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悚片《电锯惊魂》中的宗教隐喻与强力规则

【摘要】《电锯惊魂》是狮门电影惊悚片系列中恐怖效果强烈且票房表现极佳的典型之作。身陷地狱而痛苦涤罪的情节构成了该片强烈的宗教隐喻，封闭的空间与心怀叵测的他者构成地狱的双重象征。凶手预设游戏时所着力表现的强力规则，规定游戏中的玩家势必将做出无法选择的选择，从而维护规则的权威。强力规则最终是否能够得以超越?影片中这一悬念的成功设置，是它赢得票房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惊悚片 《电锯惊魂》　宗教隐喻　强力规则

现代西方电影研究中，惊悚片(Terror Movies)群落是一个绕之不去的庞大存在。早期惊悚片的粗糙构思与程式化操作(惯用如铺天盖地的淋漓血浆、蜂拥而至的断肢残骸)在观众日益提升的品味(或者是日益神经)中日渐失落，观众的感官不再受到廉价的刺激，恐惧的袭来似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由狮门电影出品的，集恐怖、悬疑、犯罪为一体的《电锯惊魂》(2004)却在票房上创造了神话，制作成本只有120万美元，却在全国票房劲收1亿美元。试图探究其成功之道，认为主人公“竖锯”“实行惩戒”的行为隐喻了“取代上帝”的宗教企图。回应了西方社会“上帝死了”的心理缺失。另外，影片将其主要场景设置为禁闭空间，并将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规则精神”强化为“强力规则”，从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暴力。

一、宗教训诫的企图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向世界宣告“上帝死了”。他认为，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上帝的信仰离席缺位，这种曾经是西方社会凝聚力主要来源的信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鄙弃，上帝被我们人类自己杀死了。身处于20世纪的尼采对此更多的是出于某种预言或者言说。而当下西方社会，消费主义肆意横流，“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深受追崇，的缺失成为了既定事实，“上帝之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凿凿验证。好莱坞惊悚片向来都是西方社会心理与思潮的影射与隐喻。《七宗罪》(1995)中凶手杜约翰说：“今天要使别人听你讲话，亲切地拍拍肩膀已经不行了……罪恶就在我们周围，只有在混乱败坏的今日社会，我所杀掉的人才会被称之为无辜。”影片中的杜约翰俨然以上帝的使者自居，来惩戒现实中那些犯天主教中遭永劫的七种大罪之人。与之相似《电锯惊魂》中凶手“竖锯”设计之天衣无缝不仅远远超出常人。置受害者(以下与“玩家”同义)于股掌之间(代表绝对的理性)，而且以粗暴的方式迫使受害者通过自残从而达到自“赎”的目的，俨然充当了“宗教”导师的角色(之后的续集中揭示了“竖锯”在本集中其实已有甘心受其驱遣的信徒)。接受其“训导”并决意“救赎”。即生：拒绝或逃避之，即死。“竖锯”显然不满于“上帝之死”，意欲取而代之，担负起“惩戒”之责，使有“罪”者在他精心设计的涤罪所中自我摧残以获得“救赎”。

一觉醒来的摄影师亚当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他的对面是同样命运的医师劳伦斯――他们被人用铁链绑住了腿。并吃惊地发现两人中间横亘着一个恐怖的死人。主人公歇斯底里而恐慌地质询，因黑暗而思维混乱，因束缚而无能为力，惊慌失措、彻底无望。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回答：“朋友，你身陷地狱了。”但丁《神曲》地狱的大门上刻着湮灭不清的可畏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维吉尔告诉但丁：“在这里定要放弃一切的猜疑，一切的怯懦定要在这里死灭。”(朱维基译)对于但丁而言，地狱最可怕的责罚在于它的绝对没有希望。而影片中这间废弃已久的盥洗室，虽然并无硫磺毒火狂风，但是至始至终，局势都处于幕后凶手“竖锯”的预设与操纵之中，最终这个禁闭空间成了死亡之地。劳伦斯被迫自残，用手锯锯断自己的脚掌，屈服于“竖锯”的意志而枪击亚当。不过这一切努力因超时而未能挽回二人的性命，最终劳伦斯失血而死，身中一枪未死的亚当，则被影片开头伪装成自杀倒地、影片结尾才从一片血泊中缓缓站起的幕后真凶“竖锯”杀死。

二、地狱象征

亚当与劳伦斯所处的时空都是封闭的。废弃而肮脏的盥洗室似乎已上千年毫无人迹，二人的脚上绑着无法挣脱的铁链，崭新的挂钟是凶手有意提醒时间的道具――封闭空间与限定时间迫使玩家为自保而诉诸行动。然而，逃离自保的唯一途径是自残。面对巨细无遗的强大预设者航拒预设的希望一一破灭，前所未有的绝望引爆了自残肉身的痛苦过程。在“竖锯”眼中，这是关于灵魂的“救赎”。

地狱并不一定充满硫磺毒火，看似简单的机械、毫无瓜葛的陌生人皆为地狱。“他人即地狱”(萨特)的实现方式，是以封闭的时空为场景，以攸关性命的游戏作为引燃的信子的。即便有拯救者的介入，由于无力反抗预设，也无力拯救受害者于地狱；更何况，拯救者往往因为稍一迟疑，由潜在的拯救者蜕变为必然的取命者。拯救他人的愿望在预设之下也会癌变为创设地狱的冲动，通往地狱之路铺满善良的愿望。为了存活，文明社会的遮羞布被粗暴地扯去温情脉脉的关系为丛林法则所践踏，肮脏的“囚徒博弈”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温情互助彻底决裂。

三、强力规则

“竖锯”在磁带中提示他的玩家(亚当和劳伦斯)：“Let’s play a game!”绝非仅仅是中国本土语境下所理解的摆家家或是跳大马。“西方文化中的游戏概念与中国人常说的‘玩’的涵义完全不同，它是生命的基础，涵盖了一切生命的体验，包括痛苦、颤栗等。游戏在其规则范围内，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我们看儿童在游戏时，往往是全身心地投入，他自身的体力与智力(即全部生命力)正在此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显示和肯定。”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游戏”至少包括两点特征：有既定规则，不能作弊：产生赢家与输家，输家接受惩罚，赢家获得奖励。而影片中，遵循或违背规则的共同指向是惩罚。惩罚的前提是有罪，惩罚的结果是宽恕，获得生命的奖励。倘或执意不肯接受惩罚。则将身陷死亡之地。

规则的强有力，表现在携带猪头面具的“竖锯”或其门徒偷袭受害者并将其麻醉。将玩家强制纳入游戏，还表现在迫使玩家接受游戏规则的粗暴过程――但凡违背规则必将失去生命。面临生死之际，受害者只得接受看似不可思议、绝无接受可能的自我摧残。另外，“竖锯”的提示隐含了趋利避害的理性强势，因为这些提示从结果上来看都是有益于玩家的，而玩家出于警惕和自卫而拒绝听从，由此而降临的惩罚则进一步加强“竖锯”的“正面”形象。游戏中违拗对手的旨意几乎是一种本能，违拗旨意的必然决定了走向死亡深渊的必然。

这种强有力的游戏意识与规则精神践踏了玩家最后的侥幸心理，了玩家另辟蹊径的避祸意图，致使玩家不得不重新面对逼仄的现实，进而彻底屈从于设置者的意志，最终维护了规则的权威，验证了设置者对于游戏的主宰。在观影之初，观众就已经意识到了强力规则的不可拒抗，而影片中的玩家却一无所知。这正如悬疑大师希区柯克对“悬疑”所下的定义一样，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而桌子的周围，是一群热闹的玩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