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院刑事执行权的取消

【摘要】我国法院享有的刑事执行权是对法院中立性原则及权力制衡原则的违反，刑事执行权的性质也决定了法院不能行使刑事执行权，我国法院亦无能力保证刑事执行的有效实施。刑事执行权应从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来。

【关键词】法院刑事执行权、法院中立、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担负审判任务的同时还享有执行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执行单处或者并处没收财产以及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执行权。法院能否既饰演裁判者又饰演裁判的执行者呢？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不可以的。本文将从法院的中立性、刑事执行权的性质、权力制衡原则及法院的能力等方面论证我国法院刑事执行权取消的必要性。一、法院中立性要求法院不能行使刑事执行权 “在判定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这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关于刑事案件裁判者的规定，“无偏倚的法庭”即指中立的法庭。“法院中立是指法院在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公诉人之间即控辩双方之间保持等距，不偏向任何一方,以保证裁判的中立性，即公正性。”[1][[1] 宋世杰.论刑事审判公正[J].中国法学,1999,(2).] 这一概念将“无偏倚”解释成了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等距”，显然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裁判者对于裁判结果的利益无涉也应是保持法院中立的重要一环。裁判者中立是公平正义这一刑事审判所必备品性之要求，而公平正义是“自然正义”的题中之义。美国学者戈尔丁将“自然正义”解释为九条标准，其中，“（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包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的偏见……”[2][[2] 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J].中国法学,1998,(2).]等几条标准正是对裁判者中立的阐释。从上述可以总结出，利益无涉以及超然、不偏袒、无偏见是法院中立性的要求，要确保法院中立，必须做到：（1）在司法程序的启动上，法院应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被动地接受告诉；（2）法院一旦受理公诉人或自诉人的控告或，其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书所明确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上述范围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事实；（3）裁判过程中严格实行回避制度，保证审判人员与案件无利害关系；（4）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和庭审中不得与控辩双方进行非正当接触，保证审判人员不受控辩双方任意一方的影响，不作出有偏袒性的判断；（5）审判人员与判决结果无利益上的牵涉性，要保证审判人员不会从自己的裁判中获得任何利益。然而，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我国法院享有对财产刑及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执行权，法院既担任裁判者又担任裁判结果的执行者，这无疑违背了法院中立对于利益无涉性的要求。首先，据媒体报道，我国的器官捐赠率极低，绝大多数的器官是靠死刑犯提供的，而这些器官应该如何分配，以及因其产生的收益该如何运用并没有法律法规加以明确的规定，法院在依法执行死刑后，医院之间对器官的激烈争夺给法院凭此牟利提供了机会，法院的中立性在此受到了质疑；其次，司法实践中，法院在执行财产刑完毕，所得归入国库后，财政部门会根据所得的多少，依据一定的比例返还给执行的法院，这可能会使得法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尽量去适用这两种刑事处罚，更有甚者，私自截留财物，以钱买刑，腐败频生，从而使部分违法犯罪分子逃避了其应有的刑事责任。“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职能同时，却行使财产刑（罚金刑、没收财产）的执行职能，法院成为自行裁判、自行执行的机构，而无法保持程序正义所要求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无涉性，也无法公正从事司法裁判活动。”[3][[3] 韩玉胜,沈玉忠.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J].河北法学,2008,(1).] 二、从性质上分析，刑事执行权不宜由法院行使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是司法权。而刑事执行权的性质是否是司法权呢？目前理论界主要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以及双重属性说等观点。要鉴别刑事执行权究竟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首先应明确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孙笑侠教授列出了二者的十大区别，总结出来有：权力发动及运行的主动与否；行使权力时是否带有倾向性；追求的目的不同；权力是否具有稳定性；权力的来源不同；行使权力主体的性质及内部结构不同；权力效力是否具有先定性；价值取向是以效率优先还是以公平优先。从上述区别可看出，司法权要求独立性及中立性，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其本质就是一种判断权。[7][[7] 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J].法学,1998,(8).] 笔者认为，刑事执行权属于行政权。因为刑事执行行为是由执行机关根据生效的刑事裁判主动做出的，它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惩罚，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它是一种强制权，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刑事裁决的实施，其中并没有裁判行为，不具有司法权的主要特征。而司法权则是被动的、中立的，基于理论，司法权是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利，是一种裁判权，我国有学者甚至将其等同为审判权。托克维尔说“从性质上来讲，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项法案，它就予以解释。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对于双重属性说中提到的刑事执行权既有司法权的部分属性，又有行政权的部分属性，因而认定刑事执行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此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对权力的区分标准是相对的，两种权力在特征上有交叉是正常的，真正用以区分权力性质的是权力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在于被动性和中立性，而行政权的本质特征在于主动性与倾向性。综上，从性质上分析，刑事执行权作为一种行政权，不宜由担负审判职能的法院行使，这也是上文提到的法院中立性及下文即将论述的权力制衡原则要求的。

三、在权力制衡原则下，法院的职能应限定在审判工作上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各机关的职能，其中，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这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我国的法院是居于控辩双方之间的、中立的一方，它不应与其中任何一方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它的职能是居中裁判。在刑事诉讼中，它的工作是遵循正当程序，针对双方争议的刑事案件做出公正的裁判，解决刑事争端，维护国家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平衡”。[8][[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73-374.]宪法之所以明确各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等机关职能，是为了明确不同种类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以便它们能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也就是所提倡的权力制衡。法院要实现正义，不是要行使正义的裁决所赋予的权力，而是要形成正义的裁决。法院并不负有在判决的同时，使判决确认的权利能够得到实现的义务。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它的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不应超过宪法的授权。在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中，审判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继续和完成。审判和执行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将部分刑事执行权赋予法院，显然与其职能权限不相符，违反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规定，将本属于行政权的刑事执行权赋予法院也是对权力制衡原则的违反。

以死刑的执行为例，“讨论死刑的执行主体可否与宣判主体相分离，在当前严格控制死刑的语境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如果死刑的宣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那就可以改变我国目前凡是被判处死刑(不包括死缓)的就一律将在短期内被执行死刑的局面，这对减少死刑实际执行数是有好处的。”[[[9] 刘仁文.死刑执行权应从法院剥离出来[N].南方周末,2007-07-12.]9]将死刑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如司法部，这将势必对法院的死刑决定权形成制约，而法院也可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对行政机关执行死刑进行制约，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较量将一定程度上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可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四、法院没有能力充分行使刑事执行权并保障刑事执行目的的实现

“刑事主体多元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在机构设置、人力配置、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复，造成国家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一些机关职能交叉，既有刑事执行职能，又有其他法律职能，这导致这些机关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兼顾多项业务，术无专攻，顾此失彼，每项职能的行使都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而往往是穷于应付，低水平运行”。[10][[10] 冯殿美,侯艳芳.刑事执行权及其制约[J].河南社会科学,2005,(1).] 法院的主要职能在于审判，在“诉讼爆炸”的当今中国，将刑事执行工作交与法院，势必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影响其主要职能――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而法院也亦无能力保障刑事执行目的的充分实现。

首先，死刑的执行需要动用大量警力来维持现场安全，而法院一般要依靠公安机关的配合才能控制、把握现场，这也相对增加了公安机关的工作量。在枪决式死刑情况下，我国没有专门的封闭式行刑场所，枪决一般在比较偏僻的露天场所执行，秘密执行形同虚设。而注射式行刑还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及严格的场地限制，法院作为审判机关难以满足上述诸多条件。若将死刑的执行交予监狱等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能从场地、人员等方面解决当前我国死刑执行存在的很多问题。

其次，法院执行没收财产以及罚金刑也普遍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执行死刑、没收财产、罚金，这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我国的司法资源本就稀缺，法院作为主要的司法机关很难以相当大的精力实施刑事执行工作，“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已不堪重负，大量的执行案件紧靠法院几个人惨淡经营，执行难局面日益严峻，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对人民法院工作不满意的热点问题，而且将发展为人民群众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满意” [1[[11] 郑金雄.执行工作从法院职能中剥离的法律思考[J].福建法学,1999,(4).]1]。将财产刑的执行交由专门的刑事执行机关，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产刑执行的成功率，缓解“执行难”问题。

最后，“刑罚执行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刑罚的目的。”[1[[12] 张志辉,谢鹏程. 中国检察 第3卷 司法体制中的检察改革[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555.]2]而刑罚的目的可以概括为惩戒、教育、预防，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缺乏执行的能力而导致刑事执行的力度不够、刑罚执行的不及时，这势必会影响到刑事执行三目的的实现。法院执行死刑，人民群众的安全以及被执行人最后的人格尊严得不到有效保护，刑罚的教育功能以及刑事诉讼法强调的对犯罪分子人权的尊重和维护在这里都被削弱。财产刑的执行也因为诸多原因而“执行难”，难以达到刑罚预期的惩戒效果。

作为中立的审判机关，公正的审判是法院最重要的工作，至于对刑事执行的监督可以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刑事执行权应从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