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传记结构扫描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文谈到《史记》人物传记结构之妙:“《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的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的结构。这像一个宫殿一样，整个是堂皇的设计，而每一个殿堂也都是匠心的经营。”这段话指出了《史记》结构布局的特点。“堂皇的设计”指《史记》的整体结构，“每一个殿堂”的经营指《史记》的单篇结构，主要是人物传记的结构。扫描《史记》这座“宫殿”中的“每一个殿堂”，可以大体窥见司马迁这位设计大师的“营造法式”。传记文学作家要写出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非有形式多样的结构框架不可。精巧的结构有助于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司马迁无疑是经营人物传记结构的造文高手。

本文探析《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以人物命运特征发展为结构的着眼点，《史记》传记结构主要表现出四种形式。

一、一枝独秀，数花并开:纲目式单线结构

单线型结构指以某个历史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而与这一人物命运关联的人和事仅起陪衬烘托作用，整篇传记重在展示这一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一生命运。从人物的出生、成长到死亡，从事件的开端、发展到结局，按着时间顺序，显示出人、事、物的发展过程。这种结构方式，是《史记》人物传记大量采用的基本结构方式。

单传一般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史记选读》中的《高祖本纪》《孔子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均为单线型结构。这种结构的显著特点是，以人物命运发展为线索，以时间延续为顺序，以事件演变为经脉，演绎传记人物的一生。如《李将军列传》多处标示时间。“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人物命运发展和时序进程同步，时间的标示在传记结构中起连接作用，展示出传主的人生踪迹。但人物传记中的时间顺序与编年体的时间顺序大不一样，编年体严格按时间顺序叙事，而《史记》传记在表现人物命运转折时才提及时间，而且时间顺序跳跃性很大，有时一年、一月甚至一日之内叙述的内容很多，有时甚至穿越若干年。故时间一般不是人物命运发展的线索，结构线索与人物命运的变化密切相关。

单线型结构中的人物命运特征，常常体现在与人物命运紧密关联的某物、某事上。这些物、事有时可以概括为片言只语，以它们为主线，会把人物命运经历的关键环节全都串联起来。“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陈仁锡《陈评史记》）《史记》人物传记几乎每篇都有一个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选择材料，安排结构，不仅重点突出，而且结构周密。纲目式结构是《史记》人物传记单线结构的精华所在。

《史记》中最精彩的人物传记的艺术结构，往往是纲举目张。吴见思《史记论文》评《项羽本纪》之纲:“项羽起兵伐秦，是自东而西；伐齐，则自西而东。与汉王战，又自东而西。解而归，至乌江，则又自西而东。东、西字，是一篇眼目。”项羽一生的命运，与其军事事业的兴衰是一致的。项羽在“东”“西”两方面的几次进退，完成了悲剧命运的进程。司马迁独具慧眼，准确地在项羽繁杂的军事行动中拈出“东”“西”二字，串联起人物一生的悲剧。李景星《史记评议》评《魏公子列传》之纲：“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篇绝妙佳文。”“好客”为传主最根本的个性特征。“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魏公子屈尊求贤，不耻下问结交的侯嬴、朱亥、毛公、薛公，以及万端说魏王者、百乘赴秦军者、斩如姬仇头者、说公子忘德者等门客，在却秦存魏的大业中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好客”为魏公子一生事业的根本。牛运震《史记评注》评《李将军列传》之纲:“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挈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云云，又，‘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云云，正写广善射之神骨。末附李陵善射、教射，正与篇首‘世世受射’句收应，此以广射法为线索贯串者也。”李广的一生事业与善射有关。《李将军列传》以“射”为文眼，描写“射”有十二处，“射”字始终一脉贯通。司马迁突出李广与其他将领的这一不同本领作为结构是篇之纲（另一说，“不遇时”为一篇之纲。此说不若牛说，不赘），组成了古今人物传记独一无二的结构。

单线型结构一般用于单传，不少合传、类传也可用此类型。如果说单传是一枝独秀，不少合传、类传就是数花并开。合传、类传的传主不活动于同一时空，两个或多个人物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就单个人物而言，依然采用单线型结构。《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和贾谊为不同时代的人物，彼此无任何联系。分叙两人命运，实际也是采用单线型结构。《刺客列传》记载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的事迹，每传叙毕，司马迁用“其后多少年，某国有某人”这种句式作承上启下的连接语；《滑稽列传》前部分记载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位滑稽人物“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每传叙毕，亦用“其后多少年，某国有某人”作承上启下的连接语。这种连接语将发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故事如线串珠，连成一片。就全篇而言形成链条型结构，然就篇中各个人物而言，也是采用单线型结构。

合传、类传的单线型结构，形成前一人命运完结，后一人命运基本依前者命运运行的链条式结构。联结人物的是相似的性格特征、命运特征。有些传记之纲十分明确。《刺客列传》之纲即为“刺客”，《滑稽列传》之纲即为“滑稽”。有些传记之纲作者暗示。“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是《屈原贾生列传》中绾合两人命运的过渡语。由屈原事迹过渡到贾谊事迹，既说明了两人合传的原因，也交代了合传的逻辑联系。贾谊命运发展大致可以视作屈原命运的重演:“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能无怨乎？”

二、两峰对峙，一水中流:比照式双线结构

双线型结构以两种人物命运发展为线索，这两种人物处于差不多相同的时空条件下，其命运具有互相照应的关系，犹如两峰对峙，双水合流。活动于同一社会环境的人物的事迹不宜一笔笔分开叙述，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就采用双线结构。两条线索双重并行，渐次展开，以明暗虚实之笔，揭示关联人物的个性特点。这种双线型结构见于《史记》合传。

双线型结构因为涉及紧密关联的两个人物，一般采用比照式。这种比照又可分作两种形式:对称和对比。对称是两种人物命运处于对应状态。对比是两种人物命运处于对立状态。无论是对称或对比，两个人物命运纠结一处，不可分割，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事以照应生情，其文以参互见妙”（李景星《史记评议》），是典型的双线结构。描写廉颇、蔺相如两个人物的命运采用对称手法。传记一开始并写廉颇和蔺相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这是一个采用对称手法写的开头。接下去撇开廉颇，以浓墨重彩写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两个故事，惊心动魄的场面，表现出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渑池之会，正面刻画蔺相如叱咤风云的形象，但也不忘交代廉颇在国内精心备战之功。在叙述这两个故事时，廉颇这条线索隐而不断。文章明写蔺相如，暗写廉颇，一显一隐，互为映衬。及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文章结构发生变化，廉颇这条线索由隐而显，与蔺相如并重双行，合为一体。文章用“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作结，完成了对蔺相如的形象塑造。待蔺相如隐去，这条线索中断之后，文章续写廉颇事迹，穿插赵奢父子之事，交待了廉颇余生。整篇文章的结构，吴见思《史记论文》评曰:“廉颇、蔺相如双起，相如正写，而廉颇虚写，杂序其中，与相如、二赵相终始。穿插极佳，主客莫辨，此又史公之另一格也。”

《张耳陈余列传》的结构被称为“独雄千古”。史迁对张耳、陈余两个人物的命运采用对比手法。传记一开始就采用双管齐下笔法，叙写张耳、陈余共同的出生地大梁，共同的遭遇娶富家女，以“两人相与为刎颈交”一语绾合。自此，如双水合流，两人的人生命运就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水融地联系在一起了。共同变名逃窜避难，共同响应陈涉起义，共同劝说陈涉王楚，共同率兵占据赵地，共同拥立武臣为王……太史公一笔笔叙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不见轻重。一直到钜鹿之战，张耳被围，陈余见死不救，双方结怨。陈余“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隙”。秦亡后，因项羽分封不公，张耳、陈余矛盾加剧，张耳降汉，陈余背汉，二人分道扬镳。“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余泜水上”。两年后，张耳亦卒，两人一生恩怨了结。“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之诚，后相倍之戾”。当年的刎颈之交，最后发展成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生死冤家，堪称楚汉之际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吴见思《史记论文》在评述这篇文章的结构时说:“《史记》合传，皆每人一段，以关锁穿插见妙。独此传则两人出处同，事业同，即后来构怨亦同，故俱以一笔双写，安章顿句，处处妥贴，而无东枝西梧之病，岂不独雄千古哉！”

双线型结构的两条线索往往有经纬之分。贯串始终的传主的性格命运为经线，而另一位传主的性格命运则为纬线。《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廉颇为经，蔺相如为纬。清代吴汝纶点勘本《史记》引张廉卿语:“廉颇为赵宿将，任用最先，而最后死。故以廉颇为经，而以蔺相如、赵奢赵括、李牧为纬。于诸人事反详，而于颇反略，最见意匠之妙，然叙次诸人，在在以廉颇缨络其间，则前后一线相承，不致散漫。至李牧晚出，而后颇死，故先与廉颇相绾，而后乃附于其末，又得参差之法。”《张耳陈余列传》则以张耳的性格命运为经线，陈余的性格命运为纬线。张耳陈余死后，则从经线派生出张耳之子张敖、其相贯高之事为附传，以贯高之忠诚节烈反衬张耳陈余之争利忘义，“余波犹复翻天，则贯高一段是也”（李景星《史记评议》）。

三、藤蔓绕树，枝叶纷披:交叉式多线结构

多线型结构往往以同一时空条件下相互关联的多个人物之间的联系为铺垫，以人物之间的矛盾为中心，围绕着这种联系或矛盾，展开许多人物的命运冲突。众多人物的活动往往是交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恰似诸多藤蔓同绕一树，纠缠盘结，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淮南衡山列传》是一篇重要的合传，其艺术结构深受后人欣赏。此传写一家之变乱，淮南王（后谥厉王）刘长为高祖刘邦之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则为刘长之子。该传写三个有联系的人物，个性迥异而反骨一律。“一传三人，是三样写法。淮南厉王是一味刚狠倔强，淮南王安是一味狐疑犹豫，衡山王赐是一味鹘突颠倒，遂皆以杀身亡国。”（吴见思《史记论文》）三传连为一气，勾勒出西汉初年刘氏内部争夺皇权的动荡政局。由刘长的事迹转人刘安事迹，司马迁用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之语，连接了刘长、刘安两个人物。写刘赐传，又用“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之语，连接了刘安、刘赐两个人物。这样一来，三个人物互相牵联，文章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割裂之感。特别是在刘氏兄弟紧锣密鼓的谋反活动中，刘长的幽灵时时显现，刘氏兄弟之行事更是纠缠一处。“衡山王赐传写其家庭龃龉不能解决，忽与淮南构隙，忽与淮南连和，而赐以一身应接其间，随波逐流，毫无判断，令读之者怒不得，笑不得，惟有拍案叫绝，谓史公善于写生而已。”（李景星《史记评议》）

《魏其武安侯列传》有着与众不同的结构特点和叙事手法。该传描绘魏其侯窦婴、将军灌夫与武安侯田蚡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矛盾斗争。先叙窦婴，以“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句引出田蚡。次叙灌夫，以“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带出灌夫。前半部分分三截，窦婴、田蚡、灌夫各一截，每截各侧重交待一个人物的经历与为人，但已用少许笔墨连缀三人，交待了三人恩怨初结的基础和营垒分明的原因。“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之句，既是三人单传的结束语，又是三人冲突的开幕辞。以下便以灌夫骂座、东朝廷辩，将临汝侯、程不识、籍福、韩安国、汲黯、郑当时、汉武帝、王太后一干显贵牵联进去。最终，以权倾天下的窦婴身败名裂终结。众多人物在三人的矛盾冲突中亮相，文章安排得错综周密，脉络清晰。三条线索在结构上此消彼长，内容上互为补充。三个人物的事迹如藤蔓绕树，枝叶纷披，不分彼此，无法割裂。司马迁结撰此传，不能采用其他合传链条式的结构形式，而须采用“独力搏众兽手段”，将三人融入一体，一气写来。形似三传，实际上每人事迹皆不可先行结束，须写完三个人物列传方算终篇。文章断中有连，连中有断，起承转合，过渡照应，无不熨贴自然，神理一片。李景星《史记评议》:“此传虽曰《魏其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独力搏众兽手段，构成一篇绝热闹的文字，真是神力。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情形宛然在目。”

四、人物传记的变体结构

《史记》中也有少数具有特殊命运的人物，由于这些人物经历特殊，构成了《史记》传记中少量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被《史记》评家称为太史公人物传记之“变体”。其主要特征，在运用议论、抒情、说明等表达方式，而叙史部分则不占主要篇幅。

《伯夷列传》全篇议论咏叹，回环跌宕，杂引经传，层间叠发，伯夷事迹，只在传中引孔子议论略点一二，大段文字，用以发抒自己的感情。《三王世家》无事可书，但从体例上看，须有此世家。“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是篇褚少孙赞语），杂录当时奏议诏策，以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所列有七十七人之多，三十五人有事迹可传，四十二人不尽有事可书，则根据弟子籍，杂引《论语》各书，以成列传。毋庸讳言，这些传记与通常传记的格局笔法不可同日而语。

《史记》传记结构出现“变体”，说明司马迁不仅不拘一定史法，而且不拘一定文法。不以固定模式去套不同的人物，而是根据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根据历史材料的占有程度，赋予传记相应的结构。这类人物传记的结构，不便归于上列三种类型，应是人物传记的一种变体。毋庸讳言，这类传记的文学价值与前列篇目不可相提并论。

历史人物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物命运自然不会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单独发展，只有在与其他人物的命运发生联系时，传主的性格才得以充分展现。所以，单线型结构主要是就全篇而论，就传记的局部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单线型结构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双线型、多线型结构，适宜表现两种或多种人物的性格冲突，在这种结构形式中，也完全不排斥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人物命运的单相发展。所以，《史记》传记单线、双线、多线型结构的划定，主要是从总体着眼，也是为着说明问题的方便。实际上，《史记》传记大多是单线发展、双线照应、多线交叉的综合型结构。以《项羽本纪》为例。全篇以项羽的命运发展为线索，可以认定是单线型发展型结构。就传记局部而言，与叔父项梁起兵江东，可以说是双线型结构。钜鹿之战，秦楚之间的矛盾，义军内部的矛盾交织一处，牵联整个时局，又可以视为牵扯三方的多线型结构。《魏其武安侯列传》关涉窦婴、灌夫、田蚡三方面的联合和斗争，是多线发展型结构。但传记前部分分叙三个人物，也具有单线结构的基本特征。而窦婴、田蚡东朝廷辩的两个回合，则为典型的双线结构。

《史记》传记结构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人物的命运特征是太史公安排传记结构的着眼点，也是读者考量传记结构的标准。只要剖析传记人物命运的发展特征，以及各种人物命运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脉络，并非十分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