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民办高等学校的教育捐赠

摘 要：辛亥革命以来，民国时期的公立教育一直饱受着冲击和摧残。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涌动，民族工商业企业的自由发展为国人投资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私人兴学办校达到高潮。来自社会各界的教育捐赠俨然成为民国时期民办高校兴旺发展的重要经费支柱。在民办高等学校教育捐赠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教育捐赠形式及其所获效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而对当今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教育捐赠；民国；民办学校；高等教育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达和政府对捐资兴学的褒奖，民国时期的教育捐赠风气得到良好推广，推动了近代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的教育捐赠主要由团体组织（基金会、校董会等）或私人（境外资本家、国内富商、官僚军阀、政界学者、海外华侨等）对社会教育机构（国人自办的民办高等学校和教会学校）提供资金或实物的资助。

一、背景

（一）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捐赠提供物质保障

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政治动荡、民力柔靡，政府将教育经费作军费所需，常常拖欠教师的薪金，公立学校已无法给学校提供安稳的教育机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经费短缺的现实阻碍下，政府更无力资助私人办学。随着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和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民间集聚了一大批资本主义者,民办高等学校在夹缝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包括国人自主开办的民办高等学校和教会学校。国人自办的民办高校的经费主要依靠私人或团体的无偿捐助，校董事会、校友会和募款委员会也是其筹措形式之一。除国人自办的学校外，教会学校也因受治外法权保护，给学生提供了相对高质量的教育和留学的机会，同时也开创了我国女学之先风，成为我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教育经费除了传教士所属国家的差会提供的资金和学费外，国内外的社会团体及个人捐赠也是另一笔极其重要的来源。在中西书院之大书院的建校款项中就曾表述到：“均西国善士共助, 洋六万一千零十三元八角, 劝募中国官绅富商, 乐助洋一千四百零四元。”[1]

由于民办高校经费自筹的特点，更是突显了这一时期捐资捐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近代中国民办高等学校也随之逐步得到了发展壮大。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大中小学调查录》显示，1935年上海市民办高等学校占公私立学校总数的76.2%，从1929到1935年间，上海市民办职业学校数量占公私立职业学校总数百分比分别为96.%（1929年）、72.7%（1931年）、94.8%（1935年）。[2]在《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1876-1920年）》中可以看到教会学校学生的数量亦逐年增长，从1876年的5975到1920年高达245049之多。[3]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办学校教育经费中的捐收入总额占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总额的49.80%，且在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的教育经费中的捐助款收入占到78.3%（参见表1）。

（二）政府为民办高等学校的教育捐赠提供政策保证

为弥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民国政府延续清制对社会力量捐资兴学提出了诸多奖励政令，积极鼓励私人或团体筹措教育经费。早在1912年，蔡元培于《向参议员宣布政见之演说》中就提出“私立学校，务提倡而维持之”。《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颁布后，先后进行了多次修定。各地方政府也对褒奖条款作了更为细致的明文规定，如《上海市捐资兴学褒奖规程》、《湖南省褒奖捐资兴学暂行条例》等。[4]民国政府对捐赠者的褒奖主要在名誉上予以褒扬，授予奖章、奖状或匾额。自条例颁布后，各地屡现因兴学办校而获褒奖的事例。如1912年6月，平泉州绅士门缙荣、建平县绅士杨荫棠等人就因捐资兴学而获批准予建坊或奖给匾额；1915年5月，教育部呈“江苏故绅蔡印辰概捐巨资，广设小学，遵例请给特将，以资鼓励”[5]。条例的颁布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力量捐资兴学的热情。据统计，自1929年至1938年，捐资兴学的人数达约636人，捐资总数达32317735元。[6]

二、形式

（一）民办高等学校校董事会的积极筹措

校董事会是民办高校最高的管理机构，由设立者聘请若干人而组成，主要职责是选聘校长、筹集经费、监管学校资金的使用。团体成员由官僚政客、工商巨子、教育学者等组成。1913年，复旦公学董事会聘请李登辉为校长，他在复旦公学人数增加后，亲赴南洋筹得建设校舍的第一批达15万元的资金。南开大学董事会包括一些政界、学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如范源濂、蒋梦麟、孙子文、陶孟、胡适、范旭东等。[7]在校董影响下，南开成立之初曾获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万元的资助，天津化工制造厂家也对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实施了大力资助，以及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坤捐赠了15万元开办矿科，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和时任币制局总裁周自齐都曾对南开大学捐赠。[8]校董兼商界名人卢木斋亦于1927年捐款10万元，捐书6万余卷，兴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1931~1934年，南开大学的社会筹得款目占整个南开教育经费总数的29.8%，属社会捐赠方面最为成功的高校之一。其中，张学良捐助银元20万元，以及江苏督军李秀山出于对严修和张伯苓的敬佩，将其遗产的1／4约50万元(实收到10万元)作为学校发展永久基金。[9]被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夏大学也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校董成员，如吴雅晖、马君武等。官僚及交通部长王伯群在校开办之初捐资2000元；荣升校长后，他又为扩大学校规模于1930年捐白银6.7万两，折合银元11万多元。王伯群在任期间，利用他显赫的地位和广阔的人脉为社会各界对大夏大学的捐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人孙科、何应钦，权贵人势黄金荣、杜月奎，以及荣氏家族等都曾大力捐助。[10]

民国时期，军阀官僚成为民间资本的最大拥有者，为了政治利益常以热忠教育事业为名纷纷成为校董会成员，参与捐资助学的建设。据统计，军阀官员对南开大学总共捐助150多万大洋。校董张伯苓为筹集教育资金在各种权贵中左右逢源，得到众多军政要员或工商企业的慷慨解囊，如李纯、阎锡山、黎元洪、徐世昌、周自齐、靳云鹏等。例如1923年至1924年，、段祺瑞、冯玉祥分别为燕京大学捐赠5000元、3000元、7000元，以及孙传芳捐2万美元于燕京大学建设，更有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低价卖亩地作为燕京大学校区，且把购地款的1／3捐出作为奖学金。[11]1934年，司徒雷登发起的“百万基金”募捐运动，亦得益于孔祥熙、段祺瑞等燕京大学董事在第一年就筹得23万元的社会捐赠。

（二）国内外基金会对民办高等学校的捐赠

20世纪初，美国一大批垄断资本家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聚集着大量财富，相继成立了慈善基金会。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外有文化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国内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谭真工厂、南阳兄弟烟草等，都对民国时期的民办高等学校做出了巨大贡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3年开始对南开大学大量资助，在南开大学成立前十年曾捐助14．5万元，于1923年起对其捐资于建筑设备、理科及经济学院的日常经费。在1923-1934年间共捐款344437元，其中，1923年对科学馆建造等的捐款高达125000元。[12]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也对燕京大学资助基金50万元，使协和医院开设了医科的基础课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专司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美国庚子赔款使用事宜，南开大学就因校长张伯苓在该会任职而获得该基金会的资助达16.5万元。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28年开始对东北问题研究会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进行大量资助，如南开成立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就获得该学会的资助。另外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34年对南开大学捐资2万元作为购置算学系设备。[13]1931年，协和医院来自捐赠的资金占整个经费的92.2%。武昌中华达到88.9%，齐鲁大学占77.3%、燕京大学占66.2%，震旦大学占72.1%。[14]此外，1919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民众学校（平民半日学校），免费招收贫困儿童，并于1931年获得美国女青年会捐赠的一块方圆5亩地基作为建校资金。[15]

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下，成为这一时期获得境外基金会或资本家捐赠最多的教会学校。司徒自任期开始连续十次赴美，向各垄断资本家和基金会为高校筹款集资。他于1924年筹得250余万元，两年后，又获150万元基金和100余万元的建筑费和设备费。1926年，他更以私人名义举行募捐，筹得社会各界捐赠五万元来修建宿舍，而后与美国著名慈善机构和财团建立了长久的联系。[16]1928年，燕京大学又因与哈佛大学合办“哈佛—燕京学社”而获美国霍尔基金会640万美元的资助。至1936年，霍尔基金会的捐赠占燕京大学预算的31％，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占其预算的21％。1936~1937年间，燕京大学的预算费用为21.5万美元，其中14%来自教会，55%来自美国私人或基金会捐赠，10%来自国内私人或官方。[17]由孔祥熙创办的铭贤教会学校也一直深受美国制铝业资本家查理·马丁·霍尔的资助，欧洲柏林大学学生基金会也曾捐赠75万美金作为其办学基金，学校每年可获得3万多美金的利息用以聘请优秀教师及其他设备用途，同时基金会将所收取会费的一半（将近1万美金）捐给铭贤学校。[18]

（三）私人捐赠力量成为民办高校发展的中流砥柱

首先，富商大贾或政坛政客逐步成为民办高校的重要捐赠力量，他们一开始将资产投身于工商业，后出于个人利益，如提高声誉或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益，开始对教育事业广施善举。他们或直接捐资给民办高校，或自主投资兴建学校。1902年，宁波商人叶澄忠在浦东捐资开办了上海澄忠学堂；两年后，巨商杨斯盛也筹资创办了上海浦东中学；实业家张謇，以捐赠企业红利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并先后创办了南通纺织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女子师范等十余所教育机构。此外，许多政客也积极参与了教育捐赠事业。1913年，孙武创办中央法政专门学校，不仅自己办学，同时也捐资给其他著名学校；南洋劝募公债总理汤寿逝世前也曾立遗言：捐资20万银元于浙江省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19]

其次，海外华侨和传教士们为促进民办高等学校的顺利发展而尽力各方筹集款项。如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一生倾资兴学，他于1915年将南洋的不动产（胶园7000亩，房产地皮150多万平英尺）捐赠给集美学校作为永久基金。[20]自1919年起，他捐赠了400多万银元为建设厦门大学校园，同时他对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大力捐资。1961年，陈嘉庚逝世时将国内存款300多万元全部捐于文教事业，被评价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21]据泉州文史资料记载，培元学校的经费除一部分由英国教会捐助外, 其余大部分的建筑费和设备费等都由海外华侨捐助。除了以印刷品进行宣传外，传教士们还发表演讲并开展募捐活动。查尔士主教于1901年4月的一天之内就为东吴大学筹集到财物合计达5万美元。[22]1925年，罗马教皇以私人名义捐资十万里拉作为辅仁大学的开办费，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负责，并从美国筹集到基金116万美元。[23]

最后，名噪一时的教育家或热忠教育人士倡导下的教育捐赠亦不胜枚举。如复旦公学创始人马相伯，靠自己的坚持不懈，努力向地方督抚和社会绅士筹集到了办学经费，并解决了场所的问题。1906年，留学生姚洪业为筹措中国公学的创办经费，不惜以跳江来企图号召社会力量来共同扶助学校，后得到了海内外私人和社会团体的响应，其中两江总督端方每月由江南藩库拨银1000两，并以每年1.2万两资助公学。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一生自奉俭约，酷嗜藏书，向浙江图书馆捐赠了其所有藏书和著述手稿等。此外，一批思想先进的女性们也贡献了特殊力量，她们大多积极筹资创办女学或担任女学堂的教习。譬如，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吴芝瑛母女就曾捐献家产兴办女学，宁波节妇丁庄氏捐助民田五十亩及存息洋七千余元作兴学经费，杭州贞文女学校长惠馨割臂以号召社会捐资，四川的罗澄因兴办女学而劳累致死。[24]

除了资金，私人捐赠形式还包括图书、设备、亩地等。譬如，苏杭两地的官员就通过赠送礼物来支持教会学校的工作开展。[25]1927年李兴臣给南开捐赠图书318箱，价值50万元，同年何庆成捐地32.77亩。自1930年秋，天津警备司令部在傅作义在任期间，将小站千顷营田租金划拨给南开大学。[26]1931年11月,浙江大学教授章嵚遗属捐赠其藏书20613册；庄泽宣于1934年捐赠其先祖庄守斋兰味轩遗书27箱；第二年杭州孙君木又捐赠其父孙峻寿松堂遗藏600余种、2000余册,包括《武林坊巷志》等珍贵手稿。[27]登州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曾于1879年获得社会热心人士捐赠的发电机和天文望远镜，作为教学仪器投入使用。[28]1907年，在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号召下的基金会为同济德文医学堂筹集到了一批价值8万马克的医科书籍和新式外科手术器械。[29]

三、对当代教育捐赠的启示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的民国国情下，民办高等学校能在夹缝中得到繁荣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社会各界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思潮影响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下踊跃投身于民办高等教育中，作为民办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教育捐赠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时也对我国当代的教育捐赠事业有所启示。

首先，归功于一大批文化素养高、品行高尚，且积极献身于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楷模，如张伯苓、马相伯、司徒雷登等。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振兴需要教育，或以传播捐赠思想来洗涤国人心灵，或以实际行动来改良教育现状，着实对教育捐赠事业的良性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他们多方筹集教育资金的努力下，使少数国内官僚资本家和国外财团手上的资金纷纷用于我国人才培养所需。被称为“化缘和尚”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常言：“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不过我总是乐观的……缺乏经费，绝不能阻止南开之开展。”[30]像这样热衷于民办高教事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正是当代教育捐赠发展所需的中坚力量。

其次，学校良好的管理模式和灵活的筹资策略稳定了教育捐赠的长效发展。民国时期的民办高校通过严谨的办学制度、和谐的领导组织等来提升学校的声誉，加强高校间的竞争力，为学校教育资金的筹措做好软性准备。作为民办高校最高管理团体的校董事会在社会富足阶层和上下级管理部门之间游刃有余，依靠其自身力量获得社会各界的经济资助，免受教育主管部门的干涉，从而大力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最后，学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使民办高校在获得教育捐赠之下得到长足发展。部分民办高校开设热门专业，像法律、会计、商贸等，例如张謇开办的南通纺织学校就大量培养了自己大生纱厂的技术人员。此外，由南开与君安证券等公司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联合办学就是学校与社会、地方政府三方联合办学的典型；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和经济学院的开办不仅获得实业界的大量捐赠，且解决了许多科研实际问题。民办高校始终坚持通过教学、科研、图书或仪器设备的环境改善中来提升教学质量，吸引海内外基金会、宗教差会、企业及私人等多方渠道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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