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新主张:共赢市场稳定基金

中国电力体制现行的“双垄断”特性，如果继续存在就必须体现其“公益”的属性，与此同时建立起“两端平衡”的共赢市场机制。

中国电力体制正迎来自2002年“2+5改革”之后制度创新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期。倘若当前电力市场配置本身潜藏着重大的理论模糊性，建立在相应主张之上的体制创新就会陷入更低效和高代价的制度替代中，从而在赶超美国经济总量和力争于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恶性化肿瘤”。

“双垄断”模式

10年前，中国电力体制的分业改革，为中国煤电体制作为基础性电力供给体制开创了迈向市场化的制度探索，其经济学原理系一种“双垄断”的制度安排。

“双垄断”的市场安排首先体现为：火力发电企业只能将各自的电力产出售卖给享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国网”　（包含“南方电网”）；其次体现为“国网”又作为享有卖方垄断地位的供给者将其所获得的电力转售给需求侧。因此，10年前的改革实际上赋予了“国网”既享有买方垄断权，又享有卖方垄断权的“双垄断”市场地位。这便是中国现行电力体制的基本事实和制度框架选择（至于地方网、自用网、农网、新能源网、微电网和直购电等另行讨论）。

“双垄断”模式意味着，垄断者享有单独制定买入或卖出价格的市场优势地位，撕裂了发电生产企业和电力使用者之间的供需议价的可能性。

电价是由双垄断者的“国网”或主管它的国家行政部门来决定的。那么，“国网”或其行政主管部门又是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定价？是追逐企业利益最大化还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无疑，只有首先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彻底把握中国现行电力体制的真正结症。否则，随便拿缺失理论清晰性的“市场”概念来幻想般地对“双垄断体制”进行虚无替代，就是缘木求鱼，更加不负责任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完全自由竞争型的市场配置也并非必然比企业内部的管理配置一定来得更优。孰者更优的问题因此是需要进行“交易成本”比较和分析的。否则，市场中是不应该存在“企业组织”现象的。

故电力价格到底该由市场配置还是该由政府管理配置的议题——到底该由“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来配置、还是该由“双垄断型市场”来配置的议题，不存在不加分析的先验解。相反，印度私有化其电力产业所带来的大停电和逐利以及投资激励机制不足等弊端，已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有力证据，足以对简单化的“电力市场配置论”敲响警钟。

毋庸置疑，电力作为一种商品，是极为特殊的。因为，对集中发电网络供电的电力体系而言，由两个发电中心辐射的输变配电网络所交集的需求侧，只能获得双寡头或多寡头竞争的好处，而不可能获得发电厂数量无限假定下的完全自由竞争好处。相比之下，电力的价格若采用分业式双垄断体制由政府管理来决定，则所有需求侧——无论是否处于不同输变配网络的交集中，都将可以享受到远比双寡头或多寡头竞争下所能获得到的更多好处。只要政府管理不是以逐利垄断者私利，而是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供给者身份出现。

有鉴于此，深藏于中国现行电力体制中的“双垄断”安排，只要不朝着追逐私利最大化的私有化方向演进，而是朝着不断完善其“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定位和责任方向迈进，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就将无须、也无法被替代。

“善寡头”下的共赢机制

假定如此，双垄断体制下的电价联动机制就不仅限于“煤电联动机制”，而必须涵盖包括“煤电联动”在内的“全成本链电价联动机制”和“电力公共品利润联动机制”。无疑，只要对“全成本链电价联动机制”和“电力公共品利润联动机制”进行公开化的指数设计，中国电力体制的双垄断安排就是一种“善寡头市场”的制度创新。

当然，中国双垄断型电力体制将会遭遇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于，如果说不再维持煤炭价格的双轨制，而是将其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那么，它还能够是一个可以维系其稳定的有效体制吗？亦或，维系其可持续的代价是以“煤价双轨制”、“煤运双轨制”和“煤产双轨制”等价格机制扭曲或错配为代价的吗？或者说，在以市场机制为社会资源最佳效率配置所主导的制度约束下，中国双垄断型电力体制的整体社会代价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的新主张是，中国双垄断电力体制的可持续性，根本无需以“煤价双轨制”、“煤运双轨制”和“煤产双轨制”等价格扭曲安排为代价来获得。因为，煤价并轨、煤运并轨和煤产并轨的市场化治理，都可以借由“市场制度”本身的治理来获得有效的应对。因为，现实中的“市场制度”从来都既不是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同时也不是凯恩斯理论改造之后的“有效需求可改进的供需均衡市场”。因为，两者都系建立在“多边均衡”被假定完全等效“双边均衡”的理论基础上。一旦认知到两者之间的不同，煤价上下波动的不稳定根源就会在理论上呈现出原理性的解释，从而为根除或限制其提供制度层面上的治理可能和应对选择。

由于没能界定出“双边均衡”和“多边均衡”之间的理论差别，主流经济学假定完全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均衡价格的出现。但是，对于这一论断，疑虑始终是存在的。事实上，正恰是对市场功能到底能否真的导致均衡价格的出现和有效促进社会整体普遍繁荣的疑虑，或什么样的市场安排方可为之的疑虑，才导致诸多双轨制在中国开放改革中的探索和实践。

所以，只有对“市场机制”本身进行更加全面的认知——超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认知，才能对市场机制到底导致均衡还是导致波动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

如何剔除煤价并轨之后，将会必然出现的“人为波动”或“流动资本逐利波动”的煤价不稳定效应呢？

为此，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煤价并轨的市场化治理必须伴随能有效治理市场波动的“共赢市场稳定基金”的同步设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不是相反、就是弄巧成拙。一言以蔽之，只有设立由发电侧和煤炭企业为主要基金发起人、意在稳定市场波动而非逐利的“共赢市场稳定基金”，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一样的“治理型基金”，煤价并轨连同煤运并轨和煤产并轨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否则，并轨后的煤业市场很快会演变成中国第一逐利市场，届时政府将不得不被迫进行强制干预，从而再次回归管制的老路而遭改革失败。

（作者系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