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国十条调校政府投资

国务院总理6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包括：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大力推行清洁生产，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等等。

“国十条”颁布后，北京周边兄弟省份率先表态。河北省环保厅已编写完毕《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核心是将出台50条大气治理措施。河北钢铁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煤烟型污染较严重。该方案依据新的空气质量标准，重点针对大气中的6项污染物分别治理，重拳出击。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近日在会议上承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到2020年实现全省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50%左右；他还表示要以治理大气污染倒逼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善大气环境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规制、市场、科技、行政、文化5种力量，扎实做好“调结构、促管理、搞绿化”三篇文章，“着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大格局”。

尽管有外媒表示怀疑，认为“国十条”“对污染程度如此严重的中国而言可能只是触及皮毛”，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相比以往，“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计划”。一些迹象表明，治霾“国十条”将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未来政府投资有望转向。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此前曾表示，根据测算，全国“十二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需求约为3.4万亿元，比“十一五”污染治理投资增加57.4%，约占同期GDP的1.4%，将有效带动GDP累计约4.8万亿元。

在过去的30余年间，为了完成从生存到温饱、小康的转变，GDP增长始终被置于第一位考虑。政府的主要投资也直接诉诸GDP，例如投资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投资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符合中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特点，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现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经济总量高居全球第二之后，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为代价的GDP增长，势必需要让位于对蓝天白云、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这一经济和民生的诉求，反映在政府执政层面，会促财政投资更多转向节能、环保事业。同时，政府投资还将带动更多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从而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环保事业的积极性。

治霾“国十条”中提出的某些措施，已隐约预示出未来政府投资的主导方向。比如，提高天然气及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被认为是一个治理雾霾的重要方案。天然气是一种清洁、低碳能源，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不到4%，大力提高天然气比重将是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重点。天然气以及其他新能源开发，将会成为未来政府主导的投资热点。

通常情况下，政府除了通过央企对相关节能环保领域进行直接投资外，还会出台各类鼓励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措施，通过税收等扶持性政策，鼓励相关领域产生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从而为社会提供节能环保的产品。

历史上，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了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也正在步入这历史的中间页。未来政府的财政投入将从传统的领域逐渐转移，新的投资热土正在显现轮廓。

需习惯财收低增长

财政部日前公布，1-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6.6%，增幅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仅增0.1%。如果考虑到8月1日起，营改增“1+6”试点将扩大到全国，预计全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幅恐陷“保7”都难的困局。

财政收入增速有可能低于GDP增速的事实，终于第一次让我们嗅到了“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地的气息。“结构性减税”政策喊了这么些年，但以往“边减边增”、“减少增多”、“变减为增”的做法一度令大众怀疑减税的诚意。在一再疲软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倒逼之下，真正减税以促实业休养生息的美好愿望，有望在今年成为现实。

只是面对财政收入的“收成”不佳，笔者担心各地仍会五花八门在“增收挖潜”上动脑筋，从而再次上演税收收入增长“失速”和非税收入增幅“提速”的尴尬局面。若真如此，则减税的梦想必再次化为泡影。因此，当下急需之策不是想方设法“保增长”，而是调整心态，以平常之心对待财政收入的低增长。

放眼未来，财政收入的低增长应该是常态。对于财政收入整体增速放缓，真正有“潜力”可挖的应是控制好财政支出。以支定收，高支出高收入，这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以收定支，保持支出的弹性而不是刚性，回归“公共财政”的本来属性，这才是未来财政管理的改革大方向。

（作者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

公务员薪改须防走样

据报道，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长期以来，在地方政府有权决定本地区公务员津贴标准的情况下，富裕地方的公务员的薪酬要远高于贫困地区，由此，贫困地区的公务员要么心生不平，要么想尽办法调往富裕地方，进而导致体制内人力资源的地区配置失衡。

同时，在现在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下，“职务”是影响公务员薪酬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为公务员谋求“晋升”提供了强烈动机。然而，同一部门内，晋升机会总是有限的。这样一来，对于晋升机会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零和博弈，导致部门内耗，实际上挫伤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因此，此次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既很及时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改革能否取得实际进展还取决于能否同时推进一些配套改革。比如，缩小公务员收入地区差异的改革与地方政府的公车改革结合在一起，否则，各地公车改革中不同的补贴标准势必会进一步拉大公务员薪酬的地区间差异。如若没有这些配套改革，此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仍有可能走样。

（作者闫健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降准降息可能性低

6月以来，银行间利率飙升，市场在初期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飙升十分困惑。近日，央行公布的5月外汇占款骤降至668亿元，市场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令近期资金面高度紧张的“罪魁”。再叠加端午小长假居民对资金需求、企业税款的延迟支付等因素，就共同造成了罕见的利率飙升。

要弄清外汇占款缘何骤降，才能知道监管层的意图。事实上，从5月外贸数据可以看出，此前连续数月对香港出口的畸高在本月回归常态，这与外管局和海关加强监管遏制贸易虚高有明显关系，由此来自外资的套利活动明显减弱。

值得注意的是，小长假后的周四，央行并未展开市场期盼的逆回购操作。此外，从5月金融数据看，新增信贷大幅低于预期，且非信贷融资亦出现显著萎缩。监管层在这里的意图十分明显：不希望信贷过快增长，与经济下滑带来的风险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把控金融领域带来的风险。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监管层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已经提高，未来央行有更大可能通过逆回购来平抑资金面的紧张，而非选择降准降息等手段。

（作者岳安时系金融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