，走的是华北驼道。而荡气回肠的原生态情歌《走西口》所唱的内容，只不过仅是“北三线”晋商驼道上的一段小故事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晋商驼道上有“货物战争”，也有 “货币战争”。“南三线”与 “北三线”的关系是“南货北运，北货南运”，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 “南货北运，北钱南运”。首先，晋商不可能在千里迢迢的来回程中，只运丝绸、瓷器、茶叶、竹制品、桐油、猪鬃，将50%运力“放空趟”和“单边跑”，而不把南方及长城以南地区所需的牛马、皮革、呢绒、人参、鹿茸、香料、玉石、菜种、玻璃器皿等南运；其次，当时长城以北茫茫草原的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鞑靼、瓦剌、后金、朝鲜等各民族，每年能产多少金银给汉族商人啊？再者，一直储备金银并掌控铸币权的唐宋、明清等发行的铜币，历来被少数民族视为硬通货，在“互市”和贸易中，他们是宁舍牛马羊也不付“硬通货”尤其是金银的。

晋商和晋商驼道的发源地

古代中国是一个 “重士轻工，重农轻商”的社会，各行各业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所以，在史书、地方志、小说、诗歌、词赋、医典等等的记叙里，常常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极少论及商人。

尽管如此，对晋商在古代文献中却多有记载——如左丘明所著的周朝史书《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

汉朝《汉书》里，则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战国时的晋商猗顿，并说他是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的。其后，汉朝的王烈、隋唐的武士彟、五代后周的李彦蹑、宋代的张永德、明朝的张四教、王现、王瑶、薛缨、清代的范毓滨……都是史书中闪烁过的晋商身影。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史学家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连日本连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晋商是萌芽于先秦、起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即使从秦汉计算起，晋商和晋商驼道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换句话说，当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汇处和碰撞点的山西，出现第一支行商驼队时，其实晋商驼道也就开辟成形了，后来不过是逐渐延伸的更长和扩展的更广而已。

在这至少2000多年期间，最重要的是，到清朝时，晋商凭藉前期曾对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贩运和交易物资的特殊贡献，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山西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贸易和资金调度，并且插足于亚洲多数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以至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起日本大坂、神户、长崎和朝鲜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富汗、伊朗等，都留下了长于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或英语等与人交流的山西商人的足迹。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地理学家李希霍汾男爵，在其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如此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走西口”、“晋商驼道”，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涵义区别的三个概念。简单地说，“晋商”，可包括山西商人中的坐商、行商和财东（股东们）、管理层（掌柜等），但不包括外出打工者；“走西口”，可包括山西人走“北三线”的晋商中的部分行商以及外出打工者，但不包括走“南三线”晋商驼道者；“晋商驼道”，则包括走“南三线”和“北三线”的所有山西行商、经纪人、保镖和外出打工者，以及伴随的驼队、马帮、骡驴、车船、猎鹰、猎狗、信犬、信鸽等。换句话说，晋商驼道相当于现代经济中的供应链——顺向流动的是货物流、逆向流动的是资金流和双向流动的是信息流。

晋商驼道是历时2000多年的商业长征之路。山西是晋商和晋商驼道的发源地，可不等于各地区的山西人都经商。晋商，主要群聚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和物产丰富的10个县，亦即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和关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忻州、代州、崞县（今原平）、五台、定襄。其它地方，如雁北（雁门关以北）、晋西北和晋东南等，虽然也有“走西口”经商或打工、且有极少数成为富商者，但相对零散些。这个道理，跟徽商集中产生在皖南地区的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6个县一样，都是见贤思齐的“群聚效应”使然。

同拿破仑所讲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原理相似，这里便引申出一个问题，即“走天涯”的晋商驼道其实是台“职场离心机”，很快便可从动机和效果上，把三部分人“分离”开来：第一部分人是以“学而优则商”为世界观，而“走天涯”去“闯与创”谋巨商者——山西俗称“住地方”，亦即读书人携知识和资金到外地当行商兼坐商者；第二部分人是以“外出打工混口饭吃”为人生观，而“走天涯”做劳务卖苦力求活命者；第三部分人是以“现在——未来——现在”为价值观，而“走天涯”图生存、图发展者——山西俗称“学生意”，亦即文化低而天分高到外地干伙计升掌柜者。显然，真正成功的晋商大多出在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亦即有理想、有文化、有智慧、有胆魄、有毅力的创新者中间。

雁门关是重要的战略枢纽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在古代，雄居“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核心区域，由代州直接统辖的的雁门关，是“军旅”、“佛旅”和“商旅”三路交集穿行，由精锐部队严防死守的 “锁钥重镇”。也可以说，雁门关是晋商驼道上货币战争的前沿阵地。史料记载：西汉时，汉武帝就曾派遣一个名叫聂壹的代州晋商，以经商的名义由雁门关出发，到长城外匈奴的地盘“深度游”，又做行商生意，又当皇家间谍，进行军事侦察，不久汉军便对匈奴开始大规模征伐。

雁门关内森林遮天蔽日，雁门关外草原一望无际。关于雁门关的险峻，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朝武则天亲笔题写 “天险”二字；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严武曰：“雁门重关，山峦在焉，霞飞云举，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现代著名作家金庸则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形容道：“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

纵观历史，在必经雁门关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军旅”最盛；从唐朝开始，是“佛旅”为盛；在唐兴边贸和宋辽澶渊之盟之后，是“商旅”和“佛旅”、“军旅”同盛：

“军旅”——代州及雁门关既是战国李牧、秦朝蒙恬、西汉李左车、三国牵招、唐朝马三宝、薛仁贵和郭子仪、北宋潘美等的镇守地，又是西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进击匈奴、隋唐李世民和李靖抗击突厥、北宋杨家将血战契丹和明朝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等北征元军的根据地，也是闯王李自成借道代州北上大同直取京师覆灭明朝的出发地。当然，雁门关还是汉朝苏武出使、昭君出塞的政治和外交之路。

“佛旅”——当时蒙古、朝鲜、绥远、冀热、雁北、京津和东北地区络绎不绝的佛教僧侣及虔诚的信徒们，都是从雁门关进入长城至代州城，尔后沿河岸向东走15公里在显旺渡过滹沱河，先到被誉称“佛路明珠”——绿树掩映、流水潺潺和寺庙林立的正下社，在进香、打尖、投宿或购物之后，再南下经峨口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的。

“商旅”——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等和关南地区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等晋商，均经雁门关北上，或远赴西北直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或远赴东北直至朝鲜、俄罗斯，或远赴杀虎口、张家口、蒙古、俄罗斯。反过来，晋商从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采运的货物，也经雁门关南下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山西民谚素有“南绛（绛州）、北代（代州）”和“商埠经济多门路，财源如水流代州”的说法。对于代州及雁门关当时的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元末明初的大作家施耐庵在其名著《水浒传》中，曾描述道：“且说鲁智深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热闹，人烟辏集，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即使人们现在到雁门关考察和旅游，还能看到那厚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和足印，仿佛听到人喊马嘶、驼铃声声，不由地引起后人滴血的思考和创新的冲动。

时至今日，雁门关镇边祠前仍存有6通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石碑：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 《留芳百代》 碑、《修雁门关道路碑记》和宣统二年（1910年）秋月的一通残碑，以及《张家口布施碑》、《丰镇布施碑》、《太谷县布施碑》。碑上镌刻了来自河口镇、赊旗店、广武镇、丰镇、山阴、太谷、万全、多伦、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2700多家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商号名称。由此可见，雁门关作为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这些江西、河南、山西、河北和蒙古商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同时，还有一块更重要的历史物证，即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代州知州立于雁门关的关帝庙前门廊上的分道碑，晓谕士商军民人等：“雁门关北路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于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这通石碑的内容，是当时的官府鉴于往来于雁门关的商旅、军旅、佛旅太多，交通运输繁忙，人、车、驼、马填隘，在加修了第二条道路（复线）后所出的告示，现在已成了中国保存最早的道路交通法令文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