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何以发生?

精神分析与非精神分析各有所长，这两者之间的互补很重要。没有哪种理论是绝对的真理，每种理论都像是打在黑暗中那未知物上的一束光，更多不同的光束让我们的视界更加接近清晰。

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历史与实践

罗凤礼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暴力，何以发生？这是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棘手的难题。梳理西方心理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的是，各理论流派争执的焦点仍在于――暴力之发生，究竟是源于人，还是情境？

在《历史与心灵》一书中，罗凤礼先生对由西方心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西方心理史学进行了评介。作者高度评价了作为西方心理史学开山鼻祖的弗洛伊德，认为由其所创立、后继者所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在过去、今天以及未来都将在西方心理史学中占主导地位。也正因为此，作者将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理论即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统称为非精神分析理论。而书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便是精神分析理论和非精神分析理论对纳粹暴行截然不同的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

暴力源自本能和童年创伤

在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早期探究中，很多学者把目光聚焦在个体身上，并未看到情境或环境的巨大作用。作为西方心理学“第一大思潮”的精神分析理论走的就是个体心理学的路线，即使其对群体心理的分析也不过是个体心理理论的翻版。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也被称作心理分析理论或深蕴心理学，主要用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力比多”本能解释人的心理与行为。弗洛伊德晚年将“力比多”本能扩展为“生本能”与“死本能”，“死本能”是指一切生物衰老、死亡、最终回归无机界的自然趋势，它有两个表现：指向内就是自虐、自杀等对自己的攻击，指向外就是对外界客体的攻击和破坏，即暴力行为，也称作攻击行为或侵犯行为。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死本能是仇恨和攻击的心理动力，个体在童年遭受的创伤以及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使人受到挫折，但被压抑到无意识中，这种心理能量向外宣泄时，侵犯行为就发生了。

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彼得•洛温伯格继承弗氏的衣钵，将研究视角从个体童年创伤拓展为一个群体的童年创伤。洛温伯格的《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一文可谓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洛温伯格搜集了大量的史料，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指出，这些纳粹的追随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处于童年，由于父亲打仗、母亲做工而缺乏父爱与母爱，于是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这就成为纳粹青年这一人群的“固结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使他们回归到童年创伤的“固结点”，“这一固结点的特征是狂怒、施虐狂及对在外父母（尤其是父亲）的防御性的理想化。这些要素使得这个同龄人群特别容易接受在其意识形态中利用投射和移位的群众运动。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年龄群体的人成了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的年轻的德国选民。”

相信这样的分析会让很多人拍案叫绝，精神分析擅长揭示不为人知的秘密，看上去深邃迷人。二战之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纳粹集中营的德国军官是怎样残忍杀害1200万犹太人的，他们怎么下得了手？沉睡的反犹太教复活的说法让人感觉太过简单，广为世人接受的解释是归罪于德国人的“权威人格”，德国人国民性的最大特点就是严谨、服从命令。而精神分析理论另辟蹊径，其对纳粹青年集体心理创伤的剖析，超越了对德国的宗教、道德、国民性的讨论，交上了魅力无穷的心理学答卷。

今天看来，百年前精神分析理论对个体受挫与安全感缺失的分析都不过时。个体的受挫最终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种挫折感在社会层面往往来自于某些情况下财富分配、个人权利的不公正，其实质是一种相对剥夺感，而安全感缺失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一些公正的诉求难以实现。内心有安全感的人更倾向于宽容，而受挫与安全感的缺失，无论它是否源于本能，但确实往往导致攻击的意向和行为，这种攻击可以是部分绝望的底层民众的报复社会，也更多体现为一些隐性的暴力、无缘无故的怒火，即心理学中的易激惹状态，如弥漫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暴戾之气。因此，当社会向着更公平、让人更有安全感、弱者受到更多尊重和保护的方向迈进时，暴戾将更多为宽容、和谐所替代。

精神分析理论的超强解释力让人叹服，然而也有其局限。正如心理史学家哈维•阿谢尔在《非精神分析方法对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探讨》中所质疑的，似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有创伤；追随希特勒是治愈创伤的唯一途径。”然而本能不能解释一切行为，童年创伤也不是万能钥匙。由创伤、内心冲突引发的死本能，并不能解释人的全部行为，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动物性，而是社会性。作为“社会动物”，其行为不可避免要受到来自他人、群体等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情境力量之大有时候让人身不由己。

群体的情境：

无法跳下失控的列车

心理学对群体的研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西方心理学的源头，科学心理之父冯特除了研究人的意识，同时提出在个体心理之外，还存在着群体心理，并在晚年潜心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19世纪末，法国的群众心理学研究成果卓著，勒庞最早对群体心理做了精致而深入的分析。

人在群体中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敏锐地指出，群体中的人们很容易为某种信仰而慷慨赴义，同时也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群体影响的实质在于个体理性的丧失。那些平日里安静而守法的公民一旦进入人群，就像被施了催眠术，原有的道德约束消失，被集体情绪所感染，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因为难以抗拒的原始冲动而产生越轨暴力行为。勒庞不仅深描了这种现象还剖析了原因，他将这种无意识的原始冲动归因为“出自本能的欲望”和“种族的先天禀性”，不难看出，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以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都是汲取了勒庞的思想。勒庞还进一步指出，个体“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个人在群体中的“去个性化”和匿名状态，是越轨另一重要原因。失去个性的匿名导致责任扩散与法不责众，个体为暴行所承担的责任在群体中被自然消解，灾难性结果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勒庞同时强调了群体的易受暗示和情绪易被传染的特性。这一理论或许为20世纪许多暴力群众运动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提供了某种心理学的注脚。令人悲哀的是，希特勒作为勒庞的跟随者，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钳制民众的心理机制，发动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暴行。正如法国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所说，希特勒是勒庞的跟随者，“《我的奋斗》的一个特点就是紧紧追随勒庞的推理力逻辑”。但是，也有学者如哈维•阿谢尔指出，勒庞对群体的这种分析对短暂的暴徒行动有效，“但就纳粹德国而言，我们关心的是解释领袖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即便如此，勒庞对群体心理的解析仍不失深刻。它为球迷闹事、暴力抗法等短暂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提供了较具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诠释了今天网络匿名状态下何以充斥各种话语暴力。

简单说，勒庞的群体心理学至少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中，当列车载着一群失去理智的民众滑向人性的深渊时，很少有人选择跳下这辆失控的列车。

服从的情境：

“你是谁”不如“你在哪”

抛开群体，即使是单独的他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个人的行为，权威者尤其具有这种力量。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许多发现令世人震惊：情境竟然具有超乎想象的力量，往往导致个体抛弃独处时所坚守的道德与良知底线。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史上的第二大思潮，不满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局限，于20世纪初异军突起，并统治美国及世界心理学长达半个世纪，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不是由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黑匣子一样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一言以蔽之，人格（你是谁）不如环境（你在哪）来得重要。而对权威这种情境的研究堪称社会心理学史上的经典。

人们出于对权威者的服从会走多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1961年，米尔格拉姆作为耶鲁大学年轻的心理学助教设计并完成了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服从实验。在实验中，当权威者命令被试向他人实施电击以惩罚其学习中的错误，并告知他们不必对后果承担责任时，高达65%的被试都这样做了，哪怕电压升到400伏并听到对方的挣扎惨叫直至濒死的无声。当然，被试并不知道被电击者是实验助手，那台电击器也是假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史上最著名最令人震撼的实验向世人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杀人者及施暴者不一定是残忍冷酷、丧尽天良的坏人，可能只是一个温良的普通人，在权威命令的情境中，服从让他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只要所处环境需要，许多正常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显然，在人类暴力行为的背后，存在一个情境陷阱，往往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人类的服从倾向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通常可以抵消个人的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心。

哈维•阿谢尔在《非精神分析方法对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探讨》一文中指出，许多德国人之所以服从希特勒，“不是因为他们同情他的思想，不是因为他对群众施了催眠术，也不是因为他另立了宗教。他们不是坏人或邪恶之徒，不是注定要被德国的过去所决定的，也没有陷于集体创伤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毋宁说，他们服从他是出于很平常的理由，即像米尔格拉姆的发现所暗示的那样，对大部分人个人来说，不服从权威是很困难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因为服从而伤害、杀害他人的或个体或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并非偶然，它贯穿了人类已往的历史。

羽毛与手枪：

情境中的暴力榜样

早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米勒和多拉德，用实验验证精神分析理论中挫折与侵犯的关系，认为挫折与侵犯是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有挫折必有侵犯，侵犯一定是由挫折引发的。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全部侵犯行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受挫后都会出现暴力。后来的学者伯克威茨同样用实验法修正了这一理论，在他的实验中，看到手枪后的被试比看到羽毛球以后的被试在受挫后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伯克威茨指出，个体受挫只是一个前提条件，最终是否会引发侵犯行为，关键要看在受挫后情境中有无侵犯线索的存在，这种侵犯线索可以是枪、刀等攻击工具，也可以是人内部头脑的一些侵犯想法和认知。伯克威茨曾说：“手指不仅扣动扳机，扳机也会带动手指。”这就是著名的“武器效应”，情境再次成为暴力魔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后来的社会学习理论大师阿尔伯特•班杜拉认为，米勒、多拉德以及伯克威茨的解释过于简单了，挫折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比他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1961年无疑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不寻常的一年。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进行服从实验的同时，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另一个心理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波比娃娃”实验。在实验中，被试儿童被分为两组，先让两组儿童看到一些玩具，但后来拿走一些玩具，使儿童受挫，发现之前观看过成人摔打波比娃娃的那些儿童比没有看到这种榜样的儿童较多地表现出与成人相同或相似的攻击行为。实验得出结论，儿童的攻击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榜样的行为而学会的。班杜拉将这一原理推论到成人，个体观察他人的暴力行为，尤其是这种暴力行为未受到惩罚、得到了认可、甚至奖励，就会增加其暴力行为出现的概率。

在《非精神分析方法对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探讨》一文中，哈维•阿谢尔应用行为主义的社会学习理论分析纳粹暴行，认为许多德国人跟随纳粹不是出于热忱的信仰、性格缺陷、无意识的依从或仅仅是服从权威，而是对纳粹当权人物态度和行为的模仿，而这种行为得到了元首及其随从的肯定和鼓励。“新的行为，例如去进行侵略或否定理性，都是学习来的。”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被广泛重视之后，美国电视暴力得到很好的管理，儿童不会轻易看到电视上的暴力。而报纸、电子游戏、电脑游戏、因特网等媒体中的暴力，也需慎重处理，美国国会多年来举行各种听证会来减少媒体暴力，而这一切在中国显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电视、报纸等媒体对一些恶性事件的报道，在不自觉地充当榜样。比如2010年连续发生的数起闯入幼儿园砍人事件，以及富士康员工的十连跳自杀事件（自杀是另一种暴力，是指向自己的暴力）。系列案件的发生，其中不能忽视观察、模仿和学习的成分。

对暴力的认知解码

人是环境的被动承受者吗？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纠正了早期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新行为主义的奖惩决定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班杜拉属于温和的行为主义者，社会学习理论也是一种整合理论，是环境、行为及个体内部诸因素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或者说是一种个体、情境双因素论，其中已经可以看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受计算机信息加工科学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对环境的知觉、组织以及解释，会影响其对社会情境的反应，这种解释过程就是社会认知。对暴力行为而言，那就是，暴力的产生以及持续，依赖于人们对暴力的主观解释，就像计算机对信息的解码一样，信息的解码显然比信息本身更重要。这显然是一种个体因素论。

哈维•阿谢尔在《非精神分析方法对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探讨》中，也谈到了认知不协调理论的运用。由认知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人的认知有一致性的特点，当认知出现不协调时会产生心理的紧张，紧张的结果往往就是导致对现实的一种歪曲解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一些德国人所认识的犹太人的特点与希特勒所宣传的模式并不一致，就会造成心理的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认知策略发挥作用，或者忽略这个信息，或者宣称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犹太人是全部犹太人中的例外，或者，将犹太人的“聪明”和具有“经商才能”解码为“狡猾”和“剥削”，于是希特勒的模式得以保持下来，认知协调了，内心的紧张得以消除。可以说，人的这一自我辩护的本性，让暴力得以持续。

《历史与心灵》一书以对纳粹暴行的不同心理学解释为实例，展现了精神分析以及非精神分析，即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等迥异的研究视角。我们无法说哪种理论流派更具解释力，对人的行为，单纯从个体或情境都无法全面解读。也正如罗凤礼先生指出的，精神分析与非精神分析各有所长，这两者之间的互补很重要。没有哪种理论是绝对的真理，每种理论都像是打在黑暗中那未知物上的一束光，更多不同的光束让我们的视界更加接近清晰。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应用社会学系（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