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一、建村伊始至20世纪60年代初

1．生计方式

在清代，三家子满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披甲一年饷银二十四两，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齐齐哈尔进行军事检阅之外，村里人几乎无须与外界接触。清政权被以后，八旗饷银被终止，该地区满族主要生计方式转变为渔猎业。三家子地区紧邻嫩江，鱼类资源丰富，打鱼就成为当地满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记录，三家子村每户都有小型鱼罩等捕鱼工具。此外，很多村民饲养猎狗，经常上山打猎，所产粮食、蔬菜多为自己家食用。此时三家子地区生产结构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文化生态学认为，特定环境与生产关系密切，原初的生产技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映射族群的风俗与文化。三家子地区渔猎的生计方式不仅对此地区文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得以保存。据史徒华的观点，渔猎的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个体完成和集体协作，当自然资源丰富，狩猎大宗型猎物时，族群就会选择集体狩猎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三家子地区生产队经常组织6至8人，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鱼。这种集体渔猎的生计方式，与明末时期氏族内部共同渔猎，劳动成果统一分配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大致相同。渔猎生计方式奠定了满族生活习俗的根基，渔猎文化是满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留有渔猎文化的深刻烙印。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自建村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家子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环境，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不断动荡，但地处偏远的三家子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化生态环境在此期间内并未有明显的变化，因而建立在渔猎生计方式的上满族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保持。

2．文化习得

文化习得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依靠家族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依靠学校式的公共社会教育和基于一定区域的社会传播与影响。家庭内部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教育主要传递基础公共知识。虽然清代，齐齐哈尔设有官学，但三家子地区能接受官学教育的人较少，清王朝灭亡以后，官学也随之取消。辛亥革命至20世界60年代以前，当地青少年在学校学习机会较少，主要是受家庭教育。“教育是代际之间保留文化的重要力量”［3］，三家子满族文化通过家庭内部得以传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目前村里满语较好的老人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家庭成员中习得的。封闭生存环境在很长时间内使满族传统文化在三家子地区占据核心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三家子地区自然环境适宜渔业、农业，村民完全可以无须依靠外界生产生活。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使外部的思想文化难以传播到三家子地区，满族传统文化成为该区域的主体文化，其稳定性得以持续。计、孟、陶三家迁入此地区时承载满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完整、原生态的部分。当其他地区的满族文化迅速衰落时，三家子地区依然保存满族传统文化，成为一座相对封闭满族文化孤岛。

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后，三家子满族文化呈现明显的衰弱迹象。如村中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消失，满族祭祖活动停止，许多家谱被损毁，不再公开供奉祖宗板。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满语保留较好，1986年，全村“除几位老年妇女能听懂汉语而不能讲外，大部分老年、中年及部分青年能用满汉两种语言交流。”［4］此阶段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从主体文化转变为边缘文化，从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

1．人口结构

1955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垦荒移民增产粮食部署计划，富裕县因地广人稀，成为黑龙江省接收移民的重点县之一。至1958年，富裕县接收安置垦荒队员及其家属共计3万余人，［5］很多汉族移民迁入村中，成为三家子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的87．1%，到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53．9%。人是文化的载体，汉族人口的增加对三家子地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满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

2．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三家子地区的生态环境。据三家子村民回忆，大量移民迁入以前，“嫩江里的鱼还很多呢，那时抓的都是几斤重的大鱼，小的都没人要。俗话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话可不假。现偶尔能见到野鸡，也少了。六七十年代迁来很多汉族人，他们来了以后大量砍伐树木，有的盖房子，有的栅墙头，两年功夫就砍没了。地也乱开发，多都被破坏了。山东土地少，到这一看，遍地都是宝。所以用不上两三年都比咱们满族人过得好”［1］。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三家子地区渔猎资源不断受坏，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迁入三家子村的汉族，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经验丰富，加之三家子村土地肥沃，收入高于渔猎的满族。这直接促使了三家子满族的农业生产，20世纪60年代之后，渔猎生产方式比重大幅度减小。此外，三家子地区东接东明牧场，适宜畜牧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三家子村民饲养奶牛。据1987年数据统计，三家子共饲养大牲畜860头，其中奶牛340头。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三家子村民除了售粮、售奶之外，还创办乡镇企业个体餐饮服务业，促使三家子开始与外界联系，使其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三家子村已转为以农牧业为主，渔业为辅的生产结构。据文化生态学观点，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是由生态环境改变引起生计方式的转变，生计方式的转变先导致社会组织、物质文化变迁，之后迫使人们风俗习惯的变迁。“随着生计方式的调整与变迁，建立在渔猎生产之上的文化传统也随之改变，如，渔猎的生产用语、生产俗制、生产禁忌、生产崇拜等”［6］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于农业生产方式上的风俗习惯。三家子地区生产方式的变化破坏了满族文化的生存基础，正如本尼迪克所言:“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子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7］满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土壤被破坏，难以继续延续，剧烈转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3．社会环境“”时期，萨满活动、祭祖信仰等被认为封建迷信，满语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虽然三家子村开设民办小学，多数适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完成由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过渡，但学校使用汉语教材，汉语授课，儿童的汉语水平提高，满语交际能力逐渐下降。学校教育使三家子村民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满族的传统文化，破坏了满族文化长期以来的稳定性，使其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三家子地区社会文化发生了剧变，满族传统文化快速衰落，全村通用汉语，满语完全丧失了交际功能，满族文化沉淀为当地的底层文化。

1．生计方式

1985年3月，富裕县政府改变产业结构，把畜牧业调整为主业，全县范围内推广应用新技术。自1996年开始，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公司收购三家子村鲜奶之后，该地区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三家子村畜牧业收入逐年增多，成为支柱产业。随着畜牧、商业、集贸市场的发展，三家子地区与外界关系日益紧密，相对封闭文化圈被逐渐打破，汉族文化全面范围深层次地渗透到满族文化之中。

2．文化传播

目前，三家子地区已普及有线电视，村民通过现代媒体接受外界文化。用汉语传播现代文化的电视媒体，对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受冲击很大，加快了满语的濒危速度。三家子村民从传统生活到现代化生活的转变、生计方式的调整、现代文化的传播、外界交往的紧密、汉族文化的传入等，加速了三家子满族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与族群的生计方式、人口结构、文化习得、文化交流等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文化生态环境变化，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变迁。该地区满族文化变迁的第一个阶段，虽长达二百余年，但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第二三阶段虽然经历短暂的三十年左右，但却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地区和民族关系日益紧密，三家子村满族文化发生了迅速的变迁。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变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满族文化变迁的趋势。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满族传统文化呈现不可逆转的变迁轨迹，三家子村的满语已丧失交际功能，成为濒危语言。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满族文化生态环境与清早期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三家子地区，还是全国各地满族文化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传承、保护满族文化不能片面追求保持、恢复其早期样态，而是要立足于当今文化生态环境，将满族文化与现代化背景相结合，从而实现其合理传承与创新发展。

作者：关昊 单位：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