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7 08:58:25
有关香港话题的最近一次网络讨论中，我再一次看到港人对自己的小文化环境与家园的珍惜。在我看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与廖伟棠、张晓舟等文化人对摇滚乐队Beyond的文化解读，不仅限于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别、60后与70后的代际鸿沟，更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相不了解，深深的隔膜感。
王小峰眼中的香港文化，带着后殖民时期的特征—缺乏安全感，在内地青年理想破灭后的商业浪潮中稍占优势。但在粤语文化中浸淫出来的文化人完全不认同他的观点，廖、张两篇长文将王小峰的文章批驳得七零八落。
不过，为何一篇普通的文化评论会引发一场网络讨论？我想还是与许多内地同胞对香港缺乏了解导致的文化冲击有关。2010年，电影《岁月神偷》获得多项金像奖，其实这是最能反映香港人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的一部心曲式电影。片中的罗进一身患重病，香港治不了，远赴北京求医也无果而返，罗家还一直受到港英年代的英国警察敲诈，全靠一句“做人总要信”才成就今天的香港。香港今日的成就，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殖民地文化”就可以抹杀的。
开放内地自由行十周年，香港回归16周年，两地间的融合与冲突都在日益增加。香港需要被内地了解，否则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争论，会蔓延至两地生活的各个层面。
比如，在一次港人集会上，我看到几位市民围成一小圈，举着针对内地人的标语牌，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于是，我决定去搭讪。一位中年主妇模样的市民和我聊了起来，她头一句就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复说，内地来香港读书工作的，问她为什么主张香港与内地分隔开。她立马接下话茬：“你来香港读书，你就抢了我小孩的学位。”我反问她，许多外国人也在香港读书啊，你为什么不反对？她不作回答了。
她的话让我心凉。我记忆中的香港，不是这么冷漠无礼的，不是的。
在香港生活三年了，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天到香港的情景，2010年8月25日。那天一大早，我从北京开往深圳的列车里出来，手里提着三个硕大沉重的旅行箱，背着装有15英寸手提电脑的书包，在深圳罗湖口岸过关，去香港读书。
从深圳火车站到罗湖口岸，要经过一道长长的陡峭的楼梯。那天清晨，电梯还没有启动，我提着全部家当，一步一喘地爬那段楼梯。身边不乏行李轻爽、步伐飞速的男士超过，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帮我。
过了关，坐在东铁线前往红磡的地铁上，我忐忑地观察着车厢里人们的样子，好担心因为自己是内地人受歧视。车厢里电视屏幕中传来我完全听不懂的粤语新闻，我开始紧张起来，想起了一部自己看过几十遍的香港电影，陈可辛导演的电影《甜蜜蜜》。影片里的男主角黎小军经常被香港人叫做阿灿，而女主角—从广州到香港打工的李翘，则干脆隐瞒自己的内地人身份，以免被人瞧不起。
就在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中，我到了黎小军下车的红磡站。天下起雨来，我提着行李的双手没法打伞，像在内地一样着急慌忙挤到站牌下，回头一看才发现，本地人都在安静地排队。发现了自己的冒失无礼，我赶紧撤回到队伍后面，这时，一位不远处类似内地“交通协管员”打扮的老伯向我走来，笑眯眯地用他仅会讲的一点点普通话问我要去哪里，他告诉我，我的站点在天桥对面的反方向，还帮我提了两个箱子，带我走到站牌下。细雨中，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满头银发和提着行李箱的、布满皱纹的手，我想，这就是香港。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香港人的人情味曾让我几乎沉醉。2011年的农历新年，我收到过平时几乎互不往来的邻居派给我的新年利是，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一百元港币；公寓楼的保安，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外来户，要记得收晒在外面的衣服；还有一位邻居Bill，总是能在见到我的时候从公文包里变出一只苹果，或者一盒蜜饯……这一切，都是我挚爱的香港。
直到遇见中年妇女的那天，我被香港的陌生一面吓到了。这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香港。双非、奶粉、学位、地铁进食……一连串的陆港风波关键词，把过去三年间的香港和内地连结在一起。今年香港颁布奶粉离境限制条例后，两地的紧张关系更加严峻。不少内地人认为，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地自由行的消费支撑，颇有自己是港人的“衣食父母”的感觉；而港人的回答则是，自由行的受益者只是赚到钱的商贩，普通市民则承担了内地通过自由行而间接输入香港的通胀。
在奶粉话题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批评港府政策的短视，认为奶粉限制离境政策扼杀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经济活力，动摇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港府在拥抱民粹。可是，当我把自己的观点与一位资深香港媒体人交流，他的回答让我有所领悟。他说，在你们看来或许是民粹，但我的小孩买不到奶粉吃，对我来说就是民生问题。
当外来人威胁到自己的一日三餐，敌意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批判他们的主张，但是，当微博上每天看到北京同胞抱怨空气质量，就不难理解，在另一边从官员到百姓都在研究着怎么样避开北京的毒空气，怎样买到进口奶粉，怎样移民出国的时候，你又怎能要求香港人非得善待这个与自己的孩子抢奶粉吃的同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