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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在中国古代，主要从事记录历史、编写史书工作。商周时期，史官的作用以及地位均十分突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由于可靠的文献记载不多且很零散，虽《周礼》一书有较详尽记载，但其终为后人所作，并不全是西周历史真实的反映，故需求之于西周铜器铭文资料，这是我们研究西周史官建制的前提。
依据金文资料，西周王朝的史官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为主外的太史类史官，另一类是主内的以尹氏为首的内史官类史官。需要指出的是，东汉郑玄在《周礼・春官宗伯・太史》下注云：“太史，史官之长。”即以太史为所有史官之长，而内史既然亦为史官，按其说，自然亦属太史统辖，然《周礼》将内史、太史分置，且太史秩次仅为下大夫，而内史却为中大夫，内史岂能在太史之下，归太史统辖?郑玄的说法明显与《周礼》相违背。而证之于文献与金文资料，太史和内史明显是相区分的，并没有谁统辖谁的意思。如《尚书・酒诰》说：“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太史友、内史友相分列，“友”为僚属、下属之义，如《师奎父鼎》铭云：“用司乃父官友”(《集成》2813)，就是管理其父之僚属的意思：又如《师訇簋》铭云：“师以乃友，捍吾王身”(《集成》4342)，就是王命师訇率其部属以护卫周王之义，故而太史友、内史友就是太史的僚属、内史的僚属的意思，二者明显是相互并列而独立的史官群体。又再如《鬲比盈》铭云：“令小臣成友逆旅口、内史无够、太史旗曰……”(《集成》4466)，内史、太史相并列，且内史被列于太史之前，地位反较太史为高，内史自然不会是太史属员，内史与太史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史官群体，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史官体系。
另外，金文中常出现单称“史”的情况，如史年、史颂等。徐宗元先生以为，“金文之史，盖即太史之简称，或为诸史之简称。”(徐宗元：《金文中所见官名考》，《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2期)而具体如何简称，其言未详。按《蔡簋》铭文中有“史先”，《谏簋》铭文作“内史先”，而《扬簋》铭文作“内史史先”，其皆为一人，是知所谓的“内史某”，全称为“内史史某”，简称或通称则为“史某”。而内史掌册命，是知出现在册命金文中执册或宣册的史官“史某”者，当为内史某之省称，或为内史类史官之通称。不过在其他一些非册命金文中，亦常见有称“史某”的史官，其中当有太史之属，故不可一概而论。
太史，金文作大史，如《太史》铭云：“太史作尊彝。”(《集成》9809)太史一职亦见于殷卜辞，如《卜辞通纂》778片甲文有“大史”，大史既以“大”名之，是以示其与普通史官相别，当为非内史类史官之长，故地位尊崇，西周金文中有公大史之称，即公太史，如《作册(鬼+虎)卣》铭云：“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集成》5432)，“公”作为生称，当是对王朝执政卿士或德高望重的长老的尊称，太史前冠以尊称“公”字，固然突显卣铭中这位太史当是王朝长老级人物，但也同时反映出太史为崇职，绝非一般官吏。太史一职，许兆昌先生证说：“由于制定历法的需要，太史应主要居于丰京从事观测天象的事务。”(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而制定历法，颁行朔政，正是太史的主外之责。另外祭祀、会盟、出师、丧事等，太史皆要亲临，同时，太史作为史官，还须记录历史，管理文字，并从事一定的占卜活动等，这些也都是太史的主外之责，而这也与主掌册命事宜的内史类史官相区别。太史之属，当为非内史类史官，依据西周铭文载，当有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绥史等。
内史一职，最早见于康王时的《井侯簋》，于殷卜辞中不见，是知其当为西周所置，内史之长称内史尹或内史尹氏，或单称尹氏，亦或简称为“尹”。如《膳夫克盈》铭云：“王令尹氏友史趋典膳夫克田人”(《集成》4465)，“友”为部属、僚属之义，而内史类官员可通称为史某，史(走+金)即为尹氏之友，自当为其下属。又如《史兽鼎》铭云：“尹令史兽立功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功于尹”(《集成》2778)，尹即尹氏，铭文中尹对史兽命令自当为其长。而《甲组兴钟》铭文则云：“兴日：丕显高祖、亚祖、文考，克明(氏+十)心，胥尹叙(氏+十)威仪，用辟先王，兴不敢弗帅型祖考，秉明德，恪夙夕佐尹氏。”(《集成》247)前文的尹即后文的尹氏，兴乃微氏家族之后，于周世为史官，其先祖中就有微史、作册折、史墙明确为史官，由“胥尹”、“佐尹氏”之言可知，尹氏为其长，而尹氏一职又常出现在册命金文中，如《师察簋》：“王呼尹氏册命师察”(《集成》4254)，是知尹氏为内史类史官之长。内史类史官主掌册命，这在金文中是十分常见的：
如称尹氏者，《克鼎》：“王呼尹氏册命膳夫克”(《集成》2836)；
或称尹者，《申簋盖》：“王命尹册命申”(《集成》4267)；
或称命尹者，《伊簋》：“王呼命尹封册命伊”(《集成》4287)；
或称内史尹氏者，《楚簋》：“内史尹氏册命楚”(《集成》4246)；
或称内史尹者，《元年师兑簋》：“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集成》4274)；
或称作册尹者，《师晨鼎》：“王呼作册尹册命师晨”(《集成》2817)；
或称内史者，《牧簋》：“王呼内史吴册命牧”(《集成》4343)；
或称作册内史者，《师俞簋盖》：“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俞”(《集成》4277)；
或称作命内史者，《利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命利”(《集成》2804)；
或单称史者，《望簋》：“王呼史年册命望”(《集成》4272)。
以上共计有十种出现在西周册命金文中主掌册命的史官，奇怪的是，有作册尹而独无作册一职。按作册一职承袭殷商而来，主要见于西周初期铭文，文献中亦有作册逸、作册毕公等有关作册一职的记载，而到了西周后期却几近消殆，仅存作册尹一称出现在册命金文中。而内史一职康王时期才出现，在西周中后期大量见于铜器铭文，名称各异，主掌册命，作册一职可能在西周中后期已渐变为内史之属。内史类史官之长称内史或内史尹氏，亦可省称为尹或尹氏，其下为作册尹与内史或内史史，作册尹为作册内史与作命内史之上司，故可简称为命尹，而作册内史或作命内史又为“作册”之全称，故册命金文中不见有作册，只不过是因为作册既已变为内史类史官，故亦要加冠以内史之名，以全名出现罢了。
内史类史官于西周时期主掌册命，伴王左右，其长官更是曾一度执秉朝政，即使到了春秋时期，尹氏仍有作为王朝执政卿士的记载，足见尹氏一职之显赫。
总之，在西周时期，主外的太史类史官群体，与执掌册命的内史类史官，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史官体系，在西周王朝内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