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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圈集》是陈洪先生1931年写成，同年由广州泰山书店出版的文集。《绕圈集》收录了1929-1931年陈洪先生撰写的文章11篇。它们是《武器艺术论》《艺术与技巧》《参观青年会第三次美展后》《谈诗》《艺术与道德》《托尔斯泰艺术思想摘译》《音乐与恋爱》《音乐革新运动之理论与实际》《音乐革新运动之途径》《贝多芬》《反JAZZ》。可以看到，陈洪先生在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艺术的功能问题，艺术与技巧的关系问题，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音乐与恋爱的关系问题以及我国新音乐运动的方向和技术问题等等，视界非常开阔。
《武器艺术论》是一篇探讨艺术功能问题的文章。他首先梳理了因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不同，因而艺术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派。然后，他大力鼓吹“武器艺术论”，按他的意思，在战时，只有艺术没有加入“武器”的行列，因此，急需改变这一状况。
《艺术与技巧》这篇文章讲到，艺术=内容（或称题材）+技巧，题材往往被人忽略，而仅注意技巧。他举了文学和绘画的例子。我发现，在《绕圈集》里，陈先生讲美术的地方还真不少，这是否跟他在巴黎留学时受过美术训练有关？前不久读《庞熏栗》，发现庞熏其实很懂音乐。上世纪之初的人才真是不得了，一个个学贯中西。学艺术的也音美接通。
这一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他的艺术观，他认为题材和技巧二者不能偏废其一。因此，他对于只有技巧没有题材的艺术是“挞伐”的态度。可见，陈先生的艺术理想还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二十世纪崇尚的是技巧即内容，因此，在陈先生的眼中，这些艺术都是他声讨的对象。文尾一段话，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有朋友要我做一篇批评的文字，但我觉得要批评一件艺术品，须先看懂这艺术品的题材，然后才可说这件艺术品合不合我们的时代；再看这艺术品的技巧能把题材表现出多少分，然后可断定这艺术品的力量。既然没有题材便无从批评……
《参观广州青年会第三次美展》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美这个千古难题，他的观点是“以好生恶死之情作为美丑评判之根源，以去生死之远近作为美丑评价之标准”，这样的美的理解，我认为是一种“健康美学”，也是提倡“有为”的近乎善的美学。作者又认为：艺术的目标“在美之表现；美是接近生的，美是直接或间接对于我们的生命有利益的；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实利主义的。因为这个缘故，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才是艺术的命脉。今日的时代精神是反自然主义的，反个人主义的；中国的艺术应当把中国的社会状况为题材和背景，把时代精神表现出来，具有这个条件的作品，才配叫做中国的新艺术。这是目前适用的艺术批评之标准。”
《谈诗》是一篇绝好的文章，那句“棺材万岁！”简直活脱脱地将作者的顽童心理展示了出来，（后来他这方面的文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该文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诗的形式和内容，是通过讨论古典诗和白话诗问题引入的。他认为古典诗形成了僵化的形式，因而衰微，白话诗因内容反映现实，所以前景美好。接着，他谈到美丑问题，这与上文观点类似，都强调积极的“生的艺术”，最后他强调作诗一定要有“纯朴的心”，这在他看来，是做好诗的先决和充要条件。
该文开头写的很精彩，很吸引人！
一点感想：陈先生青年时代追求“内容”的美，但是，后半生，“内容”却不给他美，他所从事的，却仍是“技巧”给他一个谋生的工具！（视唱练耳；小提琴教学）历史的玩笑乎？
《艺术与道德》这篇文章有点堆砌的感觉，写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核心问题是要说，平民的艺术是要讲究道德的，有种实利主义的倾向。因此，从事艺术的态度应该积极一点。
《托尔斯泰艺术思想摘译》选译了托尔斯泰论艺术的言论。在正文前，作者有一段引子，点明了摘译的原因是他认为托尔斯泰“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艺术对有产阶级的艺术的第一次强有力而且得到了胜利的大攻击。同时奠定了平民艺术的理论的基础”。我也摘抄几段：
思想作品之所以为思想作品，因为它传达着新的思想，而并不是重说着已经为人所发现了的东西。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因为它传达着新的情绪于人类日常生活之中。
好的、伟大的普遍的艺术，也许为少数的、已经腐败了的人所不能了解，但是大多数的素朴的人群是能够了解它的。
人说艺术品之不为民众所喜欢，乃因为民众没有欣赏它的能力。但是如果艺术的使命是把艺术家的感情传达于民众，那么没有欣赏能力的话应当从何说起呢？
可以看到，陈先生摘译的都是托尔斯泰论大众艺术的文字，这也反映了陈先生的一种艺术追求。
《音乐与恋爱》先从达尔文进化论说起，认为人生两件大事：恋爱与进化，达尔文看成是一件事。陈先生在文别提到了鸟的例子，认为有许多地方的音乐实例说明人的音乐最初是鸟语的模仿。但是他没提咱们中国的事例，那就是伶伦作律也是模仿禽鸟的歌唱。文章最后，陈先生认为，音乐表现的是生命力自身，因此比小说、诗歌等其它艺术形式更加有力。
《音乐革新运动之理论与实际》该文有一段论述我国艺术衰败的原因，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妙：特殊阶级的士大夫之爱艺术好像他们爱花一样，他们爱的是花的开花，并不是花能结实，只要花能开花，结实与否都没有关系，只要艺术能开花，结实则可不必，艺术的花从此不再结实，专供士大夫们的玩赏。好像油头粉面的姑娘，子宫已经损坏了，产不出小孩子了。不事生育的妇女是废物，艺术也是一样，既成废物，自然逐渐退化：这是我国艺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我国音乐衰落的原因。
接着，作者认为因为中国的音乐专供特殊阶级玩赏，因此衰落了。应该恢复音乐让它回到群众当中，创造一种“群众音乐”：群众音乐的特征是生殖力，这便是说，能够开花还能够结实；花是手段，实才是目的；给音乐以生殖力，便是把音乐从奢侈品的地位移到必需品的地位，也是给音乐以存在的理由，使它能够跟着社会，朝着正当的路途上发展：这是群众音乐运动的趋向，也正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
文章的第三部分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不适宜于新音乐的诞生，因此，“音乐环境之改善，是创造中国新音乐的先决问题。
第四部分介绍广东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的编制和演出曲目，因为这篇文章是为这个乐队的演出而作的。
《新乐革新运动的途径：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第八次音乐最作》该文和上篇文章一样，都是反映陈先生国乐思想的力作。该文开头就很精辟：“音乐之进化，与社会经济和制造技术之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假如没有键盘乐器之发明和制造，那么和声学决不会成为一门有系统的科学；假如没有弦乐器之改良，则交响乐决不会脱离声乐而独树一帜；而各种乐器之发明，改良和制造，都直接受社会经济和制造技术之影响；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音乐的形式完全是跟着社会经济和制造技术之进展而决定的。
音乐的内容亦跟着这个进展而转变，且举个例来说吧：假如欧洲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则18世纪的法国尚不会有资产阶级来抵制专制政体，那么，法国革命没有爆发之必要，浪漫主义没有出现之必要，华格纳没有改造歌剧必要，那么，恐怕欧洲今日的音乐，还是中世纪的宗教音乐。艺术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这上层建筑之高或低，左或右，伟大或渺小，繁盛或凋零者，不消说的是社会的底盘――技术和经济。技术落后和经济衰败的社会，是决不能产生伟大和繁盛的艺术的。”（《绕圈集》第107-108页）接着，作者话锋一转，向认为中国“只有艺术却可以和西洋人比赛一下”的国粹论者发起攻击，对中西结合论者的态度给予了否定。作者将西方的音乐形式与中国的音乐形式两相比较，然后发出感慨“我国的音乐究竟好在何处？”
在保存和发展这两个问题上，陈先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后边阵营：历史学家们的惯例，对于一种文化之死亡总要叹息一番，哀悼一番，又归罪于某某制度，某某设施，仿佛文化的死亡，都是偶然发生的灾祸似的。其实文化和人一样，老了总该要死，不死便会变成时代的障碍，这死是极自然而且必要的，并不值得依恋和悲悼。我国的旧文化已经活了几千年，早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只宜让它安然归仙，绝没有出头出面来“保存国粹”之必要。在音乐方面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旧戏旧曲之自然淘汰，同时又须预备新音乐的诞生，在这个新旧过渡的当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我们认为是接受比我们先进的西洋音乐。
接着，陈先生列数了引进西洋音乐的三点理由：西洋音乐有许多现成的工具，如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种乐器，都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对于现成的工具应当毫不客气拿过来就用，这样才有希望赶上人家的文化：这是我们研究西洋音乐的一个理由。其次，一种文化，如果让它闭关自守，自生自灭，则这文化必不能够发生急激的变化，不是慢慢进步便是慢慢退步，但是久了总要衰亡，必须与别一种文化发生接触，才能有新的文化产生：这是世界进化的公例，也是我们研究西洋音乐的理由之二。我国固有的音乐既己衰亡，国内音乐景象是非常凋零的空虚，在这样的形况之下，非先借借他人的音乐来暂时补充一下，造成一种空气不可：这是我们研究西洋音乐的理由之三。
接着，作者列举了近代欧洲几个国家由于凭借他人的音乐而使自己壮大的例子来说明引进西乐是必须的而且是前景光明的。
文章的最后有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今日还不是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时候，不过我们应该积极预备它的诞生。据种种情形看来，中国新音乐之产生当在50年后，从今天到50年后的今天，是过渡时代之一段。我们都不是创造的人物，我们是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们的责任是筑一条从此岸通到彼岸的桥，各个人都化作桥中的一块砖；要把这桥造得又平又稳，后起的人才能够安然从死地从此岸踏到生的那边去：这是我们认定的工作，和我们认定的工作的意义。
《贝多芬》是作者介绍贝多芬的一篇小文。可以看出，作者一生是极力推崇贝多芬的，他翻译了有关贝多芬的大量研究著作。他推崇贝多芬、研究贝多芬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是“作为必需品的音乐，是一种武器。”而且他补充说，“从这一点，可以证明贝多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反JAZZ》是一篇抨击当时爵士乐的文章。据陈洪女儿陈比维说，父亲生前反爵士到了坚决的程度。从本文可以看出，作者反爵士有着清晰的思路，那就是，舞蹈从宗教功用一变而为艺术的功用，再变而为交际的功用，是越来越“堕落”了。而“交际”在当时是“卖肉”的潜台词，所以，作者极力反对这样的舞蹈和附着在这舞蹈之上的爵士乐。作者在后面的文字虽然承认爵士有一套自己节奏上的特色，但是他认为都是美国黑奴音乐在美国的异化，充斥着“香艳肉感”（我借用聂耳的话）因此，这样的音乐作者是要与它势不两立的。
好像建国以后我国正统文艺界就是这样的态度。比如，由于陈歌辛用爵士风格编配“花儿与少年”而被批，任光的《彩云追月》因爵士的节奏背景而被冷落，甚至80年代李谷一一曲《乡恋》因爵士乐节奏的采用（当然还有李谷一用“气声唱法”等其它原因）而被认定为“黄色歌曲”。这也是我国文艺界历史的一段有趣的现象。
本书的最后附有“万人文学丛书目录”，其中涉及陈先生著作或译作的有苏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德国海涅的《鼓手雷兰格》、法国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选》另有《法兰西浪漫派文学鸟瞰》这套丛书的主编为胡春冰、陈洪，可见陈先生是“万人文学丛书”的主干将之一。另外从这一目录也不难读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在文学观上，陈洪也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丛书共有图书25种，只有《绕圈集》和《法兰西浪漫派文学鸟瞰》是著作，其余全为译作，有英、法、德、波兰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可见主编者是以广阔的胸襟“拿来”的。
读完这本书，我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更加深了，那就是陈先生在建国以后为什么受到了冷落？《绕圈集》中的文字说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主张文艺为大众服务，这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二为”方针不谋而合。本来陈先生应该“得势”才对，但是又为什么受到冷落？也许是他主张全盘拿来，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精神有悖？
也许是这样，加之陈与叛国者马思聪的特殊关系等原因吧。真是历史中的一个悲剧人物，本不应被忘记，却“差点”被历史忘记了！
参考文献：
陈洪，绕圈集[M]，广州万人出版社，1931
作者简介：
朱晓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