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 坊间孤独电影人

青年导演张猛的2011年，风调雨顺。

《钢的琴》砸出的响亮声音，让他呼地窜成了一条汉子。东京电影节、香港亚洲电影节……各种提名奖和鲜花掌声蜂拥而至。无数应酬甚至把他累出病来。不再是那个四处磨嘴皮子找钱的小导演，张猛终于鸣而惊人。

可是，这个长相老成、经常一脸沉默严肃的东北男人，还是喜欢自己默默地坐在电影院的地板上看观众看电影，看他们的情绪跌宕、喜怒哀乐――看他们是不是懂得了自己的表达，看自己是不是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中国最平凡普通甚至有点卑微的民众的内心，而这，才是真正的梦想所在。

年轻的生命要用在刀刃上

“70后”张猛，出生在铁岭一个电影世家。铁岭作为“大城市”被全国人所知，是因为赵本山。张猛的父亲张惠中是著名喜剧导演，与赵本山有诸多合作。赵本山主演的《男妇女主任》等影视作品，以及红遍中国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卖拐》等都出自张惠中之手。

耳濡目染，张猛从小心中就埋藏了关于艺术的梦想，只是彼时还不知用什么方法来实践这个梦。他学过钢琴，发现自己坐不住；又去学画画，终于觉得 “上道了”。但是，似乎心中还是有些想法无法接近。慢慢长大，他发现自己还是不知路在何方。

寻梦，奔着一个未知、朦胧却又清晰的方向而去。

大学张猛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四年时光，功课繁重，他还是抽时间读了很多剧本。每天晚上熄灯后，他自己跑到学校外面的咖啡厅里继续读。2000年时，他看到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生命便“哗”地一下被点燃，“这事挺牛×的，就是它了！”于是他加入地下电影小组，跟宁浩、朱传明、丁建成等人在一起，共同仰视贾樟柯，下决心要“扛起摄影机把整个时代记录下来”，豪情万丈，拍得胸膛当当作响。

张猛尝试过很多路径。毕业后，张猛被分配在辽宁电视台当舞台美术设计。看上去很美，但他的实际感受是“没创意，有栏目的时候像力工一换背景”。这不是他想要的。

辞职，再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了一年半。他想用系统的学习来为自己的理想铺路，“年轻的生命要用在刀刃上”。他当过，很便宜的报酬就给人写剧本，有时被骗，还拿不到稿费。未来很清晰，现实依旧曲折。

2004年起，他参与过赵本山小品的创作。当年他还在北影进修，一次听到父亲跟赵本山讨论春晚小品的创作，想到绞尽脑汁也没有新鲜的点子，张猛接茬儿，提出“老瓶装新酒”续写《卖拐》和《卖车》的经典。赵本山一拍大腿，小伙子张猛就成了2005年春晚赵本山小品的编剧。2006年的春晚小品《说事儿》反响依旧很好，掌声如潮。赵本山很器重这个晚辈，并寄予厚望，还把他吸纳到本山传媒集团做副总。在很多人看来，张猛的未来已曙光初现，至少衣食无忧，很快就能名利双收。羡慕嫉妒恨纷纷向张猛抛来，他却似乎没有迷失在一片可以想见的光明之中。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内心里最强烈的召唤还是来自于电影，不可抗拒。辞去副总职位，赤手空拳奔向一片未知的天空，张猛似乎没有畏惧――有忧虑，但更有梦想。

2007年3月24日，张猛至今清楚记得的日子，他终于有机会坐在监视器旁边，自己当导演――《耳朵大有福》正式在东北开机。

跟很多小成本导演相比，张猛的起点并不低。他为赵本山做过编剧，不过真正做导演，找投资，这个标签根本帮不上忙。作为一个没有任何一部作品问世的年轻电影人，张猛从处女作《耳朵大有福》起就一直纠结于找投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向张猛证明，只靠写过春晚最受观众欢迎小品这样的经历，是找不来投资的。所幸，他的剧本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剧本奖，揣上100万韩元经过汇率折算后所剩的85万元人民币，加上韩国人崔光石的60万，还有媳妇的20万元，张猛在热情的驱使下直奔吉林省四平，毫无秩序地拍完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一刻都等不得。”张猛这样解释当时的无序。当年地下电影小组的兄弟们比如宁浩、比如韩杰，都已经拍出作品向当年的梦想靠拢，而今张猛也重新与他们并肩为伍。他们30多岁，代表着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一股新力量。

鸽子也是群众演员

《钢的琴》是张猛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男主角陈桂林的老婆跟了大款，要留住女儿就要有钢琴。东北汉子陈桂林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借钱不成，偷琴被抓。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大王等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终于造出一部“钢”的琴。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的低成本黑色幽默片，充满着小忧伤的快乐溢满了整部影片。没等公映，就已经在坊间口耳相传，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效应。

整部片子看下来，张猛又像在拍他自己的故事。当然生活中张猛并没有下岗问题，也没有出现婚姻危机，他与陈桂林之间最相似之处一是同为东北人，愿意以自嘲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还有一点在于他们都为一个梦想而奔波，都缺钱。这部电影拍摄从头到尾，他都和男主角陈桂林一样，被迫到处磨嘴皮子，跟人借钱，“忽悠”人跟着他一起卖力干活。影片男女主角王千源、秦海璐都是张猛的东北老乡、中戏同学。王千源直到拿到东京电影节影帝，还没有拿到《钢的琴》片酬，是攥着白条得了奖杯。

钱，还是钱。

很多新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张猛是拿着7万元的启动资金，投入拍摄，剧组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有47元钱。当时张猛没声张，秦海璐觉察到了，问他，他也不承认。最终秦海璐帮他筹集了钱，还垫上了自己的片酬。影片上映后，有些地方被观众和影评人指责为粗糙，比如那场雪。拍摄的时候冬天刚刚过去，已经无雪可下，人工雪却又太贵，张猛无奈选择了泡沫。纷飞的泡沫飘飘而下，镜头里看上去黏黏的，完全没有东北的雪的凛冽的质感。张猛生长在东北，他懂得东北的冬天，却无法在自己的片子中还原它们。这种痛，丝丝缕缕，无法解释，又实实在在地贯穿于拍摄的过程。

张猛喜欢吴宇森的电影，在《钢的琴》里也没有忘记向他的经典桥段致敬，只是连他的致敬都得想着省钱。在电影中，他也安排了放鸽子的镜头，不过他只拍了两条，第一次放了50多只，第二次放了100多只，总之150只就拍完了。后来见到吴宇森时，张猛还挺开心的，他告诉吴导：“那次拍摄，好像鸽子也是特别配合，都是冲着镜头，这样划着线飞出去了，哗的一下子就扑满了镜头。那种感觉特别好。”他得省钱，因为鸽子也是群众演员，都是花钱雇的，放得越多花钱就越多。

其实，500万元的一部电影，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绝对是小意思。在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的大片面前，500万元或许只够道具，或者一位演员的片酬。但是对于张猛他们来说，这就是全部，还难以一次性凑齐。很多人看好他们的实力和才气，实际在市场上他们还是弱者。

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有时候青年导演的作品并不卖钱，但他们的电影大多很有想法，颇具实验性：“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产品的科研队伍，从长远看，中国电影的发展要靠他们。”

第六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主席王小帅也呼吁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新人导演，给予新人充分的创作自由，保护好电影界的新人，而不要拿票房高低来衡量新人的作品：“青年导演是华语电影的未来，如果在他们创作生涯的初期就套上票房的枷锁，会扼杀他们的电影才华。”

幸福到底差多远

11月的东北正在步入隆冬，天已经开始下雪，一片凛冽与灰暗。张猛窝在大连忙碌，拍摄电视剧版《钢的琴》，定名为《离幸福就差半步》。听上去充满希望的片名，是很多像张猛一样的新生代导演一路追逐的梦想。

但是到底距离幸福还有多远？张猛不敢说，正像每一个如他一样的新生代导演对此都心中没底。

没有体制的保障，他们的艺术之路注定充满艰辛。没有钱，也难以宣传，甚至排不上放映日期。即便《钢的琴》已经在国际上得奖，即便已经在坊间获得好评，真正在内地公映时，公映时间依旧一推再推，还要将电影删减到97分钟以配合院线和发行方意愿。甚至他还被要求改片名，并在网上征集片名，张猛拼命抗争，保住了《钢的琴》这个轴得有点可爱的名字。“这是死也不能改的。”他有点悲壮，更多无奈。

但是张猛坚持这样做。在他心中，有更值得记录的社会变迁，逼迫着他一路追寻。出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张猛的亲戚、同学的父母、身边的邻居……大都是大国企职工。他在慢慢成长中见证了他们从自豪走向自卑，从衣食无忧走向无所温饱。“从90年代初，有些工人就开始失业了。我每天上学，就能看到工人在路边静坐，或者去堵什么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能去把那个时代的东西拿回来。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导演，可以拿这样的东西怀旧，可能我就是比别人早一点吧。”

不仅是怀旧，更是一种追忆和集体情怀。镜头下不只有缅怀更有反思。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不像商业片那样是可复制的，说你这么打我也这么打，你拍了疯狂的这个，我就得拍疯狂的那个。那个不真诚，那个是商业的要求。”张猛不想随波逐流，因为他心中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可能下一次有人出很多的钱让他做商业片，他也就顺水推舟跟着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里有些东西最终将无法抗拒。

跟电影里这些鱼龙混杂的小人物一样，导演张猛的生活也狼狈不堪。他给新人电影节组委会留言簿上写的是“做新人，真的很难”，但他不愿意老是讲那些小导演的苦难史，更愿意用贫嘴、幽默的方式来看待生活：芸芸众生，因为心存小理想 ，而活得有尊严。

似乎中国电影市场逐步地开始看到这些新导演们的坚持与执著、对电影的热爱和对社会的思考。即将开启的贺岁档，也将挤进不少这样的独立电影、小成本电影，他们与大牌导演的大片比肩，让经常被人忽略的群体、身影出现在荧幕上，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也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更多种可能。

张猛和他的同伴们无力左右大环境的发展，他们只在自己的梦想中耕耘。而今，电视剧版《钢的琴》正在拍摄，是否大火在他看来不是最重要的。正如他回忆《钢的琴》拍摄时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辛苦，不是缺钱，而是当他拉着一班人马，累死累活、扛着压力在辽宁省老工业基地鞍山拍戏的时候，身边的工人们没有理解，只有嘲笑。“集体解散为个体，当年给你留下美好印象的工人已经进入到了自贱、自怜的地步，他会在你身边说这个傻逼，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再投来一个大白眼”，这让张猛受不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坚持不了了，觉得拍这个片没有意义”。

精神上的支撑一旦垮塌，意味着局面将是一盘散沙，张猛说服自己完成作品，他已经看到了昔日自豪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他要用他的热情给主人公赋予意义。最大的伤痛，在他们心里已经逐渐消失，他们已经适应了今天的这个世界，这是最可怕的，也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

张猛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还原这些被磨灭的东西。能坚持，就再坚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