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

[摘要]文章提出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并将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周期划分为快速、平稳、创新和分化4个阶段.以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为测度旅游城市响应强度的变量指标，利用张家界1989―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时序演变特征，并进一步从静态和动态分析了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89～2010年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并呈现阶段性演变特征；从静态来看，张家界人均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建成市区面积和市域旅游开发强度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026、0.8841、0.8405和0.7928；从动态来看。对旅游城市化有影响的因素按照影响大小排序为：人均GDP>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域旅游开发强度。

[关键词]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影响机制；张家界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3-0036-07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已显示出巨大作用。国外学者马林斯(Mullins)最早提出旅游城市化的概念，格莱斯顿(Gladstone)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的两种不同类型，卢奇阿瑞等(Luchiari.et al.)分析了把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和县所具有的旅游城市化特征，汉尼根(Hannigan)将旅游城市化作为后现代城市最生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常和西蒙(Chang＆simon)指出旅游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嘉德等(Judd，et al.)则将旅游城市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国内关于旅游城市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主要侧重于旅游城市化的动力、作用和模式。国内的实证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焦华富等以九华山为例分析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问题，葛敬炳等以丽江市为例，研究了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正逐步成为促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也成为多元化城市化的一种重要模式，既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又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开发新兴了一批旅游城市和城镇，比较典型的旅游城市有黄山市、张家界市、三亚市、丽江市，较典型的旅游城镇有周庄、乌镇、凤凰古城、平遥古城等。而在一些大都市则形成了旅游功能区，如西安的曲江新区、唐大明宫和灞生态园区。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对旅游城市化的理论探索明显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学术界对于旅游城市化研究多关注概念、类型、特征、动力、作用和模式等，而关于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及影响机制研究文献尚鲜见，更谈不上系统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为例展开分析。张家界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旅游业是核心动力，从立市之初张家界政府就明确了旅游开发带动战略，20余年来围绕旅游开发从基础设施建设、产权制度、旅游营销、经营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为此，笔者引入“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试图通过分析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及影响机制，为旅游城市化的系统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是指城市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强度，包括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功能演变、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等城市化体系变动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的响应与反馈作用的程度。由于旅游资源禀赋差异，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响应强度、方式和空间差异性。本文以张家界为例，通过探讨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演变规律和影响机制，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旅游城市化的理论，为同类型旅游城市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1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测度模型和周期特征

1.1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测度模型

国内外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导致社会经济主要发生4大变化：(1)人口结构――由农民演变为市民，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增大，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0％；(2)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变成以工业、商业服务业为主，农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在CDP中低于10％；(3)土地利用――由农村土地利用变成非农利用，城市土地占总面积的5％～10％；(4)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主要表现为人均GDP的快速增长。

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由于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因此，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测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笔者考虑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时，主要选择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两个最核心的指标。为简便、直观地反映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大小，在借鉴刘艳军、李诚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旅游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这一指标来表示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化演变的作用强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为旅游城市化相应系数，m为旅游城市非农人口数量，n为旅游人口折算成常住人口数量，M为旅游城市总人口数量，厂为旅游产业收入，F为产业总产值。大批旅游者到旅游景区(点)旅游客观上要求旅游地建设相关配套设施，满足他们的吃、住、行、娱和购的需求，旅游者在城市的滞留按照平均滞留天数折算为该城市人口，这样更符合旅游城市的客观实际。其中，n计算公式如下：n=[年旅游人次×旅游者在该城市的平均滞留天数)／365]。模型通过产业旅游化率比值与城市化率反映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响应程度，R越大表明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化作用强度也越大，反之，表明作用强度减弱。

为了更好地分析，将(m＋n)／(M＋n)定义为旅游城市化，将f／F定义为产业旅游化。旅游城市化意指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旅游产业的带动，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产业旅游化意指国民经济是以旅游产业为核心形成的产业体系。

本模型的经济意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就一般区域而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当城市化率与产业旅游化率比值增大时，表明旅游城市化进程快于产业旅游化发展，此时旅游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会带来旅游产业集聚的规模化、集约化，将极大地提升旅游产业的比较成本收益，促进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对产业旅游化的推动强度不断增大；当城市化率与产业旅游化率比值变小时，表明旅游城市化进程慢于产业旅游化发展，此时旅游城市化对非农就业人口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相对减弱，旅游城市的要素集聚效应发挥未能充分，对旅游产业发展及其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将变小。

1.2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周期性特征

旅游城市发展与其他工商业城市发展相比而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性，大体可经历快速、平稳、创新和分化4个响应阶段。(1)快速阶段：在旅游资源开发初期，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景区(点)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出以资本推进为主的快速城市化响应的特征，旅游产业处于导入期；(2)平稳阶段：景区(点)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投入资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回收期，政府和企业的中心任务是开拓市场，吸引旅游者，以接待旅游者为主，旅游产业处于发展期，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相继加入旅游产业，旅游城市化响应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3)创新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旅游产业运行，随着旅游者数量不断增加，景区(点)满负荷运行，接待设施相对滞后，为满足不同类型旅游者的需求，旅游城市从旅游产品、营销手段、城市建设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新的投资涌入，配套设施得到完善，城区面积不断增加，吸引更多劳动力加入，接待能力进一步增强，旅游者数量持续增加，旅游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化响应进入创新响应阶段；(4)分化阶段：随着旅游者需求变化，旅游城市化响应将向3个方向分化――有的经过转型升级进入新一轮发展周期，有的维持相对高位运行，有的走向衰落阶段。

2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西北部，地理坐标是：北纬28°52’至29°48’，东经109°40’至111°20’。现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和慈利县。张家界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以中国第一个部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和天子山、索溪峪两个自然保护区组成的武陵源风景区面积达369平方千米，区内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为主体，集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一体，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山”之美称。旅游建市以来，张家界市按照“旅游立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旅游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带动了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承接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极大地促进了张家界的城市化步伐，张家界已发展成为旅游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张家界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始于1989年旅游立市，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GDP从1989年的147380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2424800万元，增长了16.45倍，平均每年增长14.43％；当地人均GDP从1989年的1006元，增长到2010年的14576元，平均每年增长13.73％；旅游收入从1989年的2491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1253198万元，年均增长37.80％；城市化水平从1989年的9.32％提高到2010年的45.55％。在这个过程中，旅游业发展是张家界城市化的核心驱动力，根据1989年以来的统计资料，从产业结构和旅游业在CDP中的比重得知：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由1989年的47.1：18.0：34.9调整为2010年的10.1：22.8：67.1，而旅游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989年的2.3％提高到2010年的52.45％。

为考察典型旅游城市的城市化演变的过程，本文以因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市为研究对象，考察期为1989～2010年，数据来源于《张家界市统计年鉴2009》及2011年5月6日查询的张家界统计信息网。

3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3.1　总体演变特征

1989年以来，张家界旅游城市化水平和产业旅游化水平都得到快速发展(图1)。随着旅游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总体上也呈现上升趋势，由1989年的0.235增加到2010年的0.881，增长了274.89％，说明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对区域产业结构旅游化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旅游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了旅游产业要素的集聚水平，城市化对产业旅游化的支撑和载体作用日益明显。

3.2　阶段性演变特征

从图1可知，20余年来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在总体增大时，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波动，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从2007年的0.466跳跃提高到2008年的O.788，提高了32.2％。

3.2.1　快速响应阶段(1989～1997)

1989年，张家界市开始按照地级市运行，依托政府的大力投资，景区(点)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一大批城市基础性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开工建设，使得景区和城区面积得到迅速扩大，并开始吸纳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旅游就业，促进了旅游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在这个阶段，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235逐年稳步增加到1997年的0.411，年平均增长率9.36％。

3.2.2　稳定推进阶段(1998-2007)

从1998年后，旅游景区(点)不断推出，景区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对外营销产生了显著效应，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了旅游收入的快速提高，农村劳动力不断加入旅游产业开发和就业，张家界产业旅游化率在不断增大。城市化虽然也在稳步提高，但是城市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产业旅游化水平，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由1998年的0.402下降到2001年的0.378，此后的3年缓慢增长，到2004年达到0.452，到2007年提高到0.466，说明这个阶段旅游城市化对张家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作用程度相对平稳，呈现出相对稳定推进的特征。

3.2.3　跳跃响应阶段(2008～2010)

2008年后，张家界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一批重要基础设施相继完工，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产业旅游化率在下降，但张家界政府和旅游业界采取多种促销方式，积极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和景区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旅游城市响应系数从2008年的0.788提高到2010年的0.881，说明旅游城市化对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

4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影响机制

产业旅游化与旅游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众多的因素中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发展程度、城市建设功能、民营经济参与程度、旅游营销、产业发展政策和旅游服务覆盖面等。从一般意义来看，在拥有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和既定的交通可达性条件下，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域投资强度、城市开发强度、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是影响一般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决定性因素，用函数可表达为：

R=F(E，I，C，D)　(2)

式中，R表示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E表示经济发展水平，I表示市域投资强度，C表示城市开发强度，D表示市域旅游开发强度。这些变量的共同作用影响着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大小。

4.1　市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是城市化发

展的根本动力。旅游城市化同样遵循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空间集聚载体，对于旅游产业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通过其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实现的。已有研究显示，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旅游业以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和聚集效应，促进新增长极的形成，并进而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延伸和辐射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均GDP的增长。为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发展与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关系，选择张家界人均GDP表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情况，利用1989～2010年张家界人均GDP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进行相关的线性分析，结果显示，张家界人均GDP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存在正相关关系(图2)，相关系数为O.9026，可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张家界区域经济增长对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2　市域投资强度

一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出口和消费。在中国，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建设投资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途径之一，旅游城市化也不例外。选择张家界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市域投资强度水平，利用1989―2010年张家界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进行相关的线性分析，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3)，相关系数为O.8841，说明市域投资强度水平对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增长具有带动作用。

4.3　城市开发强度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引发的空间集聚加速推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促进了旅游城市的开发建设与空间拓展的速度。本文应用城市开发强度来分析旅游城市建设与拓展对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并选择人均建成市区面积表示旅游城市开发强度水平。研究结果显示：1989年以来，张家界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与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为较强正相关，相关系数R为0.8405(图4)，说明人均建成市区面积增大对张家界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4.4　市域旅游开发强度

张家界旅游业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旅游业空间开发是旅游城市化及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反映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状况，可以选用旅游服务密度指标，但这个指标的缺陷是无法反映旅游业空间发展与旅游区居民的关系。为此，构建“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CRD)”分析旅游空间开发与发展对旅游城市化相应强度的作用，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E表示市域旅游总收入，POP表示城市总人口数，A表示城市国土面积，TE／A表示旅游服务密度，体现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水平，POP／A表示人口密度。

利用张家界1989～2010年相关数据，通过对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相关系数R为0.7928(图5)，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说明随着市域旅游开发水平的提高，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也将得到一定的增长，但响应强度的增长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张家界旅游开发实践来看，张家界旅游空间开发主要集中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慈利县和桑植县的旅游服务密度水平远远低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以2009年为例，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和桑植县的每平方千米旅游服务水平分别为：108.80元、1202.58元、11.78元和3.67元，表明旅游空间开发差距很大。

5　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影响机制的动态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具有多维复杂性的特征，为了进一步分析上述因素对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影响程度，利用1989-2010年张家界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选择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γ)作为因变量，综合反映旅游城市化响应。选择人均GDP(X1)、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X3)和城市开发强度(X4)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域投资强度、市域旅游开发强度和城市开发强度。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ln(y)=b0+b1ln(X2)+b2ln(X2)+b3ln(X3)+

b4ln(X4)+δ　(4)

式中，b0为常数项，b1、b2、b3、b4为相应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笔者选用EViews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下回归结果：ln(γ)＝-11.07+0.951n(X1)+0.16ln(X2)-

0.70ln(X3)+0.31ln(X4)　(5)

从式(5)中可以看出，影响顺序为X1＞X4＞X2＞X3。决断系数R为93.90％，调整的决断系数R为92.46％，DIV值为1.7624。

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为：保持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开发强度指数和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提高0.95个百分点；在人均GDP、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和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提高0.16个百分点；保持人均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开发强度指数不变的情况下，旅游开发强度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下降0.7个百分点，结合前文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与城市化响应强度两个变量的单独分析可推断：随着张家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在城市经济中的贡献份额是相对下降的，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也即张家界城市经济发展在旅游业带动下呈现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运行趋势；在人均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开发强度指数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人均建成市区面积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提高0.31个百分点。模型的现实意义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开发和区域投资强度是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有选择地进行指导；同时，旅游开发强度指数的τ统计量结果反映张家界旅游开发在空间上不均衡发展的现状。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总体上呈现出

上升趋势，城市化对产业旅游化的支撑和载体作用日益明显。但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呈现阶段性演变特征。

(2)从静态来看，在拥有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和既定的交通可达性条件下，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受到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域投资强度、城市开发强度、市域旅游开发强度的影响。张家界人均GDP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026；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8841；2001年以来，张家界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与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的相关系数R为0.8405；市域旅游开发强度指数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R=0.7928)，但相应强度的增长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从动态来看，人均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而旅游开发强度指数与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其中，人均GDP对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影响最强。总体来看，对旅游城市化有影响的因素按照影响大小排序为：人均GDP＞人均建成市区面积＞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域旅游开发强度。

6.2　讨论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及其阶段性特征，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定量分析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影响机制。现实中，旅游推动的城市化在不同地区由于影响因素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旅游推动城市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具体到张家界旅游城市化而言，可归纳为：

从内部来看，张家界依托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为基础开发旅游产业，通过旅游产业集聚效应逐步实现城市化；从外部环境来看，张家界“旅游立市”20余年来正是处于我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正不断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因为“旅游立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市政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入，并先后完成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机场、铁路的电气化改造，这些措施极大地夯实了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从制度创新来看，张家界市政府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旅游资源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积极利用内外资金加大旅游开发力度；旅游营销上走政府与企业联合营销的模式，如黄龙洞定海神针投保1亿元人民币开了保险业界的先河，引起了轰动效应，两次飞越天门的成功举办让张家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等；从产业发展模式来看，张家界在实践中总结出“企业运作，政府支持，社区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张家界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张家界旅游城市化进程中在不同阶段的效果将成为笔者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