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丁玲小说中的出走模式

【前言】探析丁玲小说中的出走模式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一、这三篇小说虽在出走这一大的主题上“革命与恋爱”是一致性的，但是细微之处也存在不同 纵观三篇小说，丁玲受到左翼文学思想革命文学的影响，与之前创作的非常突出的“自我小说”或“心理小说”的风格相比，这三篇小说有着一种相当自觉地“历史”意识。意在于描写...

摘 要： “出走”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模式，它是集合了“家”、现代的恋爱观念、出走人物的符号性以及文本的叙述声音等因素的。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使其发生现代性质变，一起表现着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现象。丁玲向左转型时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出走形象也颇值得研究。

关键词：革命恋爱 出走 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75-01

出走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多次被作家们提及，成为一个文学母题。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当时文坛的女作家丁玲，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采用这“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创作了《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这三篇小说标志着丁玲创作转变的开始，是丁玲“向左转”的过渡期作品。这些小说在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的同时，又表现了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冲突、矛盾的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痛苦抉择，并且关注革命时代个体的生存状况，探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而小说均以三位主人公的出走完结，其中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其实，细看在丁玲笔下曾多次谈到主人公出走的情况，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梦珂和莎菲都是从“父亲的家”出走的。而丁玲这三篇小说中的出走模式与以前的出走是有所区别的，这里的出走，更多强调的是“丈夫的家”，同时也更多地是在描摹革命与恋爱的不合调和的出走。然而搞清楚这一出走现象必不可少的要谈论到当时“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潮流小说。

一、这三篇小说虽在出走这一大的主题上“革命与恋爱”是一致性的，但是细微之处也存在不同

纵观三篇小说，丁玲受到左翼文学思想革命文学的影响，与之前创作的非常突出的“自我小说”或“心理小说”的风格相比，这三篇小说有着一种相当自觉地“历史”意识。意在于描写在新环境新条件下知识分子在革命和恋爱的转变和苦闷。

虽然这三篇小说均是“光赤的公式”，然而作者毅然决然抛弃了以往只关注女性心理苦闷，欲望压抑的狭小空间，迈入了更大的范围，主人公有男性介入，在女性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单一的，女性上不仅出现新女性形象，更有积极的革命女性和也有最后步入自我阶级的旧式女性。例如《韦护》丁玲更多关注的是韦护这个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不论是在未遇到丽嘉之前，没有爱情牵绊，热情关注革命文坛的韦护，还是遇到丽嘉陷入革命与恋爱中挣扎，而最后经过思想斗争离家出走的韦护。这是革命者自觉地出走。在《1930年春上海》之一中丁玲关注的更多是女性的个人价值及个人选择的问题。在之一中，美琳从开始对丈夫的崇拜，到接触若泉的革命思想与外界的情况，到呼喊出：“你老把我当小孩”这是反抗的开始，她也知道：她一住在他这里，便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思想上开始转变。”最终，“她是不甘再闲住了，她本能的需要活动，他要到人群中去，了解社会，为社会劳动，她生来就不是一个能幽居的人。”得到自我人生的价值和社会定位，成为一个全新的革命新女性。这是女性自觉走向革命，走向大众的出走。

二、出走模式形成的原因

丁玲的创作风格因其始终未抛弃的政治理想而不断变化，从早期作为满怀五四精神的热血青年关注女性解放，到30年代为了政治理想放弃女性立场，再到延安时期初期女性意识被压抑后的强烈反弹，这是丁玲女性立场的最后坚持，最终她选择了主流意识形态，放弃了女性立场，她的创作淡化了女性意识的自觉成份，张扬了女性意识的客观成份，女性意识统一于情绪高扬的革命激情，进入了女性意识“无性化”的写作时代。

1.意识形态特点的促成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中国社会进入了以阶级斗争获得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不仅人的思考中心发生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对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1930年左右，左翼文学思想成为主潮流，“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恋爱+革命”主题的作品。丁玲紧跟时代步伐从无意识的写作转向有意识并且是阶级意识的写作的作家。她理念预设中依循革命战胜爱情的叙事原则，然而潜意识里却仍然保留了审视男性政治的性别化立场。韦护和美琳的留信出走，望微回信的诀别这种叙事模式都是革命者战胜爱情的表现。而在同时丽嘉对革命者的态度：“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仁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得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也就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从女性的视角看她们不反对革命，然而革命也不仅仅是个空虚的名词，是需要现实的基础和实践的魄力的。玛丽的愿意回到自己的阶级中仍旧过着自己原来享受的生活。这从两位女性的语言中再次审视了男性和革命。

2.个人经历的影响

丁玲在写作刚刚陷入危机之时，也正是与她共同生活的胡也频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工作之时。此时她已从两年前的无名的热情诗人的妻子变成了革命者的妻子，不久之后又成了革命烈士的遗孀，在其受到丈夫思想的影响下，加上痛失丈夫的不幸，她更加看清社会现实，革命的重要性及其革命和爱情关系下的阻碍。要想获得和谐美满的爱情一定要获得社会的解放，而要获得生活的解放目前必须得压制自己的爱情，于是就有了《韦护》中韦护为了革命而舍弃了爱自己和自己也爱的丽嘉。《1930年春上海之二》中望微对于玛丽的决绝。

3.女性作家内在危机，探寻写作出路的结果

直到1929年4月丁玲写完《日》为止，丁玲描写的女性走的是一条自我保护的反抗之路，此时其笔下主人公的处境，与丁玲有相似之处，毫无意识形态的庇护而是选择孤独来自我保护并进行反抗。从1929年底到1930年短短的时间内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笔触，转向时代大潮，变成一个客观冷静的左翼现实主义者。而这种女性的消失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女性立场与大众立场的如果不是相互对立，至少也是不可兼顾的相关联的。这就要求作家们如果还依然立足与自己狭小的自我空间而不走出去的话，将很难立足。于是有了其笔下的革命者的出走。

参考文献

[1]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年7月第一版

[2]何满仓《名家精品阅读之旅丁玲小说》[]吉林外史出版社 长春 2006年6月第一版

[3]傅光明《感悟名家经典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京华出版社 北京 2005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