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璐:童年是我的最大“心病”

生于大连的秦海璐，9岁被妈妈送进营口市戏曲学校，专攻最辛苦的刀马旦。1996年告别京剧团，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转学舞台剧，经人介绍拍了陈果的《榴莲飘飘》，改写一生。

熟识秦海璐的人都知道她心脏不太好，最初在孟京辉的话剧《臭虫》剧组里演出时，瘦弱的她曾在台上忽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抢救，幸好没出大事。有了这件事后，大家总会关心她的身体，而秦海璐却说――我最大的心病是童年。

没有布娃娃

说起自己的童年生活，秦海璐颇为感慨。她说那时的每个儿童节，她最希望的是父母能够带自己去公园，然后送自己一个布娃娃，可是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她的记忆里，不曾有过女孩子最喜欢的布娃娃，甚至不曾有过一件玩具。

由于父母每天上班，秦海璐就由只比自己大几岁的姐姐照顾，中午和姐姐一起吃妈妈早上准备好的盒饭，下午放学后写完作业，就由姐姐带着去外面瞎晃，没有目的，等到晚饭时间，再一起回家，晚上，通常会和姐姐一起缝布口袋，缝好了就卖出去赚钱贴补家用。正是儿时的经历练就了一双巧手，“平时家里的针线活都是自己独揽，后来再大些，爸妈和姐姐的毛裤也都是我织的，现在我很多衣服上的花都是自己亲手绣的。”说起这些，秦海璐十分自豪。

A型血的叛逆

秦海璐说自己是A型血，平时不太愿意跟别人说话，叛逆心理特别强，别人根本不能勉强她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现在秦海璐很少穿裙子，因为打小练了很多年功，腿上的肌肉走向特别明显，不练后，肌肉变成了脂肪，她觉得自己的腿不好看，所以坚持裤装。

谈起小时候，平时寡言的秦海璐头一次滔滔不绝，仿佛积压了多年的情感，终于豁以释放，像一种埋怨，又似一种回味，源源涌动，不容人打断……

最多的是泪水和汗水

“许多人都说我的性格比较极端，这应该是我小时候学京剧时那种残酷的训练方法造成的。我9岁开始学京剧，学刀马旦。那时不叫学戏，叫‘打戏’，吃了很多苦，挨了很多打。我姥姥总是骂我妈妈为什么让孩子去学戏，我妈妈后来也对我说：‘我和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让你吃了那么多苦。’我的两条腿的迎面骨现在摸起来全都是小颗粒。那时候回家也不敢给家里看，记得有一次睡觉的时候，我妈妈的肚子不小心碰到我的腿，我疼得忍不住大声叫起来。她撩起我的裤腿儿一看，我的两条腿全是青黑的。那些学唱花脸的，也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样，老师真用带刺的东西在他们嘴里搅和。那样的童年，全都是眼泪和汗水，我几乎想不起什么快乐的事。

住在戏校的时候，每个周末父母可以来看孩子，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要供我和姐姐两个学艺术的孩子上学，于是下了海，到大连做生意，而我在营口，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经常来看我。周末，别的孩子的父母都来看他们，给他们洗衣服，我妈妈有时也来，给我带上一只我最爱吃的烧鸡，我一顿就给吃了。如果她没来看我，我就在树上画一条道。我记得有一次他们13个星期都没来。那种长时间的孤独和绝望把我的整个性格都改变了，以前我很活泼、开朗，人家都叫我‘小人精’，但现在我变得很沉默。”

无数的否定换来肯定

“童年给我留下的阴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被否定。最开始我学的是青衣，但因为声音粗，发声方法不对，所以我的老师让我学程派，认为我根本唱不了梅派。我一边学文戏、一边学武戏，学校里对我好的也只有两个武功老师，其他所有的老师都否定我。慢慢大了，懂得看别人的脸色。可我还是不服气，每天拼命地练功，早上唱、晚上唱，每个星期只要回家，就跟着李维康的磁带唱两个正反面。也许A型血就是特较真儿吧，我就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不能唱梅派。终于有一天，老师说：你可以唱梅派了。

有人说我心理有疾病，太偏激了，也有说我清高，不爱理人的，可我的心理年龄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比较知情达理，懂得关心别人。因为以前的生活给了我太多的感触。我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我也在改，在慢慢转变。

我心脏不好，主要原因是老失眠、精神紧张。一工作起来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那天杨婷姐姐她们来剧组，说我比演《臭虫》的时候瘦多了。过了两三天，她们再到剧组，吓了一跳，说我两三天的工夫又瘦了！我拍戏全靠精神支撑着，这可能和原来在戏校时的训练有关。那个时候，让我们一只脚绑在钢丝床上面，一只脚绑在下面，整宿不睡觉，靠得就是精神。这是我从戏校里唯一学到的东西，它让我四肢灵活。动作片、武打片，只要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都可以完成得很好。但是我失去了比我现在得到的重要得多的东西――少年的快乐、开心、无忧无虑……这些我都没有，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整个童年时代就这样没有了，就算拥有任何东西都是弥补不了的。我很少会对别人讲这些，有人在谈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回避。那些伤心的记忆我不愿再触碰它，回忆给人留下的伤口也会慢慢愈合。”

永远做“自己”

“《榴莲飘飘》刚拍完那会儿，我特别迷茫，也特别想得到肯定。因为实际上我虽然后来考上中戏，但从学了十年多的京剧往话剧上转变是很难的。我大学二年级才慢慢转过来。大学四年级，我在想自己到底是应该继续留在北京做演员，还是回家去找个公司做个秘书？

拍完《榴莲飘飘》的时候，我其实完全可以炒作自己一下，因为陈果的片子不管获不获奖都是值得关注的。但是我的性格不是那样，我一直都回避炒作。从拍完片子到获奖前的那一年多，我和三五个最好的朋友天天去酒吧，我也不说话，就坐在一旁看他们说、他们玩。那一年多，一直在等、一直在沉淀自己，特茫然，但也让我在心理上成熟了很多、懂得思考很多。后来得了奖，别人把我和郑秀文、张曼玉相提并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是过去没有作品的一个人。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做演员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回自己。

那时看韩红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她自己。她出名后，她姥姥天天坐在院门口说：‘我们家大红开了一辆大白车。’而她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墨镜越戴镜片越大、越黑。直到有一天，她上公共厕所没有零钱，就对看门的人说：‘我是韩红，麻烦您让我上一下厕所。’结果人家说：‘韩红是谁呀？’所以其实不认识你的人还是很多的。我现在如果不是出席正式场合就不化妆，像现在这样穿双球鞋，依然我行我素。我本身纯朴的东西不会改变，改变了的只是时间、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