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说理 溶情

新闻短评是一种篇幅短小、选材广泛、署名的新闻评论。它篇幅短小到通常为千字以内,有的甚至只有三五百字;选材广泛到大至国内外重要事件,小至衣食住行问题。以新闻短评这样短小的文章式样去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对写作技能的要求更高。

我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说过:“是与非奚准乎?理也、事也、情也。”新闻短评的作用是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善恶,鼓励社会追求真理、向往光明。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凭借它的说服力和论辩力,而说服力和论辩力来自于理、事、情,即说理、叙事、溶情。新闻短评属于新闻评论,是对“新闻”进行“评论”,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闻事件”,引述新闻事件就是“叙事”;要“评论”,就必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亦即“说理”;在叙事、说理的过程中,作者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溢于言表,这就是“溶情”。可见,新闻短评是由叙事、说理、溶情三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三者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叙事为说理打基础,是论说的论据,也是短评这一新闻评论的构成要件之一,没有新闻事件的叙述,不仅会使文章“言之无物”,而且短评也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了;说理使叙事深刻,没有说理,叙事就只是新闻报道的重复,就会“言之无理”,也称不上是“新闻评论”;溶情使短评升华,没有情感溶于其中,会使短评“言之无味”,影响表达效果。因此说,叙事、说理、溶情三者在短评写作过程中浑然一体,缺一不可,要写好新闻短评,必须在这三个环节上狠下功夫。

一、引述――尚简

新闻短评中的叙事,是指对新闻报道的引述,旨在诉诸读者的直觉(视觉、听觉),以事实触动人,同时,为评论设置对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引述不是整篇复述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已经提供了充足的信息,读者已了然于心,短评中没有必要重复,而是应以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报道中的新闻事件。如: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守则该休矣

在北京市公交731路汽车上,一名外国乘客因其违规停车的要求遭到拒绝而对该车司机与售票员破口大骂,但司机与售票员却始终笑脸相迎。原因很简单:因为公交公司的《员工守则》规定,对乘客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2月3日新京报)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职业守则”实质上是顾及了经济效益而以牺牲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为代价。先不论这种“牺牲”是否合理,至少这一职业守则的制定过程就存在严重的问题。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职业守则首先是“利润至上”思维模式的产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逻辑前提是“顾客总是对的”,企业就有动机不顾一切地满足顾客的“合理”与“不合理”要求;至于员工人格尊严则必须服从于企业利润,该忘掉的时候就该忘掉。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守则还是典型“雇主本位”思维模式的产物。所谓“雇主本位”是指企业管理活动规程的制定完全服从于老板的视角与需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守则的制定者往往是企业的领导者,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企业的利润对于他们最为重要;二是他们通常根本不会有面对“打骂”的机会。既然收益有自己一份而“打骂”由他人承担,老板们自然愿意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写入员工守则。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职业守则的制定过程中只有企业利润与雇主利益的考量,而员工利益与尊严却完全没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这一“职业守则”在没有征得员工认同的情况下就强制性地迫使员工放弃自身的基本权利。且不说这一守则在内容上是否合理,单就其制定的思维逻辑而言,这一守则就毫无公正性可言。

只要我们还相信公正的重要性,那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此类的职业守则就应该休矣!

(摘自2004年2月4日齐鲁晚报)

上例的第一自然段,是对2004年2月3日新京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的引述,短短百余字,将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结果、过程、原因引述得一清二楚,时间则在括号的注释里间接地表示了。

再如:

可贵的省长“道歉”

日前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大厦失火,死亡53人。事故发生第二天,吉林省省长洪虎一天之内两次向全省人民“道歉”,这使我们在近来频发的事故中看到一抹亮色。因为,根据以前的新闻报道模式,我们读到的往往是事故发生后,“某某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抢救”,“某某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惟独不见道歉。

具体到这起火灾,本来自有事故发生地吉林市的安全监管官员为没有防患于未然担责,自有当地官员亡羊补牢,洪省长犯不着自上而下“越级”道歉。洪省长的道歉背后指向一个重大主题: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人的财产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和生命与尊严比起来,官员的威严必须让路。

去年哈尔滨、衡阳大火的血色背影还未淡化,重庆井喷的呼号仍在耳边。在这些事故过后,我们看到过当地有官员出来道歉或是主动担责么?

幸运的是,我们终于找到这种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名正言顺地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不是相反。洪虎的道歉就是坚守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据青年时讯2004年2月26日)

上例开头的两句话讲了两件事,一句引述一则消息。前一句交待了在“日前”这个时间里,在“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大厦”这个地方,发生了“失火”事件,也是由于失火这个原因,造成“死亡53人”的结果;后一句说,在“事故发生第二天”这个时间点上,由“吉林省”这个地方的“省长洪虎”这个人,做了“向全省人民‘道歉’”这件事。什么叫“要言不烦”?这篇短评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叙事要达到简明扼要的要求,除了须练就高度概括事情、事件的能力外,还应该注意取材。取材与作者说理的切入点密切相关。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等的不同,对同一件事情会着眼于不同的侧面,比如例1中的事件,肯定会有人痛恨那个明明自己理亏却对别人撒野的外国乘客,对其行为心生义愤;也会有人对司乘人员的忍辱负重心怀敬意。出于这些立场的人如果要写新闻短评的话,对事件的引述就会倾向于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要么突出“外国乘客”的恶劣表现,要么强调司乘人员的风格。但本文的作者却认为司乘人员是在遭受屈辱,行文意在质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因此,作者在引述这则消息时显然是有所侧重的。例2中的引述重点同样十分突出。

从上面所选两篇例文中,我们还可以体悟到短评叙事的一条规律,即在叙事时尽快“切题”,回应题目。例1题目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守则该休矣”,文章在第一自然段结尾时就直接点明该文要评论的对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守则。例2的题目是“可贵的省长‘道歉’”,文章开头第二句就是“省长道歉”。这些写法很适合新闻短评,既给人以开门见山之感,又可节省文章篇幅。因为短评篇幅短小,如果“帽子”很大,迟迟不扣题,就会导致“头重脚轻”。

二、说理――求新

新闻短评,顾名思义,就是要“评”,要议论,要论述,要讲道理。说理是短评的重头戏,决定着一篇短评的价值高低和分量轻重。要写好说理部分,除了注意议论的三要素和运用各种逻辑推理外,关键是要说新理,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震。人云亦云和老生常谈的理,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也得不到报刊等新闻媒体编辑的青睐。

比如例1,同是一件事情,如果抓住那个外国乘客在中国撒野的事实加以议论,阐发中国已经绝非昔日的中国,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决不容许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的观点,这有没有道理?绝对有。但总觉得不十分新鲜。再比如,如果在文章中表扬我司乘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虽然不无道理,却仍然让人难消心中块垒:难道司乘人员不是人,明明有理却要永远忍气吞声?而作者由表及里,洞察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表面上看起来风格高尚的职业守则背后员工人格尊严的牺牲和对员工基本权利的践踏。该文的论说,主要是对上述职业守则制定过程中的思维逻辑的严重问题进行剖析,指出它是两种思维模式――“利润至上”和“雇主本位”的产物,其要害是“只有企业利润与雇主利益的考量,而员工利益与尊严却完全没有一席之地”。这样的分析,既符合事实、合情合理、逻辑谨严,又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力源于人们以往普遍认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职业守则,并未意识到它存在什么不合理之处,该文作者鞭辟入里的分析,给众人陈见以当头棒喝,引人反思:究竟员工的利益和人格尊严应不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至此,接受作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守则该休矣”的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阅读效果得益于作者从一崭新角度切入,进行创新思维,察前人所未察,发他人所未发。

例2说理的可圈可点之处同样在于凸显了一个“新”字。作者的观点极其鲜明:省长的道歉难能可贵。“难能”,一是指火灾责任人应该是明确的,省长本可以不“越级”道歉的;二是用别处的事故“未见当地有官员道歉或主动担责”来进行对比。“可贵”,是说省长道歉背后指向了一个重大主题:“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人的财产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和生命与尊严比起来,官员的威严必须让路”。“难能”,可能有不少人(读者)看到了、想到了,但从这“难能”的现象中挖掘出的“可贵”的本质,则是作者的独到之处,是他的新思考。

三、溶情――务切

溶情务切,是指新闻短评中所表达的情感要真切、深切。真切,是要求真情实感,切忌矫情、虚情;深切,是要求表达深刻、深厚的感情。

如果做一类比,溶情务切大致相当于审美文体比如诗歌的寓情于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句中没有一字写离愁别绪,但浓浓的惜别之情满溢于字里行间,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心弦。新闻短评的溶情,也必须避免浅白直露,而是应该像盐溶于水一样表现在叙事和说理的过程中,润物无声地感染、感化读者。

比如例1,在引述新闻报道时,作者用“破口大骂”这样描述性的词语,流露出对那名无理取闹的外国乘客的不满甚至憎恶的情感;在叙述司乘人员的表现时,也是运用了描述性的词语“始终笑脸相迎”,透露出作者对司乘人员的无可奈何心理的同情以及对这种有违人性的做法的质疑:有理的被无理的欺侮却还要“笑脸相迎”,天理何在?!在说理的过程中,作者写道:“至于员工人格尊严则必须服从于企业利润,该忘掉的时候就该忘掉”,“既然收益有自己一份而‘打骂’由他人承担,老板们自然愿意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写入员工守则”,嘻笑怒骂间,作者的情感深沉而真切地表露出来。

再比如例2,作者在标题上就“溶”进了自己的赞美之情,认为省长道歉是“可贵”的。从第二句话里的“第二天”、“一天之内两次”这几个数量词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是在肯定、赞赏一位高级官员的责任感。紧接着,作者为“洪省长的道歉背后指向了一个重大主题: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人的财产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而欣喜,并庆幸“我们终于找到这种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名正言顺地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读着这样的话语,读者要不与作者同欣喜、共庆幸都难。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