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只有三百件吗

在元青花研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命门，居然是它的存世数量。“元青花只有300件”成了不少学者专家津津乐道的课题，成了元青花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对者和赞成者都以攻克和保护这个命门为己任，仿佛破了这个阿喀琉斯之踵，元青花研究的顽固堡垒就会轰然倒下。

谁说元青花只有300件？

吴树先生在《谁在收藏中国》注1中，说元青花只有300件的定论是留英博士蒋奇栖在1993-1996年调查国外博物馆所藏元青花瓷器后作出的，并在蒋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

此说，吴先生有两处错误，首先，蒋先生在我国文博界的地位，还不足以让个人的调查来影响整个文博界。此说应当另有其人。

关于300件之说，最权威的说法是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陶瓷》注2一书上，冯先铭先生认为：“总计国内、国外的全部收藏品在内，元青花瓷器的总数大致在300件以上。”仔细阅读冯先铭先生的这段话，读者一定会明白，冯先生并没有作出“元青花瓷器只有300件”的“结论”。虽然冯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全部收藏品”，但他用的是“大致”这样的不确定性词汇，更为关键的是，他在300件数量后又加上了两个字“以上”。如果是300件“以下”，那么，“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多件”这种说法，还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权威的提法，也还是有商榷的可能）”，而“以上”这两个字，稍微有点我国文字知识的人就知道，它指的数字应该超过300件，当然，我们绝不应该理解为数字的上限是无穷大，那显然也违背冯先铭先生的本意，显然，冯先生的本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300件的数字，关键是他并没有把话说死。

此书出版于1994年，结论的形成应该早于1994年，显然比蒋博士的调查要早。凭冯先生在我国陶瓷界的声望，他足以影响全体。问题是冯先生讲得比较谨慎，而其他人却把思维定势化了。

其次，吴先生说，蒋博士的300件结论后，我国在高安等地又出土了一些元青花，这是作者不熟悉我国文物的基本情况造成的常识性错误。高安的元青花出土于1980年11月29日；河北保定的元青花发掘于1964年5月；北京元大都的元青花窑藏发掘于1970年，这些出土的日期，恐怕蒋博士还在读小学，甚至还在幼年。

叙述这个过程，无非是说，300件说影响了几代陶瓷人，不把它的源头搞清楚，恐怕不利于我们理清思路。

在肯定和否定300件说的代表人物中，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先生是肯定方的代表人物，他多次在有关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呼吁300件说的正确性，希望藏家不要再奢望收藏元青花；而反对方的代表人物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许明博士，他对采访他的香港凤凰卫视明确表明在世的元青花有15000件。有意思，1和50之比。

其实300件的数字绝不是阿喀琉斯之踵！而是西西弗斯的石！善良的冯先铭先生在做出约300件元青花的结论时，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数字如魔咒一样，会永远地罩住他的徒子徒孙，也罩住他的反对者。这个僵化的数字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使得不少研究者在它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走自己的路，让愿意像西西弗斯一样的人去推石上山吧。我们根本不会和有些人去争论所谓的300件问题，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空间和时间都在运动着，只要是真正的元青花，有一件算一件！

在民间和主流文博界的争论中，双方的阵营在不断变化着。一开始，当然是主流占据着话语权，

说民间有元青花存在的收藏爱好者往往被耻笑，就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来说，自己也不相信会收藏到元青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元青花知识的逐渐普及，随着媒体的开放，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民间收藏爱好者有了说话的地方，有了“聚啸山林”的场所，一些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共同讨论他们所认识的元青花。最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有多少地皮被翻了个底朝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土，它产生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下半期至今的日子里。十多年来，有多少祖宗埋在地下的宝贝重见天日，有多少祖宗沉入水底的宝贝露出水面。这些我们过去不能看到和摸到的宝贝，活生生地放在有心收藏的爱好者面前，享受着曾经拥有过的荣耀和尊重。

在这种对垒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非文博系统的学者和专家往往站在民间收藏家一边，他们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些收藏者根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手中藏品的价值取向，他们往往都是在收藏之余考虑把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他们藏品的命运，往往透露出他们的无奈，在学问上和学术地位上比他们差得远的某些文博界的专家，总是否定他们的藏品的真实性，不少这样的学者，也愤而投入到收藏品的研究之中，他们的加入，因为他们的学术水平，因为他们的声望，使得有关元青花的争论更为热闹、影响更为广泛、研究更为深入、而学术层次也越来越高。作者就碰到过中央党校的高级教授、社科院的高级研究者、国家相关科研单位的总工程师等等，他们的参与使对垒的两军力量有了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醒之风，特别是他们对科技实验的重视几乎抓住了古代文物鉴定的命门，也是一些文博系统专家的命门。■

注1：吴树，《谁在收藏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P158；注2 ：冯先铭，《中国陶瓷》，1994年11月第1版，P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