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瑶乡走出的革命家

他参加革命后用过多个名字，只有经批准改的江华，一直沿用了下来

在湖南省的南部，湘、粤、桂三省交界之处，有一个江华瑶族自治县。这里山多林密，层峦叠嶂，萌渚岭蜿蜒于西南，九嶷山横贯于东北。聚居在这片热土上的瑶家人，辛勤劳作，世代繁衍。

从这里的瑶家村寨走出过一个瑶家子弟，一个与他出生的县同名的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华。人们熟识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在审判、反革命集团时出任特别法庭庭长。

江华原名叫虞上聪，投身革命后先后用过黄琳、黄春圃等名，直到改名为江华。每一次改名，都记载着他一段精彩的革命经历。

1977年，江华在相隔近半个世纪后重返井冈山。上山前在长沙时，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曾任茶陵县尧口区苏维埃主席的老红军李俭殊告诉江华，茶陵县正在编写党史，但1928年的第一任县委书记黄琳却不知去向，不知是否还活着，现在何处?他请江华帮助寻找。他当年虽然知道黄琳，但由于游击战争环境，却从未见过。

江华笑着对他说：“黄琳我知道，现在北京工作，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告诉你。条件是等我们离开茶陵后再告诉县里的同志。”李俭殊欣然允诺。于是，江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黄琳。”

谈起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着一段故事。

1907年8月1日，江华出生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江华的父亲虞有葵是一个朴实忠厚的瑶民，靠着自有和租种的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计。江华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虞上聪，还给他取了个乳名香麟。虽然家道艰辛，但虞有葵还是在亲友的劝说和支持下，在江华10岁时，把他送进村里的一所私塾读书。

书本为江华打开了智慧的大门，也把他带出了边远的山寨。1920年夏天，江华考入县立初级国民小学，来到了县城沱江。在这座古老、美丽的小城，江华读完了初小和高小。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到了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公费生待遇，使自己不至于因家贫而辍学，而且还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韦汉、陈为人等人那里，获取了新知识、新观念，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

1925年8月，江华考入了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求学的同时，江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向导》、《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从事工人运动，并在1926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担任了中共湘南特委政治交通员。

1927年6月的一天，江华因为要送一份湘南特委给湖南省委的近期工作情况汇报而前往长沙。当时，正是长沙“马日事变”和衡阳“沁日事变”之后，疯狂“清共”，一片白色恐怖。江华机智地混过盘查，上了开往长沙的船。在船上，一位看似土财主的老人被绊了一下，江华恰好在旁边，赶紧上去扶了一把，他才没有跌倒。老人很是感激，两人便聊了起来。老人说自己是宁远人，准备带着老伴和一个长工到长沙寓所避难。江华也告诉他自己是江华人，但为保密起见，他谎称自己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原在衡山县教育局工作，因世道太乱，刚辞了工作，想到长沙另谋差事，但长沙也没有熟人，不知道怎么办？老人忙告诉江华，他有个儿子在长沙读书，与江华县的黄王景是同学。老人接着便问江华认不认识黄王景。江华虽不认识黄王景，但知道他是江华县岭东人，当时正辍学在家，便顺口答道：“他是我堂兄，我叫黄琳。”从那时开始，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江华的名字从虞上聪改为了黄琳。

黄琳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在那一时期，他先是担任茶陵县委书记，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在身边工作。1929年7月，因为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江华也被任命为闽西特委秘书长，离开红四军，随到了闽西。

1929年冬，时任福建省委军委常委的江华受福建省委派遣，到上海进中共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自己提出并经中央批准，江华回到湖南工作。为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需要，组织上将他的化名黄琳改为黄春圃。

半年之后，江华又回到了红军部队，只是这一次他去的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率领的红五军随营学校任政治教员。随营学校的任务主要是培训红军连排基层干部，红五军参谋长邓萍兼任校长。为了加强对学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江华在学校编写了一本《支部生活》的小册子。这是我党最早的基层党课教材之一。之后，江华先后担任了红五军的团政委、师政委、教导营政委等职，率领部队参加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并胜利到达陕北。

1938年8月，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局面，使时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的江华产生了上前线的强烈愿望，他向中央提出去敌后的要求。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司令，带一批干部去山东。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得知要上前线了，江华去向辞行。问江华：“留在延安不行么？”江华回答说：“在延安做机关工作，一要会写，二要会说，这些自己都不会，还是去部队工作好。”关切地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东西买好了没有？”又说有些东西还是要带的，比如地图、红蓝铅笔等，这里没有，可以去西安买一些。江华则请求将望远镜借给他，让他带到山东去用。笑着说：“望远镜不能借给你，我还要准备在陕北打游击用。”江华顿时意识到，说的“打游击用”，是谨防陕北出现不测，作两手准备的意思。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与当时正在抗大云阳青年训练班担任指导员的吴仲廉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申请。吴仲廉是湖南宜章城关镇人，192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与江华一同搞过学生运动。1927年4月经曾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她在身边做过文书工作，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吴仲廉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结婚。1937年4月，曾日三在祁连山区壮烈牺牲。

军委将江华和吴仲廉的结婚报告送到那里。说，他们两人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就这样，一对革命伴侣在延安喜结良缘。

深入敌后抗战，江华作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为应对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经批准，他将用了多年的名字黄春圃改为江华――一个与自己的出生地江华县相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江华一直沿用到他逝世。晚年，江华在回忆往事时，对家乡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之所以在去敌后之前用县名作人名，就是考虑不论牺牲在哪里，人们都会知道他是湖南江华人。

长征是他革命几十年最苦的时期，但即使这时，他也从未想到过离开

江华的秘书曾经向江华提过一个问题：“您参加革命几十年，什么时候最苦？”江华不假思索地吐出两个字：“长征。”

长征开始的时候，在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的江华，是一个背着“处分”而被监管的人。

江华犯“错误”是在长征前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

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整编师向中央根据地北面门户广昌大举进攻，时任红五师政治部主任的江华同部队奉命从福建回师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当时主持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的口号，并指出，这是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两条道路的决战，要求红军与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江华认为敌强我弱，保卫广昌并不可取。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并没有采纳包括江华在内的许多红军指战员正确的意见。结果红军与敌激战18天，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广昌终归失守。

广昌战役失利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却要追究红军指挥员的责任。江华因对“两条道路决战”的提法及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判。在军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江华被罗列了三条罪名：一是右倾，对战争动摇；二是团结干部不够；三是工作不深入，，造成全师有61个逃兵。最后，江华被撤销五师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江华被送往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监管。江华人到了后方，心却留在前方，虽然受到不明不白的错误处分，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当时的战局。对于强加给自己的错误，江华认真地进行了思考，他不知道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他自认为参加革命以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他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想到这些，他觉得心里坦坦荡荡。

1934年10月14日，被监管的江华随着红三军团开始了长征。由于患疟疾刚愈，江华身体虚弱，他背着一床毯子，一个干粮袋，一个挂包和一把雨伞，步履艰难地走在队伍里。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上部队，跟上革命，就是胜利。

10月底，中央红军在冲破军队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

11月23日，随军团部行动的军事裁判所到达宁远县境宿营。这里，距离江华的老家江华县鹧鸪塘村不过百里的路程。第二天一早，军团组织部部长兼军事裁判所所长吴溉之过来看江华。吴溉之和江华是老相识了，一见到江华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又回根据地了？”

“不，我梦见你开小差回家了。”

“所长同志，你放心吧，我不会开小差的，就是死，也不离开部队。”

吴溉之笑了笑就离去了。江华的心情却难以平静。自1926年以后，他已将近9年没有回过家了，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此时，他何尝不想回家去看看父母呢？然而，他想到，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跑回了家，还有少数人当了叛徒。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他都没有离开革命，没有回家。现在叫他走，他也不会走的。离开党，离开红军，就没有出路。他暗自对自己说：我是出来革命的，革命不成功，无颜见家乡父老。

经过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逐渐被以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所取代。江华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35年1月初，红军逼近乌江。在强渡乌江的前夕，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军事裁判所找到江华，决定恢复他的工作，让他担任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并要他先去指挥工兵连架桥。

江华听了，有点赌气地说：“我不是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吗？怎么能再指挥部队呢？”

说：“现在让你工作了，不要再发牢骚，执行命令吧！”

尽管心结仍未解开，但江华想到自己的问题一下子也许解决不了，况且眼下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工作再说吧。于是，他来到了工兵连。

乌江，又称黔江，是黔中地区的一条大水系，由东南向西北流入四川，江水湍急，江岸险峻，非经渡口不能过河。红军入黔后，黔军即慌忙于乌江沿岸严密布防，并夸下海口说，凭借乌江天险，红军插翅难飞。1935年1月4日，红三军团直指乌江东岸渡口桃子台、茶山关。部队到达后，江华即带领工兵连到附近村子筹备架桥木料。第二天一早，趁着江岸的朦胧晨雾，在红军火力的掩护下，江华指挥工兵连突击架桥。在如雨的枪弹下，他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一根根木头搭起来，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又跟上来。经过紧张的施工，浮桥终于延伸到了彼岸。红三军团大队人马渡过乌江，歼灭了西岸之敌，确保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顺利过江。

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接着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之后，有了工作职务的江华率领部队，在的指挥下继续长征。他率领部队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涉过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地，攻克了腊子口天险，终于到达了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关于长征的艰苦，江华曾经无比感慨地说：“长征苦，不仅是讲生活的艰苦，条件的艰苦，更主要的没有根据地的苦。”因此，他对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理解得更为深刻。

在保安，他率队巧妙地拔掉了一个“土围子”，多年后还被津津乐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江华先后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1936年秋，江华奉之命，率部接替红三十军担负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卫戍任务。

驻防不久，军委决定组织一支专打“土围子”的部队再次攻打旦八寨子，并任命江华为这支部队的政委。

旦八寨子距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20公里左右，是地主豪绅曹俊章的老巢。曹俊章自任团总，拥有反动武装100余人，经常对红军进行骚扰，反人民气焰十分嚣张。红军多次攻打，均因地势险要，未获成功。

接受任务的江华，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还专程到那里求借望远镜。听说是为了打“土围子”，慷慨相借。

江华与司令员白志文率队前往旦八寨子侦察。得知红军又来攻打，曹俊章急急地关了寨门。

红军还没接近旦八寨子，敌人的枪弹就从“土围子”的枪眼里胡乱地扫射出来。江华让部队迅速隐蔽，并借着一块高地拿起望远镜观察。他发现这个寨子建在一个山坡上，背后是数十丈高的悬崖，寨前有一条小河，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面对易守难攻的寨子，江华觉得倘若强攻，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与白志文商议后，决定以火力控制寨门，不让敌人出来取水。一旦断水，敌人就会不击自溃。

一段时间之后，寨子内的敌人扛不住了，曹俊章派人与红军交涉，愿以自己的儿子作人质，来换几桶水。江华同意了，并趁此机会和白志文一起进了寨子。因为儿子在红军手里，曹俊章面对江华他们，不仅不敢动武，还客客气气地招待江华他们吃了饭。当晚，趁着月黑风高，曹俊章带着人马偷偷地溜出红军的包围圈，逃跑了。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江华率红军打“土围子”的事，在红军部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45年，还提起这件事：“1936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由此，作出了一段著名的论断：“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们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艰苦的敌后斗争中，他多次遇险，但每次又都化险为夷

1938年夏，江华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即将深入敌后抗战。离开延安前夕，他将一张自己1937年在延安的照片，送给了萧劲光。他对萧劲光说：这一去也许就会牺牲，这张照片就算是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作好了牺牲的一切准备，江华踏上了前往山东敌后抗日前线的征程。他们夜行晓宿，风雨兼程，终于在1938年12月，到达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所在地的山东省沂水县王庄。

根据分工，江华很快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并立即展开工作。在对部队进行组织整训的同时，他还主张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整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江华认为：“要将这样一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思想复杂、纪律松散、素质较差的游击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在步骤上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整训首先应侧重部队的巩固和正规建设，基本要求是将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他的建议得到了纵队领导成员的赞同并在部队整训中执行。

整训使年轻的山东纵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到巩固和加强，战斗力明显提高。

1939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战略，指示八路军要不断向华中方向发展，以便与南部的新四军靠拢并打成一片，扩大抗日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苏皖边区的工作，将原来的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支队组编成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副从未有过的革命重担，落在了江华身上。

苏皖边区北靠山东，南接长江，包括苏北、皖东北一带和从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铁路东端以南地区，以平原和丘陵为主，河渠纵横，无山可依。这里的八路军数量少，装备差；而日伪军不仅在兵力和装备上占优势，还控制了铁路、公路交通，机动灵活。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江华指挥部队以小型分散活动为主，采取井冈山斗争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开敌人的主力和进攻锋芒。敌大股进攻时，就用游击战、麻雀战进行骚扰，遇上小股敌人就迅速加以消灭，积小胜为大胜。

1940年，苏皖纵队在江华的指挥下，打了几场硬仗。

苏皖边区有一个日伪据点叫张楼村，驻守着一支800多人的伪军部队。它是泗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张海生的老家。苏皖纵队要在这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拔掉这一据点。4月，江华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战术，先拔除张楼村的，孤立张楼村，然后再打张海生老巢。这一仗，拔掉了张楼村的据点，歼灭伪军30余人。

4月28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北渡淮河，到达泗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部驻地。就在这时，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首的顽固派，纠集1万多人马，趁日本军队从西面“扫荡”之际，疯狂向新四军张爱萍部发起进攻。受刘少奇的委托，江华指挥所辖八路军部队和张爱萍的新四军部队联合作战，击溃了顽军的进攻，初步巩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6月13日晚，就在刘少奇在苏皖纵队驻扎的江桥召开淮北党政军干部会议时，纵队获悉日军正从泗县、睢宁、宿迁同时出动向江桥扑来的情报。江华沉着冷静，一方面把刘少奇等领导同志转移到安全地点，一方面指挥部队迎战。不仅粉碎了日军对江桥的偷袭阴谋，而且还组织部队还击，毙伤日军200余人。

在苏皖边区，江华一方面指挥部队打击日伪军和顽固势力，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协助刘少奇在皖东北开展各项工作。江华曾这样回忆：“在皖东北，我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深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上很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很深。他为人谦虚，在军事上，他放手让军事指挥员去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军事上你负责，放手大胆地干，政治责任由我来承担。在那段时间里，给中央的电报，他也要我同他一起具名签发，我坚持不同意，他还是让我签上了名字。我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却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一直怀念着这一段愉快工作的时光。”

194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苏皖纵队，部队划归新四军建制。江华则奉命回山东工作，仍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1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为艰苦的一年。11月，日军以“剿灭沂蒙山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出动了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江华数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

11月4日，一股日军偷袭了纵队司令部驻地马牧池，司令部迅速转移到南墙峪。随同纵队政治部一起行动的江华获悉后，立即带领政治部和1个警卫连追寻，可赶到南墙峪时，司令部又已经转移。这时，天已黑了下来，江华命令自己所带部队，以及在突围中遇到的省战工会和第一旅的掩护营，迅速撤到附近的山上宿营，准备次日再出发。

第二天一早，江华正要唤醒部队出发，一看山下尽是日军。原来，这股日军昨天在马牧池与纵队特务团激战了一天，特务团入夜突围后，日军一路追赶无获，便在山下的岸堤宿营。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山上江华带领的队伍，便嚎叫着往山上冲。

江华临危不惧，沉着指挥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打击敌人。通过整训后的山东纵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人人奋勇当先。战斗一直从早上打到傍晚，敌人始终未能攻克八路军的防线。入夜，江华率领部队冲破敌人的防线，胜利突围。

12月底，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一个叫上高湖的村子。司令部住在村子中央，政治部住在村头，村前村后都是小山坡。

这天，天刚亮，就有一股日军前来偷袭。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当哨兵开枪与敌人接上火时，刚起床的江华来不及多思索，赶紧指挥警卫连顶住敌人，并抢占对面的小山坡，又命令其他人撤退到村子后面的山上，司令部的人也都上了山。鬼子见偷袭不成，也不敢往山上追。江华他们脱险了，而与江华同睡一房的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则因撤退不及而惨遭敌人杀害。刘子超原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来到延安，后来又随江华来到山东。他的被害令江华无比惋惜。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正式改编为山东军区，江华任政治部主任。11月，在日军对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的“拉网扫荡”中，江华率领机关转移，在笛崮山，与包围他们的敌人展开激战。虽然当时随机关转移的只有特务营和鲁中二分区的1个团，但江华和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从早晨到黄昏，打退了敌人的8次进攻。这场激战，让敌人在笛崮山上丢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但部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鲁中二分区的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特务营仅剩下8名战士。入夜，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江华带着1个警卫班突围，最后只有他和警卫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3年夏天，根据中央的决定，江华离开曾浴血奋战4年的山东，于冬天回到了延安。

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江华虽说多次历险，但幸运的是他每次都化险为夷。江华安全返回延安后，萧劲光将江华在离开延安时送给他的那张照片还给了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