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步,但进步有限

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知情权、土地补偿费分配等方面出台了若干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的新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仍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予以补贴；用地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对被征地农民视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并应告知当事人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利；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订；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和各地“经营城市”的小气候，即使我们实行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征用农地仍将加速，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无须对此大惊小怪。但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的是，如果征地补偿安置制度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征地不仅会造成财富损失，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某些“开发区”土地撂荒现象以及被征地农民集体上访问题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征地补偿问题事关农民的衣食饭碗、土地价值的再分配、全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可不慎！

透视诸多征地纠纷，不难发现焦点有二：征地是否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是否给予公平合理补偿。许多征地纠纷的起因，乃是当地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为开发商的私人利益服务，低价征地、暴力征地、违法征地，结果导致激烈冲突；即使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征用农地，如兴建基础设施和大型工程，如果补偿政策出现偏差，仍会产生诸多矛盾，毕竟市场经济观念已深入人心，很难要求农民“舍小家，顾大家”，何况农民作为低收入群体，若继续提供“原始积累”，显失社会公平。虽然《指导意见》相对于此前的征地补偿安置规定已有重要突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利益的确认”和“补偿标准的确定”这两个核心问题，而且有关规定过于宽泛，经不起进一步追问：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是如何衡量的？被征地农民是否有权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政府干预用地单位劳动用工之举是否正当？听证是否由独立的第三方主持？听证的结果对于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有何影响？如何约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

虽然其他国家不乏征地补偿安置方面的成熟经验，偏偏我们无法实施“拿来主义”，原因在于我们的土地制度和决策程序十分独特。如果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补偿标准的确定”本来不成问题，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准，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农民谈判即可；而我国却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因此不是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农民谈判，而是国土部门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宣布征地政策，并且由于土地市场发育不良，难以发现市价标杆，于是按土地平均年产值的若干倍数确定补偿安置标准，而土地平均年产值并不容易准确评估，倍数的确定更是弹性极大，从10倍到30倍都是合法的，因此“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实际上难以确定。如果依据公共选择程序，只有“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才能改变土地用途，这需要召开听证会，规划部门充分听取各界意见，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意志，然后决定是否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我国土地规划是“自上而下”的，且缺乏稳定性，不受立法机关约束，也无需听证程序，财政动机、部门利益、长官意志即可令规划变脸，其间自然难以避免权力寻租。

《指导意见》的诸多内容相对于此前的征地补偿安置规定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又注定是有限的。欲真正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必须从土地制度和决策程序的改革入手，赋予农民产权主体资格和公共选择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