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理学家朱熹的文道观

时间:2022-09-16 11:29:01

略论理学家朱熹的文道观

摘 要:朱熹的文道思想实为朱熹理气哲学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朱熹强调“文从道中流出”,文道合一,以道为本,突出文章的道德教化功能,弱化其文学艺术性。而在文学风格上,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朱熹则更为欣赏平淡朴实的文章。

关键词:朱熹;文道观;文从道中流出

我国古代“惟儒独尊”,尤以朱子之哲学为主脑[1](P1)。朱熹的文道思想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依笔者看来,朱熹具有文道合一,以道为本的文道思想,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2](P3319),“文从道中流出”[3](P3305)。而这一观点实为其理气本体论在文学层面上的反映。

朱熹持有理气本体论。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P2947)。“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5](P2243)。天地万物皆由理气二者构成,理气不可分离,万物皆有此理,万物各有禀受,这是朱熹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朱熹“文道合一”的文道思想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在文、道关系上,朱熹主张“文从道中流出”,便类似是理与气之间的体用关系,两者虽是二物,却又是不可分的一物。朱熹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6](P3319)。“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7](P3305)第二,朱熹文道思想的核心出发点完全站在了“道”这一边,作文的功能便是弘道。朱熹所强调的“文”,只是体现儒家思想的文,而非“专务章句悦人耳目”[8](P73)诽优之类。第三,朱熹强调学文的目的在于“求学为己”,“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9](P39),即所谓的儒家之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10](P72-73)

正是基于其理学家的立场与出发点,朱子对于前代乃至当时之文学作品的认识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朱熹在《读唐志》中对曾评论道:“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传、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之于言。惟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11](P3654-3656)。以上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熹在文道思想上有一种以道为本的观念。对宋孝宗朝兴起的“苏文热”,朱熹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至于炫浮华而忘本实、贵通达而贱名检”[12](P1859),“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也,理势自然,盖不可晓”[13](P1864)。认为苏轼文章虽有华丽之处,但却与理相悖,“凡此皆苏氏心术之弊。故其吐辞立论,出于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读之,爱其文辞之工,而不察其义理之悖,日往月来,遂与之化,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矣”[14](P1863)。

其次,朱熹又以“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解释文道关系。所谓“理一分殊”,就是一理统摄万理,如天上一月可散现为江河湖海的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实为一理,如在江湖河海的万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又由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这就是“理一分殊”。“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15](P74),“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16](P73)。在这里,文章总的来说亦可以算是一物,亦有它的发展特色,而这如何才能写好文章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太极的表现,体会文章发展的道理亦是体会太极。正基于此,朱熹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排斥文,并将文章作为是弘道的重要载体,看的十分重要。所以,他对于历代文学作品又是十分熟悉,对于各家特点亦是如数家珍,“荀卿诸赋缜密,盛的水住。……楚词平易。……汉初贾谊之文质实。……董仲舒之文缓弱”[17](P3299)。朱熹评论唐宋古文运动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说:“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18](P3302)“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韩千变万化,无心变;欧有心变”[19](P3306),“韩文高、欧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20](P3306),“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当观嘉佑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21](P3307)。

最后,理学家朱熹的文道观受到了从太极本意中散发出来的诚意的影响。众所周知,太极本意有生生自然之意,诚又可以理解为不妄为之意,这种诚意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平淡朴实之感。于此,朱熹自身比较偏爱饱含义理,却落笔平实的诗文风格,“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22](P3299)。“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23](P3312)“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24](P3318)。

综之,朱熹持理气本体论,以“理一分殊”思想解释文道关系,强调文道合一,以道为本。他提倡“文从道中流出”,认为作文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弘道,也就是用来提高人们的封建道德修养,这与其理学家的自身追求是分不开的。如果单论艺术风格的话,朱熹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则更加偏爱于平淡朴实的文字,这符合了理学家对诚、对仁思想的追求。但是由于过份强调文本的教化功用,而忽视了其艺术观赏性,也造成了朱熹在文道观上的局限,我们从其对苏轼等人文章写作的品评中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的。(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 [8][9][10]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3][6][7][17][18][19][20][21][22][23][2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5]朱熹:《朱熹集》第5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1] [12][13][14][15][16]朱熹:《朱子全书》第2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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