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不过，我确是健吾先生的一个私淑弟子，从两本《咀华集》的风格、文采与内容都学习到不少东西，汲取到不少营养。如果说，文学评论中应有一个刘西渭学派的话，我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意度集》的前记中说：在那时的文学评论中，"刘西渭先生与梁宗岱先生的亲切又精当的风格，恰如春风化人"。又说："我那时企慕着刘西渭先生的翩然风度，胡风先生的沉雄气魄与钱钟书先生的湛深修养，但我更企望在他们之间有一次浑然的合流。"我当时站在文学评论界的三大学派之间就如一个观星者在瞻望天上灿烂的星座，而我，无疑是最爱慕刘西渭这个星座的，自己愿成为其中的一颗小星！

还在1936年左右，我在故乡温州念初中最后一年时，就在一些文学报刊如《大公报・文艺》、《水星》上，读到了刘西渭先生的品评卞之琳诗作与巴金小说的评论。并与卞先生、巴金先生进行了一些讨论，后来，《咀华》一、二集在巴金编的《文学丛刊》中出现，更成为我最喜爱的书，因为他的虔诚的心就扑在完美的艺术上，从熠熠的抒情文采上，也从北方人的亲切谈吐上，更从广博的学识与艺术分析的一语中的，对诗人、小说家的淡淡却极为传神的勾描上。在《水星》上我还读到他的《意大利游简》，也是风格那么潇洒自然的散文，与他的评论风采是一致的；而从他的《福楼拜评传》，更可见出他的学术功力无比深厚，他后来就译出了一整套那么精纯的《福楼拜全集》。

在20世纪20年代之末与30年代初期，北京是一个辉煌的文艺中心与学术中心，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光灿、最优雅的文学中心。就以清华来说，健吾先生的同学中就出现了最杰出的博学学者钱钟书与考古学家夏鼐，伟大的剧作家曹禺、袁俊(张骏祥)，雄伟的史诗《宝马》作者孙毓棠，还有诗人辛笛、曹葆华，后者还从四川带来了学生陈敬容，也在清华、北大旁听，当时就成为最年轻的优秀女诗人，后来更成为现代最抒情的抒情诗人，而健吾先生则是他们中的"健吾大哥"！在北大，一本校园里的习作《汉园集》就以最美的现代诗艺水平大大超越了"新月"，把三个最好的诗人与散文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送上了诗的天宇，成为一代光耀的新星座，健吾先生曾与巴金、卞之琳们一起合编《水星》，与汉园诗人们也很熟。以健吾先生来说，不仅以小说《终南山的传说》得到了鲁迅的赞许，而且多才多艺，写了许多剧作，并跟着陈大悲们一起参加演出，被斯诺认为是与曹禺并立的当代两大剧作家。最后又以刘西渭之名写评论，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对比当时僵化的评论界，他对我们犹如一阵化雨的春风。

我是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才认识健吾先生的，当时他与郑振铎先生(五四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领导人)合编一个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是由《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季》月刊以来的一系列文学研究会系的大型文艺刊物之一，由郑振铎领衔，健吾先生具体负责编务，两年后又加上一位唐先生来参加编辑工作。我于1945年在温州时就给他寄去了几首诗，健吾先生选了几首，以《山谷与海滩》为题在1946年初发表了，包括一首《沉睡者》。之后，我的胆量大了，又寄去了几篇书评，如《冯至的》、《杜运燮的》，后来也陆续发表了。大概是1946年的春天，我寄居于曾借读过的暨南大学上海宝山路的宿舍里，接到了他的通知，要我到陕西路他家里领取稿费，我这就惴惴不安地去叩他的门扉了，哪知出来开门的就是十分和蔼的他自己，一口北京话，未说话就爽朗地笑着。这第一次见面就痛快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才不好意思地告辞了。以后我就时常送稿子去，听他谈论欧洲文学，我当时想照过去惯例，以借读生转入暨南，听他与钱钟书、施蛰存几位名教授的课，却不料新来的教务长刘大杰要我参加转学考试，我只好回杭州继续在浙大学习，可每星期六常来上海，住在舅父王国桐家里，去向几位文学界前辈请教。健吾先生家中是最常去的。这样，我不能成为他讲台下的学生，却成了他家中的亲近弟子，常在咫尺之间听他那种广征博引、逸兴横飞的谈论。

当时政府任命他的一位清华同学顾毓作上海市教育局长，这位局长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博士，却又是写过《荆轲》、《项羽》、《西施》之类的话剧作家顾一樵，与健吾先生曾是同年级的同学，又是话剧的同行，在学校时颇有点交情，因而，也照顾他的教授清贫生活，叫他兼任一个戏院经理。抗战开始后，健吾先生曾在上海的"孤岛时期"，编译了不少戏演出，后被日本宪兵逮捕。出狱后，即奔赴大后方，胜利后回上海，要拿金条去搞房子是无法可想的。听说他住的房子就是这位局长拨给他的，该局长还叫他在上海市图书审查委员会兼一个委员。健吾先生自然不敢当这个"委员"，就去请教郑振铎先生。郑先生却认为"身在公门好修行"，为了民主人士办的《民主》一类刊物能通过审查，也为了一些出版单位能批到一些"官价"的白报纸，他劝健吾先生去兼这个"委员"，健吾先生因而就答应了顾毓秀(顾原是政府的教育部次长，解放后一直在美国理工科大学里任教授，前几年曾两次回国参观、讲学，受到了欢迎)。为这事，他受到了一些人背后的批评。不过，组织上是谅解的。因为实际上，通过与顾的交情，他作了一些工作，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进步的文化事业。

据后来健吾先生与我的多次谈话，我大致了解到他的身世。他父亲李歧山将军是同盟会在山西晋南一带的领袖，辛亥革命时率众起义，成为同盟会系统部队的军长，占领晋南，与占领晋北的军阀阎锡山对峙，势不两立，因而与占领西北的冯玉祥将军联盟倒阎，不料一战而败，被俘遇害。他一家由西安迁北京，曾受到冯玉祥将军的照顾，就是他上大学，赴法国留学，据说也是由于冯将军的资助。

健吾先生翻译了大量欧洲文学名作，除了福楼拜的长篇小说《波娃利夫人》等之外，还有《莫里哀全集》、司汤达的小说与高尔基、罗曼罗兰的许多剧作，在孤岛时期，他在上海改编莎剧《马克白斯》为《王德明》，曾连演六个月之久，我最喜欢他由莎剧《奥塞洛》改编的《阿史那》，文采斐然，而又十分口语化，完全是北京话，十分活泼自然，我以为中国目前的莎剧译本都无法与它相比。这个剧由于孤岛时期的结束没有演出，抗战胜利后才发表于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其中有些精彩的大段独白神采熠熠，逼近原作；而剧中的唐代历史气氛又十分浓郁，又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绝妙创作。可以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再创作来进行翻译的。

胜利后他一直在上海剧专任教授，这是他主要的职务，解放后又任剧专文学系主任。我于1951年来上海，在他虹口的新家里见到了他，他给了我一大叠当时新出的文艺作品与理论著作，让我多学习，并介绍我进剧专当他的助教，却事与愿违，我没有被市教育局接受，只好去北京教书，后又调入中国剧协的《戏剧报》，一直没与他联系。一直到1956年，一天偶尔在前门外遇到他，才知道他已调到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住在西郊中关村宿舍。他邀我去便宜坊，吃了半只烤鸭。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北影专为马连良拍《借东风》的计划写了一些意见，认为该加上个完整的《群英会》，也该加上个清同、光年间三庆班原有的《横槊赋诗》，让叶盛兰，特别是郝寿臣充分发挥艺术光彩，人民日报的刘淑芳同志曾让我与北影的一位负责同志在编辑部进行讨论，结果是文章发表了，北影也接受了我的意见，拍成《群英会》、《借东风》两部真正的京剧群英会；许多名角，如肖长华、郝寿臣(作为艺术指导)，与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孙毓们都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姿影。李先生告诉我他与钱钟书先生现在在一起工作，对我的意见十分赞成，希望我的想法能成为事实(当时电影还没有开拍)。也谈起他的一个话剧《青春》，曾发表在《文艺复兴》上，被东北评剧院的一位姓曹的剧作家拿去改编成评剧《小女婿》，在沈阳、北京、天津天天演出，文化部也给了一笔不小的奖金；改动的只不过把时间从辛亥革命前后移到解放后，并加添了一个妇女主任。姓曹的说自己见到一本连环画，是根据连环画改编的，根本没有提原作者是健吾先生。为此，他的清华同学后来留学美国学戏剧的张骏祥先生，一位声名可与曹禺相侔的剧作家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曾向文化部提出意见。李先生一提《小女婿》，我就想起了戏中的主角香草与田喜儿，怪不得这两个名字那么熟，原来是《青春》里的人物！那时候不像现在，作家的著作权没有什么法律保障，因而我一听就心中不平，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到中关村请李先生看过，就交给了《戏剧报》编辑部。不料形势一变，"老工人说话了"！我是在劫难逃，如果这篇文章刊出了，更会连累李先生。幸亏李先生也知道了风声，连忙来编辑部找到他的上海剧专学生张江东(这个可怜人后来也倒霉入狱，因病保外就医，不久就亡故了)，抽出了我这篇文章，才没有出事。

到1978年我摘了帽，到北京要求时，在东城罗圈胡同的一幢大楼里找到了李先生，畅谈了别后的情况，他给了我一本话剧《贩马记》，宁夏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说巴金的弟弟李采臣到宁夏去了很久，近来信要老朋友寄稿，他给了一本评论选与这本剧本。原来上海解放前后，巴金、李先生、朱雯几位作家、翻译家合资办了一个平明出版社，由李采臣出面经营，这就成了资方代表，与另几个出版社的资方代表，在一次运动中一起被派到宁夏帮助搞出版事业，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现在形势好转了，急需外稿，李先生要我也编一个诗集寄去。我回来后，即编好一个十四行诗集《幻美之旅》寄去，第二年，1984年就出版了。

据李先生说：《贩马记》是他在上海孤岛时期就构思并动笔写好的，原想好好写一个精彩的大戏，只写出了这一半就搁下了，这一搁就搁了几十年，反正这一半也可以独立成一个戏，就让它出版吧！当时原想写上下两集，准备了不少资料，《青春》就是用剩下的一些材料写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我读了《贩马记》，觉得写的该是他的父亲李歧山将军的事，至少是以他父亲作坯子来写的，而他的计划是让这位主人公在投身革命中到处碰壁，最后入北大，与烈士一起死在的绞架下，可惜他这个精心构思的传奇式的革命悲剧没有完成。

就在他逝世前的一年，他与李师母要南下，经上海、杭州赴长沙，参加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他翻译的《莫里哀全集》举行的初发式，我恰好在京，也要回家，就顺便与他们俩一路走，路上好照顾李先生，并打了电报通知辛笛来上海北站接他们。辛笛先接大家到自己家里，又通知他的几个戏剧界老友来看他们，最后安置他们在一家中等旅馆里。我在上海没住几天，就买了轮船票回乡，他们在上海会见了许多老同事、老战友后又到杭州，在杭州有他在暨南、剧专的学生陪他们玩了几天，为他们买好车票去长沙。那三两年我知道他回了一次家乡安邑，又到四川、武汉一带游玩了一趟，在外面游了个痛快，才回到北京罗圈胡同那个大楼上，安安静静地写了一些文章；却在写完一篇文章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报纸飘然落下，他也就魂游天上了！我是在家乡接到他的讣告的，只能写了一封信给李师母表示悼念之忱，后来又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李健吾与》。而早在1973年8月，我还写过两首十四行：《怀刘西渭先生》，在刊物上发表后收在《幻美之旅》内。第一首是：

呵，亲爱的刘西渭先生，

这忽儿我想起了您爽朗的笑，

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生

由于您的《咀华》的光照，

进入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从此，自己也学习着凝眸，

拿诗似的精致散文来抒写

书国的行旅中一次次感受；

可一直学不到您的真淳，

您富于人情味的潇洒风华，

直到后来，在上海见到您，

才明白风格即人，您笔下

翩翩的文采是打您的淳朴，

您含咀的英华里来的气度！

我相信这儿对他的形象的素描还是准确的。

(责编武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