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的转变

[摘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将维护社会稳定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维稳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那种刚性的维稳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花钱买不来长久的真正的稳定,反而还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才可能真正维护稳定。

[关键词]稳定;维稳机制;;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59-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共有十多处对维护稳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并将维稳与党建工作内在的联系在一起,阐明维护社会稳定,既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并着重强调了维护稳定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提出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履行好维护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等等。这些论述无疑表明党中央将稳定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和层次。

之所以如此强调稳定问题,正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应当说,维护稳定是政府的应尽之责,近年来我国从上到下对社会稳定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及各部门为了维稳花费了大量心思、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了诸多敏感期的社会平安稳定。但维稳工作在当前矛盾凸显期正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张力之中:一方面,稳定变得脆弱,维稳压力日增,政府公民关系紧张;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敏感点越来越多、社会“燃点”越来越低、动辄出现的现实,政府对稳定问题似乎也越来越焦虑。要摆脱这一困境,维稳必须从当前的刚性转向韧性维稳,从制度机制建设上着手,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才是治本之策。

一、僵硬的刚性的稳定观带来的问题和弊端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现象是:一边是政府不惜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维稳”,一边“民怨”犹存。我国逐年上升。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发生的总体上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从1997年开始更大幅度上升。1994年为约1万起,1995年为1.1万起,1996年为1.2万起,1997年上升为3.7万起。2001年为4.3万起;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1]2008年更是高发之年,以瓮安事件为代表。基于2008年社会冲突事件数量明显上升的形势,在2009年初,《望》杂志发表文章断言:“2009年将是高发年。”为应对突发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机构,不断加大人力与装备投入。然而,2009年过去了,这一势头未得到有效遏制。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10年《社会蓝皮书》认为,2009年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特别是石首事件震惊全国,影响之大、危害之深,付出的代价之高,都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记忆。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我们现在维稳体制和机制的反思,对稳定压倒一切提出质疑,对一些地方政府花钱买稳定的做法进行反思:花钱到底能否买来真正的、长久的稳定?僵硬的刚性维稳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1.刚性的维稳致使维稳成本高居不下,增加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

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增长27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幅达140倍,近年来更是年均增长23%。2003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巨额的行政成本挤占了民生工程,加重了老百性负担。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频发,尤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致使我国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所谓维稳成本,就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为了维护稳定而采取特殊的行政手段付出的成本。“维稳成本”任何国家都有,但尽管如此,它在不同的国家却有大小多少之别。由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同时我们又未能很好地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的正确方略,因之其所付出的“维稳成本”尤其的高。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 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为此遭致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该地区捉襟见肘了。很多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较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专业巡逻人员工资的发放。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安的投入,却是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的现象也很普遍。天价“维稳成本”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2.刚性维稳恶化干群关系,有损政府公信力

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不可遏制。如果体制内渠道不畅通,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而每一次法外解决、特殊处理,都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作为,更加把其他当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决、特殊处理之途。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随着改革深入推进、社会加速转型,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矛盾冲突呈高发频发态势,相伴而来的问题令基层干部十分头疼。面对高居不下的难题,一些地方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举措,诸如“人盯人”、陪吃喝,办学习班等,“花钱买稳定”成了较为普遍的选择。许多地方政府都将与维稳挂钩,形成了“上访=不稳定”的思维定势。不少地方苛求基层“不能出事”,不发生,无大规模上访,无人进京上访就叫“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一些地方只要辖区内发生“进京上访”、“非正常上访”事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就被一票否决。一票否决制的“高压”,使得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哄住”、“截住”、“吓住”、“管住”上访人,不让其越级上访。有些地方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还采取诸如、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造成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与摧残。地方政府对于上访人员的压制常常激起更大的怨愤,造成更多的矛盾。据有关人士透露,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对的人力、财力投入更是一个无底洞。通观林林总总的“非正常息访”现象,看起来是为了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在不断制造新的矛盾;看起来是重视,实际上却在糊弄上级、捞取政绩。钱花得再多,这样的稳定不过是昙花一现。长此以往,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就会极大地损害法制权威、干群关系、政府公信力。

维稳固然没有错,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稳定的政策指导下,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公然抢夺农民的土地、野蛮拆迁居民住房、粗预司法,侵犯民众的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干预司法,民众无法在当地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获得司法公正,不得不费时费力费钱去省会甚至北京上访。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刚性稳定,又动用国家司法,对上访维权的民众采取、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进行打压。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不仅得不到维护,正义得不到伸张,还遭受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进行无情打压,心中累积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烈,一旦遇到偶发事件,就会骤然爆发出来,借偶发事件表达他们心中郁积的对于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并使矛盾和冲突急剧升级,迅速演变为不可控制、不可逆转的,并伴随烧等泄愤行为。这从近年来反复出现的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二、树立科学的稳定观:从刚性维稳转向韧性维稳

诚然,稳定对于目前的中国的确是头等大事。没有稳定就没有安定团结,就谈不上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一问题的本义。“稳定压倒一切”所标示的是力摒折腾的社会运行态势,为谋划和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时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改革开放走过的三十多年历程和取得的成绩证实,经济腾飞得益于社会稳定。但我们过去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过于僵硬化,以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不得不对上访群众采取种种息访措施,结果是事与愿违。一时的稳定不等于长久的稳定。事实证明,刚性稳定易折,韧性稳定才是社会保持长久安宁的法则,因此必须从刚性维稳转向韧性维稳,并从完善体制、健全机制上下工夫从而为维护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1.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为核心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指导维稳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维稳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维稳工作,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对维稳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努力破除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维稳理念,牢固确立和落实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维稳理念,以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推进维稳工作。

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但稳定并不是目的,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一定要把“为了人”作为最高要求和最后归宿,这才是科学的稳定观的第一要义。综观近年来的社会矛盾,常游走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民众权益”之间。“维稳”是手段,“维权”才是目的。“维稳”的每一步都必须有“维权”的约束,只有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的“维稳”才是真正的“维稳”。

2.必须科学理性地对待矛盾和冲突

当前发生的事项,大量的是民生问题的诉求;大量的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大量的是普通群众生产、生活的个案诉求和群体诉求。三个“大量的”,佐证了当前的诉求是以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利益诉求,引起社会纠纷和矛盾的仍然是改革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利益格局调整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稳定。无论哪个社会都客观存在冲突。从社会学观点的视角看,“社会冲突是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夺与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2]。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3]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却也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抗议是一个安全阀,它让蒸气溢出,因为如果蒸气受到限制,就有可能把锅炉炸毁。”[4]因此,理性看待因社会利益分配引发的冲突与矛盾,对利益冲突进行适当的定位,是妥善化解利益冲突的前提;既然社会矛盾的成因如此复杂,那么,化解的方法就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采用暴力手段。冲突或矛盾本身并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应对它。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处理或解决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要看到社会冲突之下的上访并非一无是处。英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认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是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利益的不均,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对于冲突,不能简单的否认或压制,必须承认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要疏导其产生原因,才能将冲突限制在维持现有社会政治框架内,从而维护有利于各方的社会秩序,并且将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我们必须需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既不能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也不能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视而不见,而要顺应权利时代的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提高对公民权利诉求的应答质量。

3.必须以科学的维稳机制保障科学稳定观的实施

健全的民主法治国家,主要依赖制度、法律,因而“维稳成本“很低;那些处于社会大转型国家的“维稳”由于民主法制不健全、不完善,其“维稳”掺杂了过量的“人治”色彩,因而“维稳成本”居高不下。所谓“人治”色彩是指在“维稳”中有着过多的政府、官员随意性、主观性的表现。为此而付出巨额的“维稳成本”在所不惜。综观发轫之初,往往都是小事,往往因为拖,最后小事拖成了大事。而这个拖的过程,往往都是当事人或者受害人求告无门的过程,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从只是满腹冤屈发展到满怀怨恨的过程。之所以求告无门,无非因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备解决相应问题必须具备的足够权威,因而不能不缺乏解决相应问题的实际能力。

因此,在社会大转型的当今社会,“维稳“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民主法治的建立与健全,在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只有依赖制度、法律才是解决稳定问题的治本之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具有鲜明随意性、主观性的“维稳”方式必然导致“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尴尬局面。

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执政党需要循着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改进或者创新民意传达与沟通的渠道,并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对这种沟通予以保障。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为各社会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元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上通下达,供决策者参考、汲取,从而推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调控、整合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要尊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同时,不断拓宽人民群众意愿、呼声能够顺畅表达出来的渠道,这也正是和谐党群关系建立的重要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和拥护度。

二要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调节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调节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感。同时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获取社会利益创造有利条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还要发挥国家、政府的调控作用。国家、政府是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主体。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及相关制度、政策,为不同所有制、地区、行业的社会成员参与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要通过制度建设,堵塞各种漏洞,保证分配领域的正常秩序。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三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化解矛盾纠纷是减少群众上访、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有效的人民利益矛盾解决机制,对于一个以执政为民作为治国理念的现代执政党来说,不仅是一种执政智慧,还是一种善治能力。要想化解社会矛盾,处理好,政府首先要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变“专治”为“服务”,变“防范”为“疏导”,变“对抗”为“对话”。

立足基层,依靠群众,强化调解,舒缓矛盾,这对于社会稳定具有极端重要性。民间纠纷、诉求,甚至是社会矛盾,究其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运行的活力所在。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敢于面对矛盾,善于化解冲突,综合运用民主政治建设的、经济杠杆调节的、社会秩序维护的、思想教育疏导的各类措施,加强基层基础、基层单位的组织建设,形成政府有效服务、民意充分表达、诉求不断解决、社会基层稳定这样一个有序良好互动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胡联合,胡鞍钢等.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155.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4]彼德・布劳著.孙非等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华夏出版社,1988: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