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树木 哪有森林

一

近读刘靖之先生发表在《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上的文章,从标题《音乐作品乐派之本――有关“新世纪中华乐派”之历史思考》,到“隐隐约约地觉得‘中华乐派’这个名词是音乐史和音乐学者在研究、分析、归纳了音乐作品之后所总结出来的,是一个时期作品的风格和内容所形成,而不是可以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够建立起来的”①,到“研究这个课题应以音乐作品分析为本②,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夸夸其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③等等论述,都深得我心。

但是,该文的“结语”却指出:“……作品的数量不算少,可惜评论和分析、归纳的文字著作则难以配合。有些评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文章,只作个别乐曲的分析和评论,缺乏宏观的比较研究,而且倾向于文本论述,不重视音乐研究。音乐理论研究,应以音乐作品为本。”④本人实不敢苟同。这里且不说这段论述自身矛盾,并与该文前述矛盾⑤,而且将文章正确、鲜明的主旨“音乐作品乐派之本”几乎“游离”成“作品分析乐派之本”了⑥!只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一看法⑦,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并请教于刘靖之先生和各位同仁。

本文认为:个案文本分析从来就是音乐分析学的半壁江山,而目前并不太多、事实相当缺少、实需多多益善的针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妥帖而完备的个案文本分析,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乃至不可回避的前提。

二

之所以说个案文本分析是音乐分析学的半壁江山,是因为音乐分析学主要包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大部分:音乐分析理论与音乐分析实践。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实践促进理论的完善。相形之下,音乐分析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周期,要远远缓慢于音乐分析实践的频率。老方法还可以不断启示出新视角的实践――这甚至是更宝贵的――新理论则更需要大量实践的证明。因此,在音乐分析学领域,音乐分析实践远比音乐分析方法活跃。而音乐分析学领域的分析实践,恰恰又通常以个案文本分析为主流。

以音乐分析学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期刊《音乐分析》(Music analysis)所发表的成果为例,仅从该刊2005年10月号的目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个案文本分析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就已经不仅仅是半壁江山了!

作为20世纪新兴的学科,音乐分析学在中国则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起步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彭志敏、姚恒璐、贾达群、杨燕迪、张惠玲等教授为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音乐分析学在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引入、介绍理论方法和运用、实践西方已有理论的操作性阶段,中国音乐分析学界还没有对该学科做出成体系的理论构建方面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学科从建立到发展再到成熟所不可回避的阶段。

另一方面,中国音乐理论界理论研究服务于创作实践、理论研究与音乐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与诉求从来强烈,这既有“立竿见影”的好处,也有影响学科独立自在发展的不足。比如《曲式学》演变成《曲式与作品分析》乃至《作品分析与音乐创作》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在音乐分析学领域,中国学者运用新兴的音乐分析法对出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进行个案文本分析,不但有利于音乐分析学自身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也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音乐分析学本身从来不以追求独特乃至仅仅是别人没有分析过的对象为目的――这种情况在国内音乐学界恰恰比较普遍:在结论创新乃至视角创新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不少年轻的学者们往往更多地选择最容易的“对象创新”,这,也许才是刘靖之先生文中所应该批评的那些个案文本分析――它更多追求的是理论方法的系统化与分析实践的个性化。老课题深开挖、新开挖甚至是音乐分析学领域分析实践的常态。虽然我不完全赞同“音乐学分析”⑧这个概念或名词,但孟文涛教授在80年表的《一首五脏俱全的奏鸣曲式――剖解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兼评魏纳的分析》与于润洋教授在90年表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仍然是我国新时期以来音乐分析领域这一思路的典范之作。

三

另一方面,个案文本分析,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确实具有基础性地位。无论是风格归纳还是历史概括,对象越靠近,判断则越困难。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应该说,国内学界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评论、分析,在数量上还是较多的。音乐类学报,特别是作为音乐评论类的专门刊物《人民音乐》月刊,每年都刊发了大量相关文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常常是就一部作品的首演或出版等情况,进行较为及时、较为粗略的报道、描述与评论,而真正意义上深入、细致的个案文本分析,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领域,严格说来,其实才刚刚起步!而“音乐评论”与“文本分析”又各有不同的品质和使命,根本不能相互替代。

我曾在《关于中国现代音乐“文本分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粗略地讨论过“音乐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历史评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认为:“文本分析,则一般介于音乐评论与历史评价之间。它不可能非常及时,也不一定需要很长的历史距离。文本分析主要属于音乐分析学的范畴,以忠实地体现、表达、展示、突显‘乐谱’的‘客观存在’为主要目的。而这个‘客观存在’则主要指作曲技术理论含量特别是‘结构完型方式’”⑨。

必须承认,相对而言,音乐评论比较感性,文本分析比较理性,而历史评价特别是现当代音乐历史研究,则应该更依赖于对大量文本分析所积累信息的比较和筛选。不仅中国现当代音乐历史研究需要这样,即使相对成熟、相当完备的西方音乐历史研究,仍然需要对经典音乐作品――或者相反,可能被历史“误会”为比较一般的作品――进行个案文本分析,从而或丰富或深化或改变历史,并发展与开拓史学研究。当然,在进行个案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主次清晰、有机关联、力能所及、适度而为地触类旁通是值得鼓励的――前面提及的《音乐分析》2005年10月号也正有这样的倾向。

最后需要再次、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作为音乐分析的实践,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历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进行个案文本分析,在对象的选择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从严格意义上讲,对象的价值决定了分析报告的价值。尽管文本分析基本上回避‘贬褒’层面上的评论,但从根本上而言,分析者‘选取’了某个作品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已经在最大程度上‘认定’了‘当下’这个‘对象’的相当重要、相当独特的‘价值’。也因此,如果说音乐评论的对象相对广泛,尺度也可以相对宽松――毕竟是相当‘及时’的――文本分析则对对象的选择提出了相对苛刻的学术要求。”⑩

2005年以来,我曾经在武汉音乐学院策划、发起并主办的第一、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其最深沉的目的,就是在目前还难对中国现当代音乐进行宏观概括、完备论述的史学研究的情况下,能够相对及时地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对现当代音乐创作进行分析与研究。事实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向年会提交了一大批有分量、有价值、有争议的学术论文,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所提交的论文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分析对象选择的随意性;比如,分析方法与作品实际之间的不相适应等等,都是值得学界注意与调整的。确实,对象选择的妥帖与否,确实不仅仅关乎一篇音乐分析论文的价值高低;确实,狭义上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历史还比较短,我们面对的对象都是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创作的作品;怎样、如何能够选择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需要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一代具有深邃的目光、敏锐的耳朵、完备的技术、平静的心态和深沉的使命感。高为杰教授在2008中国交响乐论坛上呼吁“音乐评论要做音乐创作的好伯乐”,而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个案文本分析,则要做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排头兵!

四

没有树木,哪来森林?中国音乐分析学的发展与丰富,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都呼唤着丰富而多样、妥帖而完备的个案文本分析。

即使有了森林,仍然需要新树。宏大的历史叙事,仍然需要不断涌现的鲜活而新颖的个案文本分析来论证;日常的专业作曲技术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也需要不断更新、日益丰富的个案文本分析来支撑。

特别是针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个案文本分析,更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长期关注,并且大有可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领域。

何况,我们连树木――特别是有可能茁壮成长的树木――还都很少呢?!

①刘靖之《音乐作品乐派之本――有关“新世纪中华乐派”之历史思考》,《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第18页。

②这句话前面如果再加一句话:“新世纪中国乐派,应以大量、优秀的音乐创作为前提”,是否更完善?

③同①,第20页。

④同①,第20页。

⑤“文本论述”不是“音乐研究”?通常所指的音乐作品的“文本”,当是乐谱、音像制品等载体。而“乐谱”应该是最“音乐”的。

⑥我们的作品确实不少,但乐派的形成,不仅仅是以作品的数量为根本。也不是说有了很多作品,并有了很多分析,就一定能形成乐派。还是刘靖之先生的文章标题贴切――音乐作品,乐派之本!“好”的音乐作品,乃乐派形成之根本!

⑦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某音乐学院编辑纪念文集,也提出了“文章内容原则上不应针对某个具体作品,入选的文章应在学科内具备宏观指导性”等要求。

⑧相对于西方的音乐分析学概念界定与论述体系,中国几乎还没有“纯正”意义上的音乐分析实践。学界所发表的论文几乎都是“音乐学分析”――尽管侧重略有不同。“纯正”的音乐分析实践绝大多数是研究生教育层面的练习与训练。

⑨⑩钱仁平《关于中国现代音乐“文本分析”的几个问题》,《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

钱仁平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