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考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我认为，这里所强调的“共鸣点”是说，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要迎接“新文明复兴”;人文主义延续到当代，正呼唤着“新人文主义”。要使我们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得到广泛认同，就必须“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关于“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建设、努力迈向“命运共同体”。这是来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经过深思熟虑，诚心实意谋求和平发展的诉求。

“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争取稳定繁荣的周边，特别是“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都是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延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独行快，众行远。”中国的发展，促进周边乃至世界的发展，给国际和平提供助力。

“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人类共同发展的诉求。自1800年以来，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至目前的72亿，但进入发达工业化水平和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1/6左右。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作为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秉持正确义利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国际格局新秩序。

强调：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平等、合作、安全、包容这四个关键词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

关于“新文明复兴”。要使“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认同，除了要讲清楚人类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需要之所在，还要有坚实的文化支撑。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命运共同体”为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与中国文化高度契合。

“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共同应对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挑战。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肩负着推进这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我们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神圣责任，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

关于“新人文主义”。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中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理念。《周易》所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主张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

这是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区别于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也与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不同，我们强调的“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催生和谐的人。它既要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克制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内涵和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借用《礼记・乐记》的话说，“新人文主义”乃出自“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责任编辑/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