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的启蒙同样关乎民族复兴

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的学术体系，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文界革命到，从晚清文人思潮到女性社会生活，是一条有点有面的清晰脉络。

她于1995年出版的《晚清文人妇女观》、2004年出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以及今年初出版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构成了“晚清女性三部曲”。她在激流涌动的晚清社会里，借助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资料库”，发现了五光十色不同于正史言说的历史细节，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个传统与现代社会交接的时代，并向今人展示，在救亡图存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各种新思潮、新境遇、新问题、新文化产生与交融的过程。

将女性问题作为“重新发现晚清社会”的切口，通过史料搜集，择定真实的女性个案，并将历史现场还原，是夏晓虹的研究特色。最新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展现的是晚清女性启蒙中的若干侧面：中西女性典范的比较、社会化的女性启蒙手段，以及民族主义与女性解放的关系。

从19世纪末到“五四”前后的二三十年间，由梁启超等晚清文人所致力输入的以欧美、日本为主体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如何抵达并影响下层民众，与旧有的传统女性社会文化意识相碰撞，进一步开启晚清女性国民意识之启蒙？“晚清女性三部曲”给出了系统的答案。

新时局：民族救亡与女性启蒙的统一

记者：晚清作为“近世巨变”的历史阶段，当时文人最典型的心态和思潮是什么？为何说梁启超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作用？

夏晓虹：对应晚清所遭遇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文人群体忧心国事，越来越明确地转向救亡与启蒙的思路。在这里，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甲午战争，中国在抵抗列强的多次战事中一再失利，赔款割地，让知识者深受刺激。当然，救亡和启蒙都可以有不同形式。

梁启超在其中脱颖而出，主要还是由于他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中，及时发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心声，即要求“变法自强”。梁启超认定，中国一定要变，区别只是“自变”或被他国侵占、分割而不得不变。他指出的最上策就是学习日本，以“自变”求“自强”。从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到戊戌发生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新民说》等系列政论文，旨在“开通民智”，在当时激起了极大反响。虽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改良派，但他那些接引西学、改造国民性的论说，对现代思想的传播、国民的培养以及制度的建设，都具有奠基的作用。

记者：为什么说晚清女性的进步与文人的推动密不可分？女性进步的出现在当时的意义何在？ 夏晓虹

夏晓虹：就实质而言，中国女性社会在近生的种种新变，其实都来自西方的启示。无论是呼吁放脚，还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最初的提倡者与实行者都是在华西人，特别是其中的传教士。其立论有宗教情怀，但也有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包括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接触西方文化，掌握了文字的晚清文人自然具有优势。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女性只有极少数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因此，晚清启蒙以男性文人为主力，尤其在女子社会化教育刚起步的阶段更是如此。

晚清的女性启蒙，同样以救亡为最大动力与目标。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肯定，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都是“分利”者即消费者，而不是“生利”者即生产者，国家自然会衰弱。因此，需要向欧美及日本学习，让女子读书，具有知识和技能。所以，女性状态的改变就和国家自强以至民族复兴发生了密切关联。

记者：在晚清文人群体里，为何会出现柳亚子这样的人物，为了提倡男女平权，有时甚至提高女性、放低男性？

夏晓虹：原因有很多。从历史上追溯，明季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的“男降女不降”之说，使得在民族大义面前，女性比男性更具道德优势。在具有反清革命立场的柳亚子等人那里，这一点很容易获得认同。而女性在历史上实际的弱势地位，无法成为社会主导，反而使她们免于罪责。晚清的男性革命文人对此也多有正面肯定，如金天翮在《女界钟》中赞扬的，女子“无登科中式之谬思想，恶气味”，因此适宜担负幼儿的家庭教育，但真实原因是由于女子被剥夺了基本的受教育权。

这些发掘女子种种优点的努力，在当年也是为了激励一向被“男尊女卑”观念与习俗压抑的女性，使她们勇于争取平等权益，自立自尊。同时，表彰女性本身也是为了充当男性的镜鉴，引发男性反思。更不可被忽略的是，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使尊重女性成为文明的表征，历史记忆也被激活与重构。

记者：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你为何单列一章，强调满汉矛盾在女性个体命运的影响？民族主义与女性启蒙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夏晓虹：满汉矛盾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我追踪满族妇女惠兴为兴办女学而自杀及其后的社会反响，其实是想以此关注一向被忽视的满族维新人士的变革努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就改变女性的奴隶地位、获得解放而言，民族革命与女权革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不过，女权革命更强调女人是男人的奴隶，民族革命更看重汉人是满人的奴隶。这样，在两个革命合于一手的柳亚子说来，就会以“双料奴隶”指称女性。而激进的女权论者也很容易认同反清革命的思路，实际是将平等推行到性别、民族等一切身份领域。当然，温和的女性启蒙者在晚清未必会走到民族革命这一步，他们会更致力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平等。

新气象：振兴女学，提倡女权

记者：晚清的女性社会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你的书中为何重点关注解放天足、开办女学、办女报、自由结婚和组织女子团体？它们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和价值？

夏晓虹：这些都属于晚清女界新气象，这五个面向是晚清女性生活状态发生根本变化的突出表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