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第一指挥人

1949年，在筹备开国大典的紧张时刻，受命组织、指挥军乐队员第一次练习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试奏、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演奏，被誉为“《国歌》第一指挥人”的军乐指挥家，是来自河北省青县的张则恭。

解放入伍进晋察冀军区军乐队

张则恭，1905年4月出生在青县流河镇南孙庄。1923年4月，在军阀卢永祥部第四师军乐队当上了一名乐兵；至1927年，转在军阀孙传芳部第十师军乐队吹号。1930年12月，张则恭在军第一师军乐队当军乐上士、助教、队副，负责训练、指挥乐队。1943年3月，张则恭在军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部军乐队和第三十六军军乐队当队长。1945年3月，在军第三军军乐队任队长。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在清风店全歼嫡系第三军主力，俘军长罗历戎，包括张则恭在内的军乐队队员亦被俘。战后，聂荣臻在前线指挥部接见了被俘的罗历戎。对这支军乐队，聂荣臻叮嘱尽快收容。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罗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全了军乐队员。经过组织上调查政审，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10多人，组建晋察冀军区军乐队。张则恭被解放入伍，负责乐队的教学、训练工作。

1948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安国县（今安国市）孝敬村召开会议。罗浪宣布晋察冀军区军乐队正式成立，任务是“鼓壮军威，活跃军队”，并发给46名队员每人一件乐器。

铜管乐器是一件比较难掌握的吹奏乐器，其难度在于音质和音准两个关键问题。对于大部分军乐队队员来说，第一道难关是识谱，然后就是奏乐、合练等等。只有教不好的教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张则恭坚信，乐队的水平主要看教官。在管乐队训练中，张则恭同其他教官们一道将正确的演奏方法贯穿在合奏训练的始终，从而保证了演奏质量。

这支军乐队经过集中改造，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回到人民怀抱的张则恭担任教官后，异常感激和兴奋，工作起来非常认真而积极。十几天后，军乐队开始练习，第一首曲子是罗浪、张则恭改编配器的《八路军军歌》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进行曲》、现在的《中国人民军歌》，而后还有晨耕编创的《骑兵进行曲》、《英雄赞》和王建忠编曲的《王二法参加了野战军》等曲目。

1948年春节刚过，军乐队到达平山县一个山村集训。活动大体是每天早晨出操、练习队列、爬山锻炼等；上午前两个小时由晨耕上政治课，讲战争形势等；后两个小时和下午，由罗浪、王建忠、张则恭讲识谱、吹奏和音乐理论等；晚上由罗浪和夫人高英教识字、学文化，再召开班务会、生活会等，每天搞总结、找差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举办文艺晚会。当时，军乐队被安排第一个出场演奏。他们演奏了《进行曲》、《骑兵进行曲》、《英雄赞》3首乐曲。台下坐着的、任弼时、徐特立、聂荣臻等首长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天晚上，张则恭和军乐队的队员们兴奋得谁也没有睡好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中旬，张则恭和军乐队员们从石家庄坐汽车到涿州，换乘火车于晚饭前抵达北平前门车站，来到护国寺。

6月份，军乐队搬到东城区西总布胡同和华北军区文工团合并。张则恭和军乐队员们经常深入基层慰问演出，并继续担负司礼任务，如共青团、妇联、总工会、派召开代表大会，还有“七一”、“七七”纪念大会等。

七一纪念大会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会上，张则恭与队员们第一次见到了主席。当时，欢呼的群众请求讲话。挥了挥手，喊出了“同志们万岁”的口号。紧隔几天，在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大会上，张则恭与军乐队队员又一次见到了、等中央首长。

首次指挥演练《国歌》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于是组织了一支联合军乐团，由晋察冀军区70多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张则恭被委以指挥重任。

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8月份，张则恭与100多名军乐团员驻到北苑营房，配合受阅部队进行配乐训练。

联合军乐团与受阅部队配合训练到9月19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抽调一部分乐手回原驻地西总布胡同。其他队员继续配合部队训练。第二天一大早，罗浪队长发给张则恭与队员们每人一套绿军装、配有“八一”帽徽的大檐帽、新皮带和翻毛皮鞋。高兴之余，张则恭与队员们感到这一定是要去执行重要任务。果然不出所料，21日上午，上级命令他们当天下午到中南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奏乐。

当晚6时许，军乐队员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小院里列队迎接中央首长。

快7时了，军乐队高奏《东方红》。、、李济深、沈钧儒等中央领导人缓步走进灯火通明的怀仁堂大厅。出席会议的代表、来宾近千人。当起身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政协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军乐队在大会主席台的左边奏起了《中国人民进行曲》，整个大厅笼罩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

会场休息时，专门来到军乐队前向大家问候。队员们争相与握手。亲切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啦！”“你们参加开国大典演奏吗？”“参加！”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诙谐地说：“到时候可就看你们的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国歌的演奏无疑是开国大典军乐演奏的核心。军乐团早就对可能成为国歌的《东方红》、《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等进行了充分的演练。

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公布了确定下来的代国歌、国旗、国徽等。代国歌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但是，28日这天，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的布置工作并联系军乐团等事项的张致祥部长，因紧张忙乱，竟忘了通知罗浪演奏之事。一直到29日天快黑了，张致祥打电话问罗浪，演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准备得怎么样了，罗浪如梦方醒。罗浪不好意思埋怨忙得顾此失彼的张致祥，只得组织张则恭等人连夜进行了代国歌的配器与和声。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30日就要举行政协第一届会议闭幕式了，军乐队要当场演奏代国歌。当天上午，罗浪委托乐队指挥张则恭负责组织队员赶紧练习、演奏。张立即组织吴光锐等人绘谱，并由自己负责最后的校对。因考虑排练仓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然后迅速发给每个队员一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此时，距离政协召开闭幕式，试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仅有几个小时。

深谙乐理和管乐演奏、为人热情平和的张则恭，在备受鼓舞、备感荣幸之余，也备感肩上的担子更重，手中的指挥棒的分量更重。心潮彭湃，热血沸腾的队员们，熟悉乐谱，奏响乐器，分队练习、合奏，全队练习、合奏。伴随着张则恭手中的指挥棒，一遍、两遍，三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们竭力将激昂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演奏得更加壮观、恢弘。

在城外忙于大典事务已来不及赶回的罗浪，给张则恭打来电话，询问《国歌》的演奏情况。张则恭进行了扼要汇报。罗浪一直对比自己大16岁的张则恭非常尊重，对他的缜密十分敬佩，对他负责的工作也十分放心。于是，罗浪说：“我就着电话，听您指挥队员们演奏《国歌》吧。”奏毕，电话中传来了罗浪兴奋的声音：“好，很好！”

此段佳话流传至今。在笔者2006年12月5日采访原军乐团员、军乐团团史的编撰者之一刘锦棠时，得知七八年前，刘锦棠与罗浪座谈军乐团团史时，针对《报》刊登《〈国歌〉第一指挥人――××》的报道，罗浪曾对刘锦棠说：“‘《国歌》第一指挥人’不是他（指××），也不是我，而是张则恭。”为此事，刘锦棠曾专门致函《报》，以证其实。

第一次指挥试奏《国歌》

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曾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赞同。9月30日下午5点左右，等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央，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张则恭带领40人的军乐队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奠基礼奏乐。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仪式上，代表主席团致词。全体代表脱帽默哀，军乐队奏乐。张则恭指挥军乐队，演奏了由罗浪编配创作的《哀乐》。《纵横》杂志1999年第10期发表了罗浪的署名文章中记载：“9月30日下午，队员们擦号、检查着装，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同日，军乐队派40人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哀乐演奏由张则恭指挥。”

宣读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随后，各位首席代表随着一道执锨铲土，以表达崇敬先烈之情。

奠基礼结束后，代表们返回政协会议会场。军乐队队员也回到中南海怀仁堂会场一侧，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闭幕式。

与会的代表们听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结果。当大会主持人宣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会场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万岁，达数分钟之久。若不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张则恭与年轻的军乐队队员早就欢呼雀跃了。

致闭幕词之后，闭幕式以军乐队试奏《义勇军进行曲》为结束。在奏乐时，主席台上悬起国旗。全体代表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起立鼓掌，长久不息。

2002年7月出版社出版《军乐礼赞――中国人民军乐团建团50周年光辉历程回忆录选编》一书中，刘锦棠发表《军乐春秋》一文：“30日清晨交乐队抄谱练习，下午张则恭带队在政协闭幕式上做了试奏。开国典礼时罗浪指挥联合军乐团进行了国歌的正式演奏。”2006年12月5日，刘锦棠再次向笔者表示，“张则恭不仅指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的哀乐，也指挥政协闭幕式代《国歌》的试奏。”

担任开国大典上军乐团分指挥

令人难忘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军乐团团员们起床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洗漱完毕，团员们吃饭后整装，把衣服角拽了又拽；帽子正了又正；翻毛皮鞋是新的，但刷了又刷。午时，联合军乐团团员们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3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由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部参加。

检查完毕，联合军乐团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忠等率领，分两队入列。一中队由分指挥张则恭带队，相比较而言，这一队的队员技术水平较高；二中队由分指挥张仁辅带队，队员文化水平较高些。联合军乐团于14时准时进入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联合军乐团面向天安门城楼。军乐团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张则恭作为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于轨道前。

总指挥罗浪手戴白手套，站在专门设置的指挥台上，指挥台两侧靠后有两个分指挥。东边是张则恭，带领的是一中队；西边是张仁辅，带领的是二中队。两个分指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罗浪。罗浪则盯着天安门城楼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张致祥发出的信号。

一般军乐队不设分指挥，因为20个人的排面如果成一直线，两头的乐手就看不见中间的指挥动作，所以，不得不多设一层指挥机构。

开国大典列队受阅的联合军乐团一共196人，横排20人，纵排有10排。最后一个排面16人。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当时只是由于乐器组成关系，最后一排低音乐器音量较大，所以不足20人。鼓队排在第1排，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团员们按肩距1米、行距1米半立正站好，个个仪表端庄，军姿挺拔。

联合军乐团全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乐器，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从选曲到为参加分列式的各兵种、军种提供音乐效果以及为整个庆祝大会烘托气氛的任务，不能不被视为一个奇迹。

在联合军乐团两侧是受阅部队中的步兵方队，国旗杆后是群众代表方队。

14时50分，驱车赶至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等开国元勋们从西头马道拾级而上，就在登上最后一步台阶的一瞬间，站在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部宣传部长张致祥迅速转身冲着罗浪，将事先约好的信号――挥动手上戴着的白手套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表示让罗浪指挥奏乐。罗浪迅即举起右臂，张则恭与张仁辅两个分指挥的红色指挥棒也被牵动了。霎时间，军乐团奏响了《东方红》。此刻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那魁梧的身影。待《东方红》一曲奏完3遍，正好稳稳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天安门前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15时整，典礼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典开始。

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上深深地望了一眼，高亢的声音如同春雷一般在天安门广场回荡，传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

按照预定的程序，林伯渠宣布“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但只提到“升国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歌”。罗浪的手臂已经举在空中准备开始了，可是没有听到“奏国歌”，罗浪愣了几秒钟后，心想不管说没说，国歌也得开始演奏了。随着罗浪和张则恭、张仁辅两个分指挥有力挥动着的指挥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正式奏响在天安门广场。国歌声中，按动了控制升旗的电钮，象征着胜利和尊严的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几十万人的目光中冉冉升起。军乐团演奏了3遍《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高高升到旗杆顶端。伴随着奏国歌、升国旗，28响礼炮齐鸣。

下午4时左右，检阅式完毕，便是分列式。聂荣臻司令员站在指挥车上引导。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队，从东向西入场，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从主席台前的白玉桥边走过。这时候，人山人海、红旗飘舞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团演奏的《中国人民进行曲》等乐曲，和着震撼大地的雄壮步伐在天地间回荡。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身穿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紧接着的是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分队的战士们踏着军乐团演奏的《中国人民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队伍相继隆隆地开过来了。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空军的战机一批又一批呼啸着飞过天安门上空，军乐队又奏响了《航空兵进行曲》。飞机的轰鸣声刚过，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英姿飒飒的骑兵师队伍，军马的毛色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兵们身着草绿军装，握枪挎刀，威风凛凛；1900多匹战马以6路纵队前进，急风骤雨般的马蹄声与军乐声交织在一起，引起了阵阵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联合军乐团员们心中涌动着喜悦和自豪，满腔的激情化作了昂扬铿锵、激荡人心的旋律。

晚6时左右，军乐团跟随最后一支受阅方队，在罗浪指挥的引导下，联合军乐团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奏着激昂的军乐，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到敬礼线，军乐团奏《中国人民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忠执旗指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等中央领导频频招手致意，广场上的群众更是欢呼雀跃。军乐团到西三座门奏乐毕。全部阅兵结束。这时军乐团由西三座门南侧以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联合军乐团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等。到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三座门时，为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团就停止了演奏。

几十首歌曲的演奏变换，作为罗浪、张则恭等乐队指挥是怎么处理的呢?乐队指挥背对着团员，怎么告诉团员们该奏哪一支曲子呢?喊是不可能。乐队指挥早已有了经验，他们把这些曲子编上号，1、2、3、4，该奏哪首曲子了，就伸几个指头，很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开国大典给张则恭与联合军乐团的团员们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壮丽图景，也为我军的军乐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筹建中国人民军乐团

新中国成立后，张则恭被提拔为华北军区军乐队副队长，继续负责训练并指挥乐队。此时，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司礼任务是比较繁忙的。迎接外国元首、大使递交国书、国内重要会议以及重要的庆典活动等，都是由军乐队担任奏乐任务。

1950年军乐队更换了国产乐器。10月张则恭荣任为华北军区军乐大队副大队长，负责业务工作，训练乐队并经常指挥乐队完成国家各项大典交给的任务。

《军乐礼赞》一书中，原军乐团负责人朱为流撰文：“1951年初，经管平同志推荐，我又被调到刚组建的华北军区军乐（大）队任政治协理员。王建中同志任（大）队长，但没有到职。队里业务由张则恭同志负责。不久，中央军委要求组建一个千人以上的军乐团，担任迎来送往国外宾客、‘十一’国庆大阅兵、‘五一’游行活动和平时重大活动的礼仪演奏任务。”

由于各军区军乐队的发展，使参加国庆盛礼的联合军乐团达到了500人。在筹备建国一周年的庆典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总参谋长聂荣臻开始亲自筹建中国人民军乐团。

1951年10月1日，当张则恭与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城楼接受中央领导检阅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眼前500人的军乐团，对身边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说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应该成立一个千人军乐团。”

1952年3月，张则恭在军委总政治部军乐大队任副大队长、军乐指导处副主任，并负责拟定乐队训练计划并指导训练，仍然负责乐队指挥。

5月，张则恭担负了军乐团的筹建工作。军乐团扩编到1至6个大队，1000多人，从各军区选录了一大批乐手，绝大部分乐手要经过张则恭审查、挑选。还选调成立了百人女子军鼓队和管弦乐队等。为人热情、谦和而又认真负责的张则恭，在选录时，与每个选手逐个谈话，谈喜好，看手形，听乐感，看牙齿，并注意听取队员的工作选择和意见，经过反复协商，帮助队员选择好乐器。连同新队员的帮带对象也一并考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军乐团团员们回忆起当年的领导张则恭，还异常兴奋，又十分感激。兴奋的是，张则恭根据他们唇、指、舌、齿等自然条件和音乐天赋选择了乐器，使音乐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感激的是，张则恭根据他们的演奏情况，及时而合理地选择了教员，也选择了他们的音乐道路。因此，这一大批队员进步相当快速。5月份入队，7月1日就能演奏《东方红》等乐曲了，而成为日后的军乐团团员，乃至著名的军乐手、歌唱家等。

1952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军乐队吸收全军各大军区的优秀乐手，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军乐团”，号称千人乐团。当时全团几乎没有专业教员，因此张则恭所担负的教学工作十分紧张、繁忙。张则恭采取能者为师，以高带低、以老带新的方法，抽出业务水平高的队员建起教员组，对全团乐手进行专业训练。尤其是更换了从捷克进口的成套乐器，张则恭带领教员们和老队员们加紧对新学员的选拔、培训、乐器的适应与熟悉等繁重的业务工作，提高了军乐团整体业务水平。随着军乐团的扩编，最高达到1500人。

由于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和“左”的路线的冲击，党中央决定，凡在人民队伍中的原连以上的干部，一律转业。1955年6月，军乐团领导在充分肯定张则恭的军乐艺术成就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同时，无奈与其洒泪惜别。张则恭转业到太原市做文化工作。1962年10月上级批准张则恭退职还乡。

一向与世无争的张则恭回到家乡青县南孙庄，一心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帮助组建了一支民间乐队，后发展成为业余文艺宣传队，在他手把手地教授下，宣传队编排了很多文艺节目，参加公社调演，为群众服务。十年浩劫中，张则恭难逃厄运，除了皮肉之苦，还有心理伤害，摧残毁灭了一个军乐指挥家的音乐才能。

远离了军乐，远离了艺术，张则恭抑郁难消，义愤难平，于1980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含冤而去。

当国歌、军歌等名曲的军乐声奏响时，请记住一个名字――张则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