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三晋系陶器文字

一、燕国陶器文字

高明编著的《古陶文汇编》，该书共收录燕陶文150余则，大多出于燕下都易县。《燕下都》（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报告收有陶文917则，数倍于《汇编》，若再加上河北容城、北京、辽宁等地的新发现，目前燕陶文的总数已接近千则，还是相当丰富的。

燕国陶器文字一般是用长条或方形玺印钤成，因此与燕玺的形制与印文字颇为相似。燕陶根据其形制也可以分为三类：

（一）“三级监造”类。河北易县、北京燕下都遗址等地所出的燕国纪年陶印迹，系用燕国特有的长条形玺印印成，内容是纪年以及职官、工匠人名。即（尹）|（）攻（陶工）。左、右，是中央制陶官署；“左尹（或右尹）”是制陶业之长官，而“陶|”，可能是陶师（据李零说），“”可能是“陶|”的副手；陶工（工师）是主造者。一般用几钮长条形印面的阳文印联钤，有的还钤记纪年“某年某月”。如“廿一年八月，右陶(尹)、|疾，囗，右陶攻（工）汤”，由三枚玺印压抑而成（4.2，图1）。有的陶文或有简省。从有器形可查的这类陶文看，一般都是陶罐和陶尊上的印记，结合上述这类陶罐口沿内侧有加竖泥条的现象看，这类陶器的主要用途应是量器。

（二）“陶工某”类，印面呈长条形。“攻（工）”下均为工匠名或工师名，如攻牛（攻字反文，0524，图2）。燕国陶文中的陶工官署往往分左、右，如“右攻丑”（0517，图3）。有时也省称“工某”，或“工”（《季木》0550）等等。燕陶借“攻”为“工”，借“缶”为“”。“”，《说文》：“《史篇》读与缶同。”

（三）常见印迹为“左宫某”、“攻（工）某”，多为阴文正方形，是燕国另一类型的官营制陶业用印。尺寸大小相同，铭文基本格式是左宫或右宫+人名。这类陶文凡是有器形可查的，基本上都是筒瓦、板瓦和瓦当上的印记，说明左宫、右宫是制作建筑材料瓦的机构，也是瓦的使用单位。这类陶文中的人名是负责制作建造王宫用瓦的宫司工的工官或工师。此类印迹，印面呈正方形，“左”字上大下小颇为稚拙，“宫”字两口呈倒三角形，三字布白如侧倒之品字形，章法浑穆、线条舒展，为古玺中代表之作。如“左宫畋”（4.52，图4）、“右宫”（阵，4.35，图5）等等。

燕国陶器刻画文字及圆形印迹罕见。书法风格似受三晋及齐国的影响，圆转浑遒者多见，间或有粗犷或方折劲挺风格者。

二、三晋系陶器文字

三晋陶器印迹除韩国稍多外，赵、魏两国较少见。晋陶文比较零散，多为玺印压抑成的地名或陶工名。三晋陶印迹精丽秀美者多用铜玺压抑，线条齐整，字口清晰，或粗边细文，或边文等粗，多与三晋公私玺印的形制与风格相同。

（一）韩国陶器文字

在河南郑州郑韩故城、洛阳古城、登封阳城、温县、荣阳故城等地出土了不少韩国陶器印迹。韩陶用“器”，如“朱（厨）器”（6.19，图6）；齐陶用“豆”、“区”、“釜”，各有特色。

官营制陶业分为两式：

地名加器用名，表明使用者，即器主名。如“阳城仓器”（5.42.1，图7）、“阳城冢(R)”、“荥阳（廪）”（6.107）、“荥阳（廪）”陶（6.108，图8）、“亲市廪陶”（郑州出土）等陶器印迹。或简省地名，仅具使用单位名。“（廪）”（6.154）、“仓”（6.198，图9）、“右裕ǔ）”（6.80）等等。

地名加职官名，表明地方监造者。如“格氏左司工”（6.45，图10）、“格氏右司工”（6.46，图11），司工用合文。还有荥阳张楼故城出土的“格氏”（6.42～6.44，图12）、“昃亭”等等。或简作地名，表示产地。如“容城”（6．83）、“(制)”（6.147，图13）、“(郐)”（6.120）等等。

公字前加地名，表示封邑。如“(邢)公”(6.35，图14)。邢，即邢丘，今河南温县附近，为邢公封邑。“(舟) 公”（6.30，图15），河南新郑附近为舟公之封邑。“公”单字印迹，两印联钤，“叠压”（6.163，图16），则是官府用器。

“桑ㄜ）市”（6.57）虽在韩地出土，但已是秦印迹。

（二）赵国陶器文字

赵国陶文比较罕见。河北武安午汲古城曾发现若干陶印迹。例如：“不孙”（4.161）、“郭疾已”（两印联钤，疾已合文，4.163，图17）、“史”（4.153）、“史O”等，多是工匠之姓名。另有邢台陶印迹，也颇为重要，《陶汇》4.170～4.176著录。例如：“史奴”（4.175，图18）、“史盱”（4.176）等。

“降亭”（7.1）侯马、“代市”（7.8）、“易亭”（4.168）、邯亭两印联钤（6.401.1，图19），虽在赵地出土，但多是秦统一六国后所作。

（三）魏国陶器文字

“丌（其）陶”（6.216，图20），何琳仪先生释，布白特异，作扁方式构图，两字一大一小，丌字下留有大块空白，以宽边调整，以取轻重之平衡。

“昆（阳）市”玺印（0332，图21）与陶印迹（9.4，图22）[注]，前者作一二式右侧品字布白，与三晋官玺相比的确硕大而浑劲，有陶印的韵致；后者作三字横排式，“昆”、“[”两字略上，阜旁（左耳）与“市”字略下，错落有致，留白对角呼应，自然而别致。两者而且字形也有微别，印迹并非玺印所抑。昆阳在今河南叶县。首字旧释“汝”，恐误。

上世纪90年代，安阳博物馆焦智勤寄赠他在河南邺城魏国遗址搜集的8方玺印朱迹及12方陶器印迹。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邺城属于魏国，是魏国在河内地区的重要城邑。“I（、邺）”单字印迹（图23），压印在半瓦当的素面上。长方形带边框，边长2.3×1.4cm。是邺城官署制造建筑材料用印的痕迹（详见拙编《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1742～1750号）。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一件陶罐，铭文“陶日”二字（《图录》5.69.5，图24，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57页释为“陶白”，恐误）。陕县出土的“陕市”（6.54，图25）、“陕亭（6.55，图26）陶印迹，前者方劲无边框，后者用圆笔有边框，风格迥异。

“安亭”（7.4），夏县出土，据形制可判为秦统一后制印。

（四）东周陶器文字

上世纪50年代洛阳古城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出土陶文数量不多，战国“休”单字印迹（5.61.2，图27）最为重要。

“河市”（6.407.2，图28）、“河亭”（6.422.3）洛阳出土，据文字及形制判断，应为秦印迹。

（五）中山国陶器文字

中山国文字多圆润秀丽，与三晋文字风格接近。陶文印迹故附于三晋之后。

河北灵寿（中山国都城）曾发现8件陶量，其中有“敬事”、“中”等(《文物》1987．4)，是罕见的中山国陶文，陶印迹与赵国陶印迹风格近似。压抑浮浅，字迹多不清楚。平山三汲乡出土十几种陶文，如“”、“右得”、“宋朝”、“会臣”、“阳义”等(《文物春秋》1989．1～2．56～59)，多为人名。

[注] 详见方勇《释玺印及陶文中的昆阳市》，《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