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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英国备受揶揄的Keane乐队在亚洲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百万销量抒情摇滚被歌迷誉为“对当今乐坛的反抗”。走得越远人们就越不谙冷嘲热讽之道吗？这支曾被视作弱气流行艺人的乐队又有何种遭遇？“我们不该看到小猫就抹眼泪。”他们对《Q》记者Sylvia Patterson说。

012年夏天在西班牙Bilbao音乐节上，Keane大步从后台走向送他们去舞台的车。从The Cure到Radiohead再到Snow Patrol，这是一场历代英国伤情摇滚巨头的大聚会。突然，他们被保安拦下，说是有乐队要通过所以请让出道来。Keane礼貌地问，到底是何方神圣？“Keane。”保安一边回答，一边和Keane一同盯着那条严阵以待的“星光大道”。

“当时我尴尬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Keane的钢琴手兼主创者Tim Rice-Oxley现在来到了韩国首尔。这个故事是乐队现状的极好写照：5次获得专辑排行榜冠军，绝对大牌的国际级乐队，但成员却是5个实在缺乏明星气质的家伙。他们孜孜不倦地自我贬低，让Coldplay主唱Chris Martin都显得像Kanye West一样自大。在远东与Keane共度的这48个小时里，我们发现这种态度不仅是他们的自然态，也是一种保持清醒的应对机制。

离开家乡越远，人们对Keane的爱似乎就越浓。那些情感满溢的曲子在韩国为他们赢得了“秋天乐队”的绰号。“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歌让人沉思吧。”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主唱Tom Chaplin解释道。他正身处能容纳6000人的首尔手球馆，被堆积如山的歌迷礼物―包括鲜花、玩具和蛋糕―包围着。“‘秋天乐队’现在是死是活？”他发出不满的声音，“没人知道答案。”就这样，自我贬低又开始了。比如，一提到2012年的残奥会，主唱就立刻接过话茬：“Keane就是乐队版的残奥会。我们可残了，但一直自强不息。”主唱手拿一封20多岁韩国女歌迷的来信说。这种热烈的自嘲与他们的走红程度显然很不符。

“过去我一直很抑郁，差点要自杀，”她写道，“但在那些年里我从你的声音中找到了希望。听着‘Everybody’s Changing’，我被治愈了。”

今夜的首尔体育馆，人群伴着Tom Chaplin几近完美的演唱嘶吼着。“Somewhere Only We Know”的第一个音符刚一响起，就有差不多20多个观众情绪失控。事实证明，这种英国音乐在全世界都能引起共鸣，像一张有地球那么大的“安慰毯子”。多年来，它在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手中日臻完美：从Coldplay、Keane、Snow Patrol，后来的Manic Street Preachers、已是“男人组合”的Take That，到更年长的Noel Gallagher―他那些动人歌曲和迷人的b-side也许正是这种抒情风格的鼻祖。演出后被问及此事，36岁的Rice-Oxley认为这一切是Radiohead开创的。“我们是‘后Ok Computer’的一代，”他说，“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唱片。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欣赏那些能让人释放自我的音乐，我想我们都是那种除此之外没什么释怀方法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一起组乐队的基础。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的感觉真好。”

Keane离家越远，“人们就越不会对我们冷嘲热讽”，33岁的Tom Chaplin说。2004年推出狂销500万张的首张专辑《Hopes and Fears》后，Keane，3个来自Hastings小镇Battle的童年好友缔造了英国最大的文化出口。尽管本土的人时不时要质疑他们的音乐“太过棉软无力”，甚至会觉得他们不过是一群放弃学业、选择不靠谱儿艺人道路的反叛私校生。“我们是体制下的怪胎，”父母都是医生的Rice-Oxley嘲讽地说，“太讽刺了！这一点让我们特别头疼。”不过这有点儿冤枉，因为在摇滚圈日益中产阶级化的今天，和Florence and the Machine、Mumford & Sons和The Vaccines们比起来，Keane简直就像矿工的儿子。

“但是，”Rice-Oxley指出，“无论是对冲基金经理的儿子还是矿工的儿子，家世从来都不是写出好歌的决定性因素。”

即使是Chaplin自述的“不稳定”阶段也没让Keane显得更“摇滚”。25岁时巨大的成功让这个曾经外向的青年自毁了，沉沦在酒精和可卡因里（他把自己锁在家里，看着古董鉴宝节目“Cash In The Attic”流眼泪）。2006年，他在The Priory精神疾病治疗中心待了5周，接着在2008年和乐队一同推出了实验性的synth-pop风格专辑《Perfect Symmetry》。Tom Chaplin现在甚至已滴酒不沾，连烟都戒了。演出后他宁可回酒店泡两个小时热水澡。他笑着说：“要想摆脱麻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2012年，我们的摇滚行吟诗人仿佛被刮到了世界的一些角落，他们的迢迢路途继续延伸。一周前他们前往巴拉圭演出，歌迷在他们下榻的宾馆外挂起欢迎横幅。正是在这陌生的新环境里，Keane发现自己和Paul McCartney、Noel Gallagher的High Flying Birds乐队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里的歌迷谈起自己的其他音乐爱好时不约而同地都会提到Beatles和Oasis）。

Chaplin：“他们是摇滚化石，摇滚恐龙……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贝斯手Jess Quin：“水底的死鱼？”Chaplin：“还被淤泥覆盖着。我们是淤泥摇滚。”

曾经的现场贝斯手、现在的正式成员，31岁的Quin是最会损自己的，“我们屎透了！”他大笑，“而且人气越来越差。”如果这个玩笑是真的，这群总是同飞（“怕死”的鼓手Richard Hughes除外）、同乘、同吃、同饮的兄弟早在几年前被时差综合症拆散了。有一周，Rice-Oxley走出宾馆时忘了穿上衣。好学的Hughes了解到，从神经学角度来说，时差综合症会损伤人的记忆力。“而且真的很明显！”他坚称。因为Chaplin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那天我在巴西醒来，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说，“老年痴呆大概就是这样吧。”

Quin总结道：“在路上是挺不错的，但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无论到哪儿，总有粉丝像忍者从树上跳下来一样，出现在乐队所到之处。场馆外一个瑟瑟发抖的歌迷这样表述自己对Keane的爱：“我讨厌hip-pop什么的，Keane的音乐总是很美，是对当今乐坛的反抗。（突然看见主唱，开始兴奋地猛喘）Tom！啊！啊啊啊啊啊！”Chaplin热心地说：“深呼吸！”

天，《Q》跟随Keane一同前往东京。这段旅途从早上7点自酒店大堂开始，直到晚上7点结束。在8层楼高的“东急手创”百货商店，Rice-Oxley给两个小女儿买了钥匙环、贴纸和Hello Kitty方便筷。他突然就被一排色彩缤纷的雨伞惊呆了。“看那一小排彩色伞，正是我的菜啊！”他大声说，“是挺gay的不过，或者说是有点儿娘。看那嫩黄嫩黄的，多可爱啊。哦，我女性化的一面都被唤出来了。”

37岁的Hughes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色盲素食主义鼓手，在一家宠物店橱窗前，惨遭母子分离厄运的小猫咪让他几乎哽咽。“哦不，别这样，我们不该看到小猫就抹眼泪的。”即使以Keane的标准来看，他们离摇滚硬汉的形象也已远得不能再远了。但我们高估了Keane的下限。今晚10点在一间酒吧里，他们就着啤酒（Chaplin喝的是气泡水，吃的是华夫饼），抱怨说Rice-Oxley就是这么个无聊的人，他经过家乡东Sussex近郊的乡间时会说：“这墙不错。”顿时Keane就找到了以后的出路：如果乐队解散，Rice-Oxley可以去当“墙头旅游局”的头儿，并且利用特长将恰到好处的音乐与游览结合。Rice-Oxley说：“我们可以请Pink Floyd来Sussex演一曲不插电的‘The Wall’。”

《Q》在不经意间开始了关于经典老歌的讨论，结果竟一发不可收拾―用Chaplin的话来说就像“放出了整整一罐虫子”。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Q》的一则专栏写道，Paul MacCartney、The Rolling Stones、The Who、David Bowie和Bruce Springsteen这样有着大量经典歌曲的杰出音乐家正在成为历史，而过去10年那些所谓大牌却连一首经典曲都拿不出手。说到Keane的金曲时，Chaplin紧张地提议“Everybody’s Changing”和“Somewhere Only We Know”。

“不好说啊。”Rice-Oxley斟酌着，“这就能挤进金曲的圣殿了？”此后，大家就无休无止地讨论起自摇滚诞生以来音乐的重要性以及相关话题，比如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美国流行音乐大本营Brill大厦、怀旧、数字时代、电视、金钱、讥讽、Rihanna冷静的残酷（或者残酷的冷静），以及年少时的天真、激情和纯粹的创造力往往能带来最好的作品，而自我意识和期望则会毁掉这种冲动。这场热烈的讨论在酒店里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直到我们终于知道Rice-Oxley痛苦的根本原因：他这辈子一直备受折磨，因为他还没有写出ABBA的“Dancing Queen”或Simon & Garfunkel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这样的曲子。“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写出来了，”他苦兮兮地说，“我都36了。”第二天早上睡眼惺忪地啃着面包的Tom Chaplin说：“我很同情Tim，因为我知道他挺苦恼的。但有什么外在的东西可以填补这种空虚呢？”

Tom Chaplin天生就是个喜剧演员，皮肤光滑，好似年轻版的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他仔细掂量着自己“灵魂深处的弊病”，谈起童年时的“不快乐和悲伤”，因为他的父母在Robertsbridge办了一所名为Vinehall School的学校（他的父亲是校长），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孤独伴随着小Chaplin，他觉得自己在父母眼里也许“不过是成千上百个孩子中的一个罢了”。他还记得八九岁时参加了一场跑步比赛，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赢。当被别的小朋友超过时，他瘫倒在地上，用手背按住额头，“就像被坏心情压倒的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而今天，他“和其他许多歌手一样”，强烈需要被无数陌生人爱，“另一方面却希望毁了自己，一个人待着”。有时，他会听到心底有个声音在诱惑他回到过去的“好时光”。

“但那种好时光并没能帮到我。”Chaplin笑着，“我终于意识到，无论多少酒精，多少野心的实现，都无法改变那部分自我。它永远都会在那儿。但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乐。稳固的家庭生活是我最坚强的支柱。”

去年，Tom Chaplin和女友Natalie结婚，把黑色敞篷法拉利换成了更实用的四驱车，在花园里造了游泳池，在家里建起录音棚。“我渴望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他说，“不在他们身边那可不行。我不希望将来一直出远门。如果我说Keane的未来没有一丝不确定性，那我是在撒谎。我们是否还会这样发专辑、赶巡演，也还未知。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今晚，能容纳1000人的涩谷AX剧场似乎与Keane气场正合，在Chaplin的挑动下，观众像爆炸物般喷发出实实在在的崇拜之情。他举手投足张扬得意，像马戏团领班一样变幻出跃动的活力。他将手放在耳后，台下便响起欢呼声。最后一次返场接近尾声，观众的吼声持续了4分钟之久。随着呼喊声越来越响，Chaplin坐在鼓架上，整个人都闪闪发光。他说自己当时“笑得头都疼了”。4分钟后我们又回到车上，开始穿梭在霓虹灯光中。Keane总算得出结论，也许他们终究还是有几首经典歌曲的。

Chaplin说：“总算解决了当代音乐的一大难题。”Rice-Oxley说：“危机解除。”然而，仅仅过了74秒，他们又回到了缺省模式。Quin说：“那场地太恐怖了。”Chaplin说：“前排有个女孩拍巴掌拍得那么响，结果拍子都不对，害得我老是要唱错。”回到酒店大堂后，Rice-Oxley点了杯“特别带劲”的血腥玛丽鸡尾酒，那场关于流行音乐经典的对话终于也有了定论。

“我们也不是那么……烂，”他小心翼翼地将两手指尖相对，笑着说，“我确实为我们的音乐骄傲，但还是觉得真正的经典是‘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会变成Morrissey。现在我很失望，但今晚能给1000个热爱我们的人演出，我很欣慰。”

也许，你们是够好了。但问题是，“够好”就够好了吗？“没错，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Rice-Oxley认为，Keane的这种自轻自贱是早年的成功造成的。他们承认自己当时被捧得忘乎所以，以为乐队只会越来越红。没想到各种混乱接踵而至，加之主唱和主创之间的沟通障碍，Keane的第二张专辑《Under The Iron Sea》成了这些阴郁往事的记录者。“我们很快成 了自己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从此我们便让自己出丑，以此来阻止自己去相信那些胡话。”

Keane今年推出了第四张专辑《Strangeland》，刻意回归了首张专辑的高亢旋律。不过初听之下，《Q》不禁疑心乐队内部关系是否又出现了麻烦，或者又有解散的危险，因为歌词中尽是关系破裂、分离和告别之类的。例如在“On Watch How You Go”中Rice-Oxley就写道：“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抛到脑后。”总之，这些歌词与Chaplin并无关系。

“这15年我做乐队的决定，严重影响了我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他一副神秘的样子，“不光是恋爱，还有友谊。我们总是出门在外，所以好朋友们都难见上一面。我经常得和我的孩子们分别，这太残酷了。有时我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在做正确的事吗？’我总在说想去尝试些什么，想去印度，想学西班牙语，想做木工，但养孩子比什么都重要。难道我不该把握任何机会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吗？因为谁知道哪天他们就不是我的了呢，我不想做那种人。”

也许正是这种忧虑和男人的脆弱浸透到Keane的音乐中，使他们成为了“秋天乐队”。正如他们的歌中所唱的：“每个人都在改变，他们的感觉也会不一样。”Keane是如此吗？

“如果再做一张专辑，我们仍会探索新的声音、新的故事，只为努力写出那首难以企及的经典曲。”诗人般的Tim Rice-Oxley坚决地说。此时他正啜着一杯插有淡粉色小伞的蓝得吓人的鸡尾酒―与他很相称。“我们仍想创造奇迹。”在那样的重要转折出现之前，还有许多领地等着Keane去征服。他们的巡演日程看起来似乎挺吸引人的：菲律宾、泰国、黎巴嫩……

Keane最新专辑《Strangeland》现已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