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的文学文本分析

摘要　《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关注的是阿富汗孩子们的苦难与拯救问题。阿富汗的孩子们承受着阿富汗的所有不幸和苦难，他们的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苦难是遭受到歧视和。而要实现对阿富汗孩子们的拯救，既需要对进行反抗，更需要阿富汗内部放弃民族歧视和教派斗争。风筝象征着阿富汗孩子们的希望。

关键词　歧视；；救赎；拯救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一鸣惊人之作。作者现于美国加州行医，是现今唯一一位用英文写作的阿富汗作家，《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于2003年6月在美国出版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成为法国读书会2006年度首选书。美国图书馆协会选书，获得法国《ELLE》读者票选年度最佳小说奖，作者也因这部小说获颁2006年联合国首届人道主义奖。

小说备受关注、好评如潮，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小说涉及30年来的中东政治，阿富汗这个国家本身又是新千年全球政治的焦点。这部小说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美丽的自然、质朴的人民、独特的传统、复杂的矛盾、战争的疮痍，构成了阿富汗的文化风情。但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感人作品，它将阿富汗遭受的苦难与个人赎罪过程中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在它所叙述的故事中包含着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正视阿富汗苦难的现实，了解和悲悯阿富汗人民，思考和寻求阿富汗的自由之路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一、歧视与一阿富汗的苦难

阿富汗人有过平静和美丽的的生活。但一切都改变了，随着民族歧视、教派冲突、苏联入侵、管制等一系列灾难降临，阿富汗人民陷入到不幸和苦难当中。阿富汗人民的苦难不仅仅在于物质上的贫穷，更在于他们的生命所承受的歧视和。而阿富汗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也都降临在阿富汗孩子们身上，遭受歧视和，是他们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哈桑、索拉博这些阿富汗孩子是阿富汗苦难的象征。小说《追风筝的人》就是从这些阿富汗孩子身上揭示阿富汗不幸和苦难根源的。

少年哈桑是民族歧视、教派冲突的受害者。

在阿富汗，普什图人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国语。普什图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哈扎拉人是什叶派。历史上，因为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普什图人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在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对他们大加杀戮，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烧毁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女人。

哈桑是哈扎拉人，阿米尔是普什图人，他俩从小一起玩耍，是一对好伙伴，却无法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除了阶级的鸿沟之外，民族歧视的阴影也笼罩在他们之间的友谊上。

哈桑对阿米尔十分忠诚，可以为阿米尔挺身而出，他说“为你千千万万遍”。可是，阿米尔却耳濡目染上社会上民族歧视思想，作为一个孩子，他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生活。比如，他听到人们管扎哈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有些邻居的小孩也这么叫哈桑。所以尽管阿米尔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自己早就意识到了“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所以忠诚的哈桑，得到的却是阿米尔的背叛：当哈桑遭遇到阿塞夫欺凌时，阿米尔却是袖手旁观，在关键时候背弃了他。

哈桑个人十分勇敢，却遭到阿塞夫的和。阿塞夫之所以向哈桑滋事寻衅，欺负哈桑，原因就只为哈桑是扎哈拉人，而他要做的就是清除他们，迫使他们返回到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哈扎拉贾特，那是哈扎拉人的聚居地，让他们“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尽管哈桑是一个英勇的少年，尽管他敢于反抗，甚至他手中还握有一只百发百中的弹弓――就像大卫战胜哥利亚时所持的弹弓一样，但在等级分明、民族歧视的意识根深蒂固的地方，他的反抗是如此势单力薄，注定是失败的。阿塞夫带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凶残地挥向哈桑；阿塞夫恃强凌弱对哈桑进行肉体的；阿塞夫犯下罪行却仍能够衣冠楚楚地出入上流社会。从阿塞夫身上，展现出民族歧视的邪恶和反人道。最后哈桑不得不返回哈扎拉贾特，后来又被塔里班枪杀。哈桑就像一只无辜的羔羊，成为民族歧视的牺牲品。

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比起父亲的少年时代，其境遇更加凄惨。此时的阿富汗在的野蛮统治之下，他们大量屠杀哈扎拉人，民族歧视更加残酷，杀戮无从避免，恐惧无所不在。索拉博在父母双亡之后，先是被送进了孤儿院，后又落入成为成员的阿塞夫之手，成为阿塞夫泄愤的工具，被迫涂脂抹粉跳舞供人取乐。被猥亵、被当作玩弄、如同生活在地狱里面。

索拉博保留了父亲传给他的弹弓，并且靠它逃出了阿塞夫的魔爪。但是从根本上，他无法保护自己，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虽然被暂时解救下来，却时时担心重新回到孤儿院，重新落到塔里班手中，甚至为此而绝望自杀。最终，索拉博被阿米尔带往美国，但是过去生活的噩梦仍旧笼罩着他，曾有过的黑暗并没有烟消云散，他有着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沉默。索拉博虽生犹死，他是无辜受难的阿富汗孩子典型。

与西方崇高风格的悲剧含义不同，东方的悲剧是悲惨的、悲哀的，但它同样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首先，哈桑和索拉博的悲剧命运，是对灭绝人性的歧视和的控诉，孩子的无辜受难，唤醒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良知去思考这一问题，即：对人的歧视和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并没有伴随人类的进步而消失，而且也并非仅存于阿富汗。正像张承志在《四十年的卢沟桥》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种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其次，哈桑和索拉博的悲剧命运，迫使人去寻求改变现实的途径。在《追风筝的人》中，面对世界中的罪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像哈桑、索拉博那样，尽管力量微弱，仍然奋起反抗；有的人，像卡莫、瓦里他们那样，因为无知，助纣为虐；有的人，像阿米尔那样，因为懦弱，袖手旁观。小说肯定了哈桑、索拉博的反抗，谴责了阿塞夫、卡莫的邪恶，而对阿米尔所代表的、占人口大部分的普什图人应该做些什么，小说描绘出了一条道路，这是一条赎罪和拯救的道路，是一条痛苦和漫长的救赎之路。

二、赎罪与拯救一阿富汗的希望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我”――阿米尔，是一个阿富汗普什图富家子弟，因少年时发生的一件事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不仅是“我”儿时玩耍的伙伴，还是当“我”受到欺负时挺身而出保护“我”的人，是为了“我”而无私付出一切的人，他突出的品质就是勇敢和忠诚。当“我”时被阿塞夫欺负时，是哈桑用弹弓解救了我，可是当哈桑遭到阿塞夫等人的时，“我”亲眼目睹了哈桑遭到的全过 程却弃置不顾，选择了逃避。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良心不安，懦弱、自私的“我”甚至又栽赃哈桑，将他赶出家门。1975年冬天所发生的这个事件，无疑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它意味着背叛。这是一个关于背叛与救赎的故事。

阿米尔的背叛既有深层的个人动机，也有明显的社会原因。从个人动机方面看，由于他是一个体格孱弱、性格懦弱的孩子，感到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因此十分嫉恨父亲对哈桑表现出来的爱，甚至希望将哈桑赶走，独占父亲的恩宠。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他是一个普什图子弟，受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等级观念和民族歧视思想影响，他并没有把哈桑当作真正的朋友看待。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失去了祖国的阿富汗人，迫于苏联人的歧视和不得不逃亡，他们躲藏在令人窒息的油罐车中，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在逃亡途中，阿米尔亲眼目睹了一件事：在一个检查站，一名俄国士兵为所欲为，他看中了一名阿富汗普什图妇女，提出了无理要求，倘得不到满足便要随意杀人。这一事件意味着：包括阿米尔在内的普什图人也被赶出了家门，也遭受到了歧视和的威胁。遭受到同样的苦难之后，阿米尔的思想才会发生转变。

许多年过去了，阿米尔长大并在美国过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移民生活，但一直无法获得良心的平安。往事仍然影响着他的人生。他之所以能够不顾人们的非议，娶索拉雅为妻，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罪过并不比名誉扫地的索拉雅的过失更轻。他之所以能平静地接受自己婚后无子的现实，是因为他把这看作是对对自己过去罪过的惩罚。他想：“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阿米尔的罪恶感说明他良心未泯，这是他以后走上救赎之路的基础和前提。

朋友拉辛汉在弥留之际打来的电话，将阿米尔召唤回到了阿富汗。拉辛汉还披露出哈桑竟然是阿米尔的弟弟，是阿米尔的父亲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了仆人的妻子所生。阿米尔这才意识到，除了自己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还有父亲未偿的孽债，他和父亲都背叛了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的人。因此，到危险的喀布尔去，找到并救出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既是阿米尔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阿米尔为自己和父亲赎罪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像拉辛汉所说的那样：“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阿米尔由此开始走上了他的救赎之路。

小说描绘的救赎之路就是将自责转变为行动，把歉疚变成善行。施舍街上的穷人，修建恤孤院，把钱给需要的朋友，曾经是阿米尔的父亲自我救赎的方式。现在阿米尔要做的就是不顾自己的家庭、妻子、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去卡布尔解救出索拉博。阿米尔这样做了，虽然为此，他被的阿塞夫打得体无完肤，“但心病已愈”，并且最终战胜了邪恶救出了索拉博，既拯救索拉博，拯救了自己。

小说结尾部分，阿米尔与索拉博一起放飞起风筝，似乎又回到了小说开头部分阿米尔与哈桑一起放飞风筝：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普什图人，一个是哈扎拉人，他们是有着一个父亲的兄弟，高高飞起的风筝是阿富汗孩子的希望。这寓意着：阿富汗的不同民族只有像兄弟一样团结，放弃种族歧视和宗教纷争，共同反抗暴力，才会有阿富汗孩子的和未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