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企业、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国公司不断进驻发展中国家，这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低端环节的生产，本国企业技术升级困难。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阐述这一问题，若一个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不足，以加工贸易形式进驻的跨国公司就会抑制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使这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跨国公司；加工贸易；技术升级；中等收入陷阱

基金项目：[F]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301/0301）

作者简介：[F]庄子银，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肖欢，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9110收稿日期：[F]013040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贸易交易的产品大部分是完整的商品。技术进步带来通信与运输成本的降低，使企业的生产过程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从而最终产品的生产可以跨越国界。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政策优惠，是外包生产的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技术欠缺，产品研发设计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不足，因而希望在承接跨国公司外包生产活动的同时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尽管国际分工让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可是一些国家却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大量吸收跨国公司或者加工贸易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完成技术升级成功转型，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发现跨国公司的这些活动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

通常跨国公司亲自到发展中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组织从事加工贸易，产品完成后全部出口至发达国家或是其他从事下一工序的发展中国家……直到产品最终由跨国公司完成售出。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主要完成高技术部分，如产品的研发、设计等环节的产品附加值较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高。而加工贸易企业则表现为较低的附加值，或者是较低的生产率水平[1]。

rossman和Rossiansberg认为不同的生产任务环节需要不同生产要素，一些生产环节可以让那些受到较少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来完成，另一些则需要那些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完成。发达国家的企业会选择将那些技术复杂度较低的工序环节外包给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本文的模型则将其简化，将一件产品生产工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完成，另外一部分则需要较高的技能水平。

一些文献考虑了贸易外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如ead和Ries发现增加在低收入国家分支机构的雇佣量会导致日本国内企业技术升级，这与垂直专业化的理论依据相符合[3]。Jung和Mercenier也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外包会引致发达国家技术升级、提高加总生产率水平、平均工资和福利，但是会带来工资不平等程度提高的负面影响[4]。但是目前还没有文献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影响。现有文献一般仅关注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或者FDI仅对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有明显的溢出效应[5][6]，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明显，甚至还存在负的溢出效应[7][8][9][10][11]。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影响来解释这种现象。

本文的研究还与比较优势陷阱相关 。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有两种：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和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前者指运用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较低的附加值。但是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大量出口引起价格下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后者指发展中国家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但是自身过于依赖外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但本文发现全球化程度提高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升级，即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大野健一将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若发展中国家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型成功则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野健一（009）认为通常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般处于第二阶段，虽然也承接加工贸易，但自身有一些支撑产业，生产能力、国内零部件供给都有显著增加，但国外相关企业仍控制生产过程中的高端重要环节，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国家处于这个阶段。但是从第二个环节过渡到第三个环节则需要本国企业掌握先进的管理与生产技术，能够替代国外企业控制的所有生产环节，生产高质量且有竞争性的产品，若进入第三阶段，则一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本文的模型正好解释从第二环节向第三环节过渡困难的原因。

本文重点考虑的是跨国公司的进驻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升级的负面影响。通常跨国公司会将一部分较低生产环节安排在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国内失业问题、希望参与全球分工生产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因而非常愿意吸纳跨国公司进驻。若一个国家过度依赖提供廉价劳动力来解决经济增长暂时的困难，而忽视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企业采用较低水平的生产技术，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FP）就会锁定在较低水平，这也可能是某些国家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大量文献提及发展中国家集中于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会引发比较优势锁定，技术升级困难，但这些文献都只是简单描述，并无一个完整的模型分析，本文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微观技术升级抑制机制。通常认为人力资本不足会引发技术采用障碍，而且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使劳动力与技能之间不匹配会引起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FP的较大差距[13][14][15]。这类文献的研究较为宏观，本文则从劳动者技能异质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的进驻会引发劳动力向低技术部门转移，从而减弱企业采用高技术的激励。一旦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较少，这种效应就较强，因而技术采用障碍非常明显；当高技能工人相对较多时，这种效应就较弱，跨国公司带来的抑制效应就不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另一些国家却深陷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既定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全球化的推进会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升级。

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基本模型；第三部分是模型的分析；第四部分采用数值模拟来分析模型的经济涵义，并从技术偏向角度考虑了模型的扩展；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庄子银，等：异质性企业、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

二、基本模型

首先考虑一个简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跨国公司将低技术劳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生产，重点关注企业异质性如何影响技术升级。

（一）需求

与rossman和Rossiansberg的研究类似，本文将生产环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低能力工人完成，工人从事简单重复性制造中间产品；另外一部分需要高技能工人完成，如产品的开发设计工作。跨国公司通常将低技能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处于本国的总部则主要从事产品研发等高技能环节。与Jung和Mercenier的研究一样，假设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一件最终产品需要将两个环节的任务结合起来[4]。

m（i）为中间产品环节， 由低技能工人完成。 y（i）为产品的高技能生产环节，Jung和Mercenier称其为总部服务（eadquarter Service）环节，主要完成产品开发与设计，这种生产假设了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技能要与使用的技术匹配。Constinot和Vogel也将产品的生产分为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不同生产环节需要不同技能的工人完成，他们将生产环节设定为一个连续统区间，而本文简化为两个环节[16]。

另外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也生产一系列完整的产品，它们也需要完成这两个环节。但与跨国公司不同，这两个生产环节都在本国完成。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分为两类：使用低技术L的企业和完成技术升级已经采用高技术的企业。使用低技术的企业生产中间产品m（i）仍然雇佣低技术工人，其总部服务环节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人；使用高技术的企业，由于采用新技术，其总部服务环节需要更高能力的工人与之匹配，这部分生产技术与国际水平相当，认为与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水平一致或接近。

（三）技能与生产部门匹配

[JP]该假设体现了基于技能的比较优势特征：相对于低技能工人而言，高技能工人在使用更高技术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每位工人产出均大于1，技能等于0的工人产出为1。在均衡的时候，工人会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进入采用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工作。假设z1和z是不同技能的门槛值， 0

（四）三类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一类企业（跨国公司）：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跨国公司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生产中间产品m（i）， 雇佣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 假设y（i）部分跨国公司母国完成尽管目前有少量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设研发中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但本文主要分析跨国公司吸收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影响，所以为简化分析，不考虑总部环节在发展中国家完成的情况。，则该企业的生产成本为C1=CM+θC，0

根据需求函数可知，三类企业产品的定价分别为

三、模型的分析

下文主要分析全球化度的提高对z1和z的影响。参数变化取决于λ和θ：λ反映的是贸易的开放程度，越接近于1，贸易开放程度越高；θ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接近于1，技术差距越小。

（一）确定临界值z1和z。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两个条件来确定临界值z1和z。

经济学涵义是：因为跨国公司生产需要付出较大的固定成本，只有当跨国公司总部服务环节的生产效率足够高，它们才愿意将那些需要较低技能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

化简式右边随着θ递增，当技术差距变小时，z1和z变小，国内采用高技术企业的数量增加，跨国公司数量会减少。当θ增大时，技术差距变小，即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总部服务生产环节生产率水平逐渐提高。同时，本土企业在固定成本上有优势，仅需较低的固定投入。两类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低技能劳动力，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技术不断升级，即θ增大时，技术升级之后的本土企业将不断挤出跨国公司，此时给定工人技能的分布情况，z将下降，意味着服务于本土高技术企业的工人越来越多，本国技术升级的企业数量也会逐渐增加。

化在z1和z增大时，我们需要考虑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状况，即采用高技术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是否会降低呢？这取决于本国劳动力的分布状况[BF]（z）、 [BFQ]z1和z之间距离的相对变化。若本国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例较少，那么可以预期，这会造成技术升级企业所占的比例下降。整体上看，这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

从图可明显看出，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竞争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单位化为1，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不变[ZW（][BF]此处没有判断绝对工资的变化，这需要首先确定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需求变化与供给变化。由于本文关注企业技术升级，因而简化这一细节。，而中等技能[BF]z∈[z1，z]劳动力和高技能z∈[z，∞]劳动力相对工资降低。

（二）劳动力市场均衡和技术升级

四、数值模拟与模型的涵义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类国家在高技能劳动力上的工资差异，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富，因而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雇佣高技能工人。后文取θ=05作为基准，并考察θ取值变化的影响及其经济学涵义。

图选择基准参数，给出了z1和z随λ减小而递增的图像，图中上方曲线为[BF]z1（λ），下方曲线为z（λ）[BFQ]。很明显，λ降低，低技术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技能门槛逐渐提升，但是提升程度并不是很大；而采用高技术的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技能门槛上升较迅速，这也意味着高技能企业所占比例确实会逐渐收缩，低技术企业的比例增加，这就会带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劳动力技能分布方差变大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图4曲线左端从高到低，对应方差分别为η=3、η=4和η=5。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方差越大，对应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多，相应的低技能劳动力会较少。

最上方曲线对应的劳动力技能方差最大，即高技能工人所占的比例较高，此时企业的技术升级受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最小。这说明东道国在吸收跨国公司进入时，若其人力资本水平较丰富，则受到的不利影响较小。另外，跨国公司的进驻，也可能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即降低采用高技术的成本，引起FL/F上升，这对技术升级是有利的，下一部分将分析这种效应。

对比三种劳动力技能分布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若东道国劳动技能方差较小，即大量劳动力分布在低技能区域。此时，跨国公司的进驻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造成强烈的影响，即跨国公司进驻带来了负面影响。

劳动力的技能分布反映了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Chiquiar和RamosFrancia比较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他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FP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组（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FP水平较低的国家组（马来西亚、土耳其、葡萄牙、菲律宾、匈牙利、泰国、波兰和印度尼西亚）。在1990年和000年，FP较高国家组的5岁以上完成了高中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接近或者超过30%，而FP较低国家组这一数值在1990年不及10%，000年才达到1%左右[0]。这个经验证据正好印证本文的理论，在承接跨国公司进入的条件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因为技能劳动力不足，企业技术升级困难，FP上升非常缓慢；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因为技能劳动力充足，企业技术升级的抑制效应较少，并且在采用高技术的相对固定成本逐渐下降（F/FL因溢出效应逐渐下降，下文详述）的条件下顺利实现FP逐步提高。

（二）固定成本投入与技术升级

下面分析FL/F的变化对技术升级的影响。FL/F体现了企业采用高技术与采用低技术所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差异。FL/F越小，说明采用高技术所付出的相对固定成本越高， 企业技术升级难度也越大。如图6所示，随着跨国公司进驻程度提高，FL/F越小，高技术企业所占的比例[BF]q（λ）[BFQ]也越小。

[JP]将前面两部分数值模拟的分析结果结合起来，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FDI在发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5][6]，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没有溢出效应或者溢出效应为负[7][8][9]。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较丰富，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较高，对应劳动力技能分布的方差较大，根据图6的数值模拟结果，跨国公司进驻对东道国技术升级的抑制很小。此时技术溢出效应则相对较明显，F下降引起FL/F的提高，给定λ时，[BF]q（λ）[BFQ]会较大。这意味着在同等的跨国公司进驻程度下，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升级情况较好，表现为总体上的正向溢出效应。[JP]

而当跨国公司进驻发展中国家时，由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较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升级状况会恶化（如图5所示）。尽管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若这种技术溢出效应不够强，[BF]q（λ）[BFQ]下降意味着这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降低，即FDI带来了负的溢出效应。

之前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从而东道国企业对FDI的技术吸收有限，最后导致对发展中国家溢出效应不明显。irma认为东道国企业从FDI中获取的生产率提高依赖于吸收能力。这种吸收能力需要高于一个门槛，当吸收能力低于一个最低的门槛时，FDI的溢出效应几乎没有或者为负[1]。Zahra和eorge、赖明勇等也认为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了溢出效应[3]。但是这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存在负的溢出效应，即没有给出负溢出效应出现的机制。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关注跨国公司FDI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不考虑负向溢出效应及其出现的机制。路江涌也观察到国内市场的FDI负向溢出效应，他发现地理距离会影响溢出效应[11]，这也很容易根据本文的理论加以解释，这是因为本地企业溢出导致FL/F提升较快，而本文的企业技术升级障碍机制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距离较远的企业，其溢出效应为负。

全球价值链已经使国际贸易的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引起中国贸易量急剧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环境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内资企业产业升级困难，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锁定在低端环节[4][5]。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跨国公司或者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国家蔓延（λ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逐渐被吸引至这种低端生产环节（价值链的低端）的生产中，造成高端生产环节（本文称为总部服务环节）的企业数量收缩，企业升级困难（q（λ）较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加入了全球价值链，贸易量迅速增加，然而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却很难升级的原因。

（三）技术差距与技术升级

当采用高技术的技术差距越大，全球化程度越高，对发展中国家越不利（如图7所示）。图7中间曲线对应θ=05，最下方曲线对应θ=04，最上方曲线对应θ=06，其余参数选为基准参数。当跨国公司在总部服务生产环节更有优势或者发达国家雇佣高技能劳动力所需工资水平较低时，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越不利。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总部服务环节的生产效率越高，它们将中间产品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越有利，中间产品生产的相对成本会更低。这说明，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用技术升级后仍面临较大的劣势时，那些采用低技术的企业更加不愿意升级技术。

（四）数值模拟的稳健性

（五）技能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

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应生产函数中总部服务环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假设三类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均增加，但是使用高技术与低技术时技能偏向程度不一致，ε≥ε′≥1。此时，三类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1=CM+θεC，C=CM+ε′CL，C3=CM+εC。与前文的推导过程类似，根据条件1和条件确定z1和z。

10中中间曲线代表基准参数设定条件下的q（λ）曲线，而最下方的曲线则代表有技能偏向时的情形，该曲线相对位置较低，这意味着在技能偏向的条件下，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更困难。但是，若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充足（对应较高的σ，图10中最上方的曲线），跨国公司进驻引起的技术升级抑制效应则较轻微。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技能分布对于这个国家的技术升级至关重要。这也正好符合实际情况，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且有大量外资进入的国家通常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五、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模型来分析跨国公司进驻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企业的异质性来源于劳动力技能的差异，采用高技术企业的总部服务环节需要雇佣高能力工人。跨国公司进驻，往往会挤占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这部分工人的相对工资会提高，使原来在本土企业工作的一部分中等技能工人会流动到跨国公司的中间产品部门。本国高技能总部服务环节从事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工人则会流动到本国低技术企业。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引起本国技术升级困难，因为企业技术水平需要与工人的技能相匹配。

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不足，这种跨国公司进驻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就会抑制这个国家的企业技术升级，跨国公司带来的溢出效应甚至不足以弥补这种抑制效应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低生产率水平锁定，转型升级困难；而当这个国家拥有

足够的高技能工人时，跨国公司引起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就很弱，此时由于跨国公司带来的溢出效应还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个国家企业的技术升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承接跨国公司的条件下，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创造奇迹顺利进入高水平国家行列，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因为有充足的高技能劳动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却未能实现较高的FP水平。另外，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样，若高技能劳动力充足，这种影响较轻微。[JP]

本文的模型还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FDI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起了负的溢出效应，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产生正外部性。通常跨国公司会带来溢出效应，但是它们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技术升级抑制效应较强，甚至超过了溢出效应，从而显示出负的溢出效应。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抑制效应较低，溢出效应强于抑制效应，从而显示出正的外部性。

我国承接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近年来，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尽管我国进出口额度巨大，但有研究发现我国出口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始终不高，而且也没有显著的提升[6]。一方面是因为承接跨国公司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生产较多，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困难。相比于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0]。根据本文的理论以及墨西哥经验，我国需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提高我国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降低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升级抑制效应，因而需要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尤其是高等教育部分，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从事总部服务环节的工作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

参考文献：

[1]Dai，M，MMaitra，MYu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he Role of Processing rade[Z]Columbi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011

[2]rossman，M，ERossiansberg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008，（5）

[3] ead ，JRies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00，（1）

[4] Jung J，JMercenierRoutinization，lobalization and Rising Job Polarization： A Simple Model with eterogeneous Agents[Z]RW Aache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009

[5] askel，J，SPereira，MSlaughterDoe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007，（3）

[6] eller，W，SYeaple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international trade，and productivity growth：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009，（4）.

[7] addad，M，Aarrison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1）

[8] Aitken，BJ，AEarrison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006，（3）

[9] Xu，B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echnology diffusion，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000，（2）

[10]onings，J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panel data in emerging economies[J]Economics of ransition，001，（3）

[11]路江涌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效率的影响和渠道[J]经济研究，008，（6）

[12]Ohno，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J]ASEAN Economic Bulletin，009，（1）

[13]Basu，S，DWei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4）

[14]Acemoglu，D，FZilibotti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001，（）

[15]Caselli，F，WJColeman IIhe World technology frontie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006，（3）

[16]Costinot，A，JVogelMatching and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Economy[Z]NBER Working Paper，009

[17]Dunning，J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In JDunning（eds）he heory of 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C]London： Routledge，1993

[18]Yeaple SRA Simple model of firm heterogeneity，international trade，and wag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005，（1）

[19]Willis，R，SRosenEducation and selfselec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5）

[20]Chiquiar，D，MRamosFrancia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of the Mexican economy[Z]Banco de Mexico Working Paper，009

[21]irma，SAbsorptive capac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A threshold regression analysis[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005，（3）

[22]Zahra，S，eorge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00，（2）

[23]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张新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 基于吸收能力的观点[J]经济研究，005，（8）

[24]刘志彪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J]学术月刊，007，（2）

[25]张少军，刘志彪国际贸易与内资企业的产业升级——来自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治理力量[J]财贸经济，013，（2）

[26]Lall，S，JWeiss，JZhang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J]World Development，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