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惩处完善浅议

摘 要：自党的十以来，以为领导的党中央大力反腐，众多“老虎”和“苍蝇”纷纷被打，呈现出反腐的大好局面。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的都是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而较之于受贿对立面的行贿者却很少被人问津。贪污受贿成风，屡禁不止，作为源头的行贿者没有被惩处，是其原因之一。文章通过对行贿犯罪现状、原因的分析，重点从社会心理、立法规范、侦查手段等方面提出措施加以完善解决。

关键词：行贿犯罪；犯罪现状；社会思想；立法规范；侦查手段

党的十以来，随着“大老虎”的纷纷落马，中国反腐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众多“苍蝇”的被打，反映了中国小官巨腐的新社会现象。从这可以看出，受贿的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行贿者的对象也变化了。行贿成为我国现在不得不重视的一种犯罪，必须加大力度加以惩处，否则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一、行贿犯罪的现状

1.行贿的范围广、手段多样。首先，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伴随着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权力下放，掌控相应权力的主体也越来越多，行贿者行贿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根据近些年来检察院法院查办的贿赂案件情况，行贿范围由以前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的行业遍布工程建设、教育、交通、医疗卫生、金融等。其次，行贿的手段也在不断地变化增多。以前经济水平不发达的时期，行贿人可以以现金、物的形式或将现金直接存入受贿人账号的形式，直接对受贿人进行行贿。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出现，行贿人凭借新事物对受贿人进行行贿，如以证券、股份、、旅游等形式，甚至以性贿赂。最后，对单位行贿也成为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权力的分化致使个人的权力得到限制，基于此，行贿人针对整个部门、单位进行行贿行为，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2.行贿人受惩治的少且轻。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同比上升6.7%和5.2%。近年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判处罪犯2394人，同比上升12.1%。从纵向数据来看，行贿犯罪惩处有了增长，但从与受贿案件横向比较来看，对行贿犯罪的惩治是少之又少，这与实际中一个受贿人对应几个行贿人的常理不相对应。检察机关对行贿罪的率偏低，认定行贿罪情节轻微不率偏高，行贿罪适用缓刑和免刑率偏高，这几方面也造成行贿犯罪的惩处少而轻。

二、行贿犯罪现状的原因

（一）针对行贿罪的立法规定不完善

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立法的缺失和不完善会成为一大弊病。刑法中对行贿犯罪的规定狭窄，对行贿罪认定的定义就存在弊端。行贿罪中“不当利益”这一要件的存在大大缩小了行贿犯罪行为的范围，围绕这一要件是否要加以修改，国内众多学者展开了激烈地学术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为了谋求“不当利益”进而行贿是典型的犯罪行为，为了“正当利益”而行贿也是犯罪行为，因其同样破坏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职位的不可交易性。“不当利益”要件的存在缩小了行贿者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打击行贿犯罪。

“按我国刑法规定，构成行贿罪必须要求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但当前以非法物质利益行贿的现象却大量存在”。[1]“财物”这一要件也对行贿罪的判定起到了消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受贿人也不仅仅针对财物产生诱惑了，其他的利益因素也容易使其廉洁性受损，如美色等。这也促使行贿人不仅借助财物对受贿人进行行贿，往往还利用其他手段对受贿人进行行贿，如性贿赂。根据社会的发展，“财物”这一要件也要相应修改，现阶段对“财物”的规定和狭窄的解释，放纵了一批行贿犯罪分子。

（二）侦查手段的落后和人为性因素

随着行贿方式愈来愈秘密化，证据的搜集也愈来愈难。我国检察机关传统的搜集证据的手段就是通过大量走访和询问当事人录取口供，以此为突破口进而发现证据。通过社会中刚刚出现的小官巨腐，将大量现金存放家中的现象，搜查银行记录的手段也不适合了。侦查机关对证据的搜集，往往也基于当事人的口供。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会尽最大限度的适用刑法对行贿者宽大的条件，减轻或免除对行贿人的，以便能够获得相应的证据。这就使相当一部分的行贿人免于刑事处罚了。

（三）社会价值观、社会心理的严重歪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

1.金钱为重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认识、评价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金钱万能”的思想。“金钱万能”的思想产生于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人们对金钱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路不拾遗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人们期望自己能发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普遍使用金钱来办事，这一方法能使自己本来不成的事做成，能做成的事更快地完成，这在社会中广泛流存着一句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

另外，现当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首先看到的是他是否有钱有房有车，完全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对一个人的道德思想品质和其做的事情的社会价值却很少关注。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羡慕有钱的人，而不管其钱来的是否正当合理。这也促使人们想尽一切方法去获得金钱，不惜进行行贿犯罪。

2.愈演愈烈的“走后门”现象

“走后门”现象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行贿亚文化形成的心理暗示”所形成的，[2]这是基于中国人认识的偏颇。这一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并且愈发厉害。人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熟人，有的话就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没有的话先想方设法的找到一丝联系，实在找不到才会想到正常的程序。这种思想从根本上把行贿行为的非法性变成了普遍认同的合理性，造成行贿行为如春草般灭又生、屡禁不止而愈演愈烈。

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的异化帮助行贿人减少甚至排除在社会舆论之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行贿者行为的漠视，助长了不正之风。笔者认为想要达到打击行贿者的目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

三、打击行贿犯罪的改善措施

（一）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

笔者认为，在中国，“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也是被很多学者所批评的；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制止行贿之风为当今一大重事，所以，必须将打击行贿犯罪同打击受贿犯罪同等看待，甚至要重于打击受贿犯罪。可以说，受贿百分之九十是行贿人主动行贿产生的结果。行贿与受贿是对合行为，行贿是因，受贿是果。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打击果而放纵因，这样永远也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主动严厉地打击因，因消失了果也就不复存在。所以，“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要及时地改变。

“行贿与受贿并重”的理论在现阶段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破案的手段有限，侦查机关不得不依靠当事人的口供来获取线索，虽然这一做法有违法治的某些思想，但在现在是不得不实行的，并且现在受贿犯罪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行贿人主动的行贿犯罪。两者的并重处理只会导致行受贿双方两者的顽抗，会减少破案的几率，甚至会造成行贿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受贿人以其他罪名减轻刑事处罚，这不是“行贿与受贿并重”思想所要的结果。[3]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现阶段树立起“重行贿轻受贿”的思想。这与我国现阶段行贿现象大量存在又很少得到惩治的现实是相适应的，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减少行贿人对官员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重行贿轻受贿”的思想不是放纵受贿行为，而是一定程度调整两者之间被惩处的差距，通过对受贿腐败的发现严厉打击行贿行为。行贿是导致受贿的原因，受贿是行贿行为的结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才能更好的减少受贿犯罪的发生。

（二）刑法相关罪行的惩处标准的改变

当然，惩治受贿行贿不是仅仅修改两个罪行的刑罚所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还要牵扯到其他罪行的量刑标准，其一便是巨额财产。

1.提高巨额财产的量刑处罚标准。巨额财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来源。此刑的量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财产予以追缴。所以，遇到顽固的人又没有证据时，只能以此罪论处，这就大大减轻了犯罪人的处罚，最主要的打击行贿受贿犯罪人的目的是没有达到的，这也是造成犯罪人蛮横顽抗的原因之一。适当的提高巨额财产的量刑处罚，会促使受贿人能认清时势，完整全面的交代自己的事实，再加上一些坦白从宽的政策，能更好的促使受贿人交代犯罪事实。以此为突破口，侦查机关便可更好的搜集行贿人的犯罪证据，真正达到打击行贿犯罪的目的。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推定为贪污受贿所得。贪污罪、的刑事处罚分别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4个层次，而巨额财产的刑事处罚比较小，刑罚仅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的规定，使得数额小的较之于数额大的处罚没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即使对其处以最高的刑罚，也仅仅只有10年有期徒刑。然而，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最低刑罚处罚为有期徒刑10年。同样是数额巨大，同样是不法的财产，处罚却是天壤之别。巨额财产的规定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制度的基本精神严重背离。在有些国家，巨额财产按贪污罪处罚。比如，新加坡《反贪污法案》第4条规定，在公务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时，一律视为贪污所得。我国也要适用此种推定，不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

（三）增加罚金刑与资格刑

“当前对行贿犯罪刑罚的完善不应一味地提高法定刑，而是应合理配置刑种和刑度，使刑罚真正发挥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效”。[4]刑罚处置的效果不仅仅靠生命刑和自由刑来达成，还要靠罚金刑与资格刑来配套。

1.完善罚金刑。人的生存是离不开金钱的，金钱的诱惑也是促使某些人不惜犯罪的动因。刑法中规定了对犯罪人处以罚金，但是罚金的数额是没有规定的，这也成为造成罚金刑几乎不起作用的原因。罚金不是对非法所得的罚没，而是对行受贿人合法财产的罚没，是对其行受贿犯罪行为的惩处。罚金刑处罚的数额要按照犯罪人贪污受贿行贿的数额和其自身的合法的经济收入为标准，既要达到惩处的效果，又要合理的不损伤其他人的合法财产。

2.增设新刑种，如资格刑。现在很多贪污受贿及行贿的犯罪人在接受完刑事处罚后，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再次获得相应的职位，甚至还会发生贪污受贿及行贿行为。为了能更好的保证犯过罪的人不再继续犯罪，刑法中要明确规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犯罪人不能再从事其以前的职业及与以前职业相关的职业。这个时间的限制的划定标准也应当是犯罪人被惩处时其职位的大小和受贿行贿的数额的多少。资格刑的设置，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强大的威慑。缺失此刑，犯罪人在接受完刑事处罚后，能运用影响力很快东山再起，继续加入到犯罪的污流中。而此刑的设置，使得犯罪人不能够运用影响力快速地恢复元气继续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滞缓了犯罪的发生，使得相关部门有更多的时间加以管控。

（四）高水准、程序化的侦查办案手段

1.询问程序化，透明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口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询问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扩大收集证据的线索，发现新的犯罪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保证无罪的人和其他依法不应追究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针对我国现在侦查手段还要依靠口供的现实，笔者认为，不可能把口供这一项排除，只能尽可能的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和加强口供的可信性。加强口供的可信性，就需要侦查人员行为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为此就必须做到询问犯罪嫌疑人要按照法定程序，询问要制作询问笔录，并交犯罪嫌疑人核对，无误后犯罪嫌疑人要签名，侦查人员也要签名。询问时，必须2人以上同时在场，并进行录音录像，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和审判时犯罪嫌疑人翻供。

2.运用信息和高技术手段侦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安全的需要，监控系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的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借鉴此系统来加强对证据的搜集，这在国外的侦查手段中也得到了肯定。对网络、电话、居住地的监控、监听会损害人们的一定的权利，这就需要立法来加以规范。侦查机关对此种信息的调查只有在发现可疑人后才能进行，并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侦查手段的高技术化，能更好的搜集证据，从而减轻对口供的依赖，能从根本上减少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产生。

（六）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

举报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监督制度，举报制度能有效的对行贿人起到威慑作用，将行受贿人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对于群众的举报，检察部门要建立相应的渠道，既可以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也可以在网站设立举报平台。针对群众的举报，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也要保护举报人的信息和安全。为了防止他人的故意诬陷，要实行实名制，这也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对于行受贿双方受贿方的举报，确认属实后，对其进行奖励，并将其作为廉洁性的一部分计入档案，对其录用、升迁优先考虑，对另一方则加强监视，将此行为纳入档案中，视数额的大小决定对其是否进行刑事和处罚。（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潘少莹：《当前查处行贿犯罪的困境、成因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上）期，第166页。

[2] 黄海，李文璞：《行贿犯罪发展趋势、成因及对策研究》[J]，人民检察，2011年第14期，第20页。

[3] 姜涛：《废除行贿罪之思考》[J]，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67页。

[4]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