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门俊秀的梁氏家族

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的后代，个个成绩斐然。他有9个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记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从两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吴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和妈妈、舅舅们根本没法比”。确实，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与他们相比，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门三院士

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翘。“我外祖父梁启超、妈妈梁思庄、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我也是。”吴荔明笑着说，77岁的她很和气，甚至如孩子般可爱。

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逐一向记者介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第一届中国院士，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届中国院士，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

除了这“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长女梁思顺，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

吴荔明告诉记者：“我们家有个传统，谁辈分大、年纪大就是族长。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礼了，所以梁家聚会都去他家，每次能聚30多人。”吴荔明说，虽然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但这个家庭的凝聚力很强，“各家的孩子都和亲姐妹一样”。

最好的家庭教育家

梁启超不仅是一流的大学者，而且是出色的教育家；他不但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实际运用到子女教育上，成功地使自己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建树和所长。恰如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后记中所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梁启超虽然忙于政治，却丝毫没有疏于对孩子们的教育。保留至今的400余封家书中，满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在给子女的信中，他依然是“笔端饱含感情”，字字珠玑不再是投向敌人的锋利匕首，而是喷薄而出的慈父之爱。信中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只有循循善诱，没有指责，只有建议，给每个孩子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使爱变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孩子们的生命，帮助他们战胜学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吴荔明告诉记者：“外公十分重视培养学习的兴趣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强调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他坚持用这种观点和人生态度教育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得到了他的这一真传，成为一辈子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每个子女都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或工作充满浓郁的求知兴趣，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情况下都不气馁，不悲观绝望，永远努力奋进。”

在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在给长子思成的信中指出：“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梁启超提出的做学问需“猛火熬”与“慢火炖”相结合的方法，不但对思成日后的学业成就有指导，而且对其他子女的学业进步都有启发。实际上这是梁启超自己多年做学问的经验总结。

梁启超特别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支持子女们通过各种实践考察活动获得真知。次子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梁启超十分支持，积极想办法给他创造机会去陕西参加考古实习。后来因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如愿实现，又设法安排思永去新疆参加考察。梁思永从哈佛大学毕业归国，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出版了由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他终于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学成即将回国，梁启超喜悦之余，于1927年12月18日给思成、徽因写信，和他们商讨归国行程：“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替我）。”与其说这是父子间通信，不如说是知心朋友在商讨和切磋学术访问考察事项更贴切。须知，梁启超写此信时已重病缠身，在协和医院开刀被错割了右肾，可他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依然和从前一样。后来，上世纪3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他们不畏艰险，在华北各地的穷乡僻壤到处跋涉，实地考察大量经典的古建筑，可以说这正是当年梁任公教育培养的结果。

吴荔明告诉记者：“外公的教育思想内容很丰富，他不但注重子女的知识学习，更注重他们的道德培养，一再要求他们生活朴素，热爱生活，注意交友取益，做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自己则身教重于言教，关爱每一个孩子，不偏心，不溺爱，不拔苗助长。”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梁启超开创了家庭教育的新探索、新模式，他没有要求子女们都和他一样，都走他的路，他相信孩子们的主动创造力，最终孩子们将走自己的成才之路。事实上，他的子女个个都有出息，而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位更在建筑、考古和航天火箭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梁思成、梁思永二人早在1948年就因各自非凡的学术成就双双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梁思礼则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领头人，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此，学习和研究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每个家庭都急切地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怎样才是真正合格的家庭教育，怎样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

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

“外公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吴荔明告诉记者，梁启超从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5个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母亲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外公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吴荔明说，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梁启超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人生观“拿趣味做跟柢”。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在他的影响下，梁家人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baby（婴儿）”，被梁启超译成“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启超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老白鼻”才5岁，对于父亲，儿女们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母亲的坎坷人生

吴荔明幼年丧父，从小跟随母亲从广州搬到北京生活，得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更多关爱。吴荔明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二舅梁思成为梁思庄设计的一套家具。“你看这椅子、写字台，七十多年了，一点儿不过时吧？”吴荔明指给记者看。

吴荔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回想，她一个人把我带大，真是很难。”

吴荔明父母的爱情，堪称传奇。父亲吴鲁强是梁思永的“铁哥们儿”。1924年，他们一同赴美读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吴鲁强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加拿大读书的梁思庄，偶尔会去美国看望哥哥，吴鲁强便对她产生了感情。“父亲当时很浪漫，他给母亲写过上百封情书，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英文都是熟练的草书，还夹有很多英文诗，每封信都热情洋溢。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庄庄，你是我的‘烟士波里纯’inspiration（灵感），你是我的灵魂驱使的人。记得你曾亲口向我施过命令，叫我好好地用功。我顿时就觉得精神百倍……’”

吴鲁强的真挚感情最终打动了梁思庄，两人回国后于1933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在北平著名的协和礼堂，当梁思庄穿着林徽因帮她设计的白色结婚礼服缓缓走进大厅时，新郎吴鲁强突然流起鼻血，后来梁思庄回忆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是不祥之兆！”

婚后，两人去广州定居。吴鲁强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做教授，梁思庄则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任职。第二年，吴荔明就出生了。可惜，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935年底，吴鲁强在去香港出差时染上伤寒病，回到广州不久就病发身亡，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

“爸爸去世时31岁，妈妈才27岁。”提到父亲的亡故，吴荔明感到很是悲痛，叹着气说：“那以后，妈妈和我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她没有再婚，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图书馆事业和我身上。”

梁思庄从未向女儿表露过悲伤和无助的情绪。直到吴荔明15岁那年，无意中翻开家中的一个箱子，才发现一叠母亲写给过世父亲的信：“鲁强：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女儿已经会说北京话了……她很结实可爱，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语句断断续续，每封信都没有落款。这件事吴荔明从未向母亲提起过，但却对吴荔明的感情冲击很大，令她永世难忘。

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梁思庄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妈妈经常是发工资之前就没钱了，只好向邻居借10元，发了工资马上再还上。但即便这样，我们家还是长期有保姆，妈妈不会做家务。”母女俩一直过着“穷开心的舒服日子”。吴荔明结婚时，向丈夫提出“还是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1981年4月，梁思庄因脑栓塞忽然病倒，瘫痪在床。1986年，与世长辞，终年78岁。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吴荔明萌生了一个想法：“母亲这一生很伟大，我想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写了母亲，吴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标，她又撰写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并于1999年出版。

吴荔明感触最深的是，国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她告诉记者：“现在人们评价梁启超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他都走在最前面。’这正是外公一生的写照。至于一部分人认为外公性格‘善变’，是个阴谋家，我对此并不认可。外公的‘善变’其实是对社会变革不断探索的结果。”吴荔明说，她晚年最大的目标就是继续写书，流传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