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书家邓石如

(一)

近代书法说到邓石如，可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例，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大书家，大多出身官宦学者之流，唯独邓石如，独以布衣之身而扬名清代及以后的书坛，让一班自视尊贵的官僚学者们对其推崇服膺得五体投地。

我们先看一看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其书法的评价：“怀宁布衣，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博，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

邓石如于乾隆八年(1743年)4月29日生于安徽怀宁县白麟板乡间，其祖父为其取名琰，后为避嘉庆皇帝琰之讳，遂以字行其字石如，祖辈以耕读治家，至其祖父辈，家道已中落为贫寒之境。其父邓一枝，善诗文、篆刻、书法，以外出教蒙馆谋生计。邓石如为长子，因家贫，少小即担负起生活的重担，他除了农事，还“采樵贩饼”，为生存而奔波。但也可能是家庭熏陶及天性，他少小即好读书，每一有暇，特别是夜晚，定然抽空在灯下读书，作为书香门第的农家，家中藏书仍是不少，其少小即得益于此，以其勤奋好学打下了文字学方面的基础。

包世臣所说的“怀宁布衣”，能登书艺大雅之堂，其中的艰辛与坎坷非常人能以忍受。

“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博”。

“若奋若博”谈何容易。邓石如祖父、父亲都善篆刻，在其15岁时，祖父见其喜欢篆刻，就开始教他学习，父亲教蒙馆为生，自然知道诗文、经史的重要，所以，回到家中，就敦促儿子读书览史。

严格地说，邓石如祖父辈虽然会篆刻、书法，但其技艺却不会太高，主要是蜗居乡间一隅的闭塞，也决定了他们见识的有限，但勤奋两字却是他们传授给邓石如的人生真谛。书画篆刻是最讲功夫的，功夫就是勤奋的积累。但话说回来，如果勤奋能成大家，为什么世上许许多多勤奋的人无缘问鼎大家之冠呢?这就是一般与天才之别，邓石如刚好是这样的天才，勤奋不一定成为天才，但天才必需勤奋，这又是一条千古不易的定律。

由于勤奋自学，邓石如在二十岁时，已经可以随父外出帮助教蒙馆，教馆之余，仍然勤奋学习书法篆刻。并以此为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在学与用的过程中，自己逐渐觉得像点样子后，开始以走江湖卖艺的形式，到安徽、江西等地刻印卖字为生。

(二)

天才的成功，有时是与机缘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机缘会造就天才。作一个假设，如果没有遇到书法家学者梁，邓石如会不会有出头之日?机缘落在邓石如头上，历史就只能按它的轨迹运行了。

梁为安徽亳州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曾当过巴东县令，后来自恃学问，退出仕途，以讲学鬻宇为生，其书法在清末与梁同书、梁文定并称“三梁，”很有名气。遇见邓石如时，梁在寿州的寿春循理书院任主讲。当时邓石如已经三十二岁，作为江湖艺人，在书院门口摆摊，为学生们刻印写扇面，学生们拿了邓石如写的扇面在书院中传看，刚好让梁看到，他问清楚是门外书摊年轻人所写，他仔细再看，良久，拍案称奇道：“此子未谙古法耳，但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辏轹数百年矩公矣!”伯乐之伟大在于看到马之可千里，而不拘泥于马之颜色体重之类，这是伯乐的可敬根本。梁看到一个书院门前摆摊艺人写的字，就敢预见其之潜质可以超越数百年以来的书法大家，这样的学识和气魄、胸襟，只有育才树人之良师方有此等素质。所以，中国人直直的双膝会向老师下跪，高贵的头颅会向老师而叩拜，他跪拜的是自己的远大前程。历史回馈与梁的，是将其名字紧紧地与邓石如联系着，永远不能分离了。

梁马上约见了邓石如，仔细询问了他的学书经历，当他得知邓石如是在乡间田野中靠自己的刻苦自学而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心中更是喜爱，看到面前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仍然带着扑面而来的淳朴山野之气，在学习追求上依然保留了勤学苦练的稚拙神情，心中更想到自己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看法是正确的，邓石如的确是一个十分有培养前途的书法天才。注意打定，决定先从书法基础上校正邓石如的大方向。

自此，梁作为师长，倾心将自己的书学知识灌输与邓石如，从帖学的学习要领到碑版刻石的优劣，还有书法发展史的线索和历代名家的特长和识见，都悉心教与邓石如。应该说，梁的眼光是非常正确的，他看到了邓石如深层的东西，那就是质朴、谦虚、诚恳、正直，而这些东西往往是稍有小成的富家公子和知识分子阶层所缺乏的，一般之人，有了小成，都容易落入眼高手低的窠臼，更有甚者，以小成而挟大家的矜恃，嘴上谦虚，内心傲慢，更兼以博览群书以自负，那么于书法艺事一项，终生而不能入其堂奥矣。

梁指点了邓石如六年时间后，慢慢发现以自己的才气技巧已不能满足邓石如的学习了。这又是梁的优良之处。能知自己的才气技艺之不足，此一般学者皆能做到，但能在晚辈的教育上自认不足，这不容易，但凡有小成的学者专家之类，承认自己的不足，往往是对于大名家大名人而言，在不如自己的晚辈间，还是相当自信的，这也是许多自认为是当然导师者的悲哀，其悲哀的被证实，是因为学生一离开他就会有长足的大发展，并屡屡演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故事，而导师的悲哀却仍然在违心而自负地听着学生言不由衷的恭维和虚伪的谦虚语言。

(三)

梁思来想去，针对邓石如长期在自学中形成的自我探索本领，他想到了至交好友梅缪。梅是江宁(南京)举人，有文才，好书画篆刻，与梁相交甚笃。而梅家自北宋朝起，就是江右甲族，历朝出过十数位名人，特别是梅的父亲梅文穆，曾经受到康熙皇帝的殊遇，得到不少康熙赏赐的秘府珍藏。梅家作为书香之家，家藏自秦汉以来的历代书帖碑版、篆刻、拓片等等。邓石如需要的正是这样丰富的书学海洋，将他投放其中，是否成为畅游高手或者自溺者，就只有看他的造化了。

梁写了一封长信，将邓石如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建议梅收留邓石如，在其家研习书法。信拟好后，将邓石如召来作了一番嘱咐，然后叫邓石如持信往见梅。

老实的邓石如按老师吩咐，转辗到了江宁，找到了梅府，梅看了梁的信，热情地接待了邓石如，在与邓石如的交谈中，也发现邓石如品行和为人都是十分淳厚朴实之人。他也开始喜爱上了这位执着的学书艺人。梅安排邓石如住下来，将家中所藏的字帖和碑版真迹都倾其所有，供邓石如观赏和临摹学习。

艰苦勤奋学习了二十多年书法碑刻的邓石如终于能够看到比较系统的书法碑版真迹。他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专心学习。据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载：“(邓石如)乃好《石鼓文》、李斯《绎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

这些当然是包世臣后来著书所撰，包是邓石如的弟子，在与邓的交往中，自然会听邓说起过其学书过程，每种临摹百本，是一种全面的涉猎，仍然属于打基础的范畴。又说：“(邓石如)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

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月睐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墨尽，寒暑不缀，五年篆书成。”

这是说邓石如在梅家学篆书用了五年时间。邓石如的篆书在38岁到梅家前，应该是写得十分象样了的，要不梁就不会看好他，只是“未谙古法耳。”可见，这五年中对邓石如的最大影响是走上传统正规的篆书之路。邓石如的篆书，是清末时代的执牛耳者，他自己对篆书技法的形成自述道：“余初以少温(李阳冰)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吴育《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

包世臣所撰，基本与邓石如的自述相合，他初以学唐代李阳冰篆书有成，在此基础上克服李阳冰的纤弱，以厚朴的秦汉、六朝篆刻补其神气内质，形成了自己的道丽淳朴篆中带隶，杀锋取劲折的微方篆书体。

邓石如的隶书是“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餮》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清包世臣《艺舟双楫》)。

邓石如所学，基本是秦汉的碑刻，而且以古拙雄浑为主。所以校正后的隶书风格是一派的严整浑厚，遒丽质朴的新时代气息。

根据包世臣《艺舟双楫》的记述。邓石如篆隶之书，在梅家就学了八年，八年，对于邓石如来说，应该是不少了，因为他的基础比常人好，只是不谙古法而已，八年的时间，在历代，特别秦汉六朝碑版中吸收了古老的书学传统，与清代纤弱轻丽的篆隶书风迥相异，终于踏上了成功的书法大家之路。但这八年，对于学书法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试问，任何一个书家，那一个不是费数十年的精力、心力的艰苦探索，才有了一点学书心得，而能不能成大师，只能是雾里行山的感觉。我相信，邓石如学了八年后，走出梅家的时候，他是完全意识不到自己会成为书法大师的，他想着的也许只是技艺提高后，可以多鬻书刻印糊口的思想为多矣。

(四)

邓石如从梅家出来后，还是在江湖间以鬻书刻字为生，只是大书法家们看到他的字，不敢相信为艺人所作而已。看《艺舟双楫》中的《完白山人传》，记忆最深，而且对我自己的学书用笔有重大影响的，就是包世臣述说的，邓石如在梅家悟出的逆锋行笔之法。包世臣说：“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

秦汉六朝碑拓书法，是凿出来的笔画，在拓片中表现出来是“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至使率然轻过，是行处皆留也。”这是说古人碑版书法的行笔设想。但依我看来，古人写好字后，刻碑时经过刻工的再造，经千百年的风雨剥蚀，线条在拓片上表现的是一种完全金石味的苍茫浑厚骨劲的线条。看上去，当然是处处皆留矣。而邓石如在大量的临摹碑拓书法中，应该是不知多少次地捉摸着、试验着怎么用毛笔写出这种拓片中的线条，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终于成功地总结出了逆锋行笔是写出这种线条的最佳办法。“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转向右。”这是邓石如在古人用笔中锋行笔基础上的贡献，逆锋铺毫，竖锋顶着纸面而行，墨水注入纸中，有一种逆水行舟之感，笔力自然克服了中间空怯的毛病，线条产生出古拙浑厚的金石效果。所以邓石如的篆书和隶书都用的是这种笔法，加上羊毫笔的应用，其沉雄淳厚的笔势，为清代书法拓出了一片新天地。所以邓石如从梅家出来后，其篆隶书法一问世，即成为惊世骇俗的神来之笔。正象包世臣所说：“盖后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

如果说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弟子，弟子褒扬先生，不免有过誉之词。而以羁骛不驯，慷慨激昂，青年时期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完白山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其之与京矣。”他还把邓石如推到宗师的地位：“吾学谓篆法之有邓石如，就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

康有为之所以把邓石如推到了划时代宗师的位置，以此来强调尊碑创新的成功。

(五)

邓石如出现在清代碑版被大量挖掘出来的时期，在当时的环境中，大量的书家还是处在帖碑结合或者从帖学小心翼翼地向碑学转变的时期。小范围的尝试根本无法体会和表现出碑学的雄强浑厚，而且大多数书家还疑虑着用软毫是否可写出刀凿的效果的徘徊之中。而邓石如以一介布衣之身，没有儒家学者专家的矜持，没有长期学帖的包袱重负，没有什么严师的刻意规范，自己也没有必要固守什么的传统，他的本色就是一个山野青年为糊口而鬻书刻印，学习和吸收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所以可以任意地随自己的兴趣去吸收、学习、创新自己的笔墨技巧。邓石如布衣之身帮了他的大忙，在开一代新风的尊碑卑帖初始时期，就成就了一个划时代书法宗师的地位。这种无拘无束的山野之气，可能就是邓石如成功的根本所在。后来书家对他的推崇，是一个惊喜的艺术发现。而意外发现正是高尚艺术的戏剧性，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是太多了。

(六)

邓石如坚持自己的极朴素的做人准则，所以也保持了他布衣一生的清高和传奇，这种清高和传奇，使清代书坛围绕邓石如生发出许多的故事。

话说邓石如在梅家专心学习书法八年，对梅家的厚恩感激不尽，临别前，他将在梅家期间所创作的书法篆刻作品全部留了下来。离开梅家后的邓石如，又穿起了他的芒鞋，拿起了出远门的藤杖，又放浪起那收敛了八年之久的疏狂本性，游名山，宿古庙，鬻书市肆，刻石灯下，对于世上的功名利禄充耳而不闻。

这一日，游罢黄山，在歙县街头鬻字，其遒丽的篆隶之书马上引起了众多文人士子的围观。这中间，却惊动了一位曾任过朝廷翰林编修的归隐士绅，此人姓金名榜，此君十分酷爱书法，因其家中塾师遇邓石如书法，拿给金榜一看，金榜惊叹道：“此乃上苑真迹也。”与塾师寻着寄宿在古庙中的邓石如，将其请到家中，设筵款待，席中问了邓石如的学书经历。当听了邓石如述说学书的过程，金榜不禁拿着邓石如的隶书对联，爱不释手地道：“能以如此笔力出帖入碑，真气弥满之作，乃当今第一也。”

自此后，金榜坚意留邓石如住下，执贵宾之礼。一日，两人行到金氏家庙之前，见一大群人正将庙中匾额楹联拆卸下来，邓石如不解，问道：“此匾额楹联，书法不俗，为何拆下?”金榜向邓石如作楫道：“不瞒先生说，这些匾额楹联，都是我的陋作，今得先生光临我家，金榜特意要请先生再为我家庙留下墨宝，以示我家庙万世千秋之荣耀，我列祖列宗也将在九泉之下含笑也。”

邓石如赶忙推辞道：“这万万使不得，先生之书已是佳品，石如亦佩服不已，何况匾额楹联重修，定会耗资费力，石如实不敢当也。”

金榜道：“先生之书乃当世珍品，谁人得之，即可作传家之宝，先生为我家庙题字，乃我金家三生有幸之事，望先生不要见弃。”

邓石如见盛意难却，只好允之。金榜遂不惜代价，将家庙中的所有匾额、楹联，全换上邓石如的书法，就是凿刻了的石柱，也叫人换下，重新凿刻再立。

邓石如书法，经此一张扬，更名闻退迩。不想，又惊动了歙县的一名京官，此人叫曹文植，在朝中为太子太傅户部尚书之职。亦是回乡遇见邓石如书法，亦赞为当世观止，遂又将邓石如迎到家中，以上宾之礼待之。邓石如为其书写了四体《千字文》留存。曹文植见邓石如品格高洁，为人淳朴，有意为其扬名。适值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之庆，曹文植要进京祝寿，便邀邓石如同行。邓石如初有不允，但经曹再三诚邀。遂答应，但要求不与曹同车马，而是自己单独骑驴而行。曹文植感其朴素，也只得由其随意。

(七)

这是邓石如平生第一次进京，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秋天，邓石如47岁，离开梅家是一年的时间。

邓石如独自一人，着粗布芒，穿鞋，拿着藤杖，骑了毛驴，一路陶然自得地到了京城。曹文植接着，将他安顿住下，遂将其书法遍示当朝的书法大家。当朝宰相、大书法家刘墉一见邓石如篆隶之书，惊赞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刘墉乃清代帖学大家，其书法外圆而内劲，墨色浓重，晚年受碑版风气所带，也潜心研究碑版之书。其见邓石如时，已七十二岁矣，亦正是他潜心碑学之年，故对邓石如的碑学书风盛赞不止。

更有当朝左副都御史、书法家陆锡熊等人，亦对邓石如书法推崇备至，且不惜屈尊上门拜访这位藤杖芒鞋的布衣书法大家。

邓石如的书法，夹着秦汉遗风，六朝余韵，自此响遍京城。而凡一新鲜之成功者，必有不同之看法对立而存在。当时朝中的内阁大学士，大书法家翁方纲，对邓石如的书法就有不同的意见。

翁方纲书法从唐宋帖出，极守法度，为当时帖学大家。其自己也以帖学正宗代表自居。实际上翁方纲也极好碑版之书，亦精于金石考据，写有不少专著。据传，他看了邓石如书法后，评论道：“胸中少数卷书耳。”其书法“不合六法之旨。”平心而论，翁方纲说邓石如之书缺少书卷之气，这是中肯的。如果邓石如在其成功之基础上再加书卷气之熏陶，其书法定会是更高雅的档次，只是邓石如就是邓石如而已。

在饱学之士眼中的邓石如，是要规范化的邓石如，而规范了的邓石如又绝不可能是邓石如，这点翁方纲可能没有想到。说邓石如书法不合六法，是其死抱正宗帖学规范之片面见解之论，这话出自翁方纲，可信。翁方纲作为京城的朝中大官，书坛领军人物，其轻轻一言，遂引发了一大群死抱帖学俗法不放的大小官僚学者书家对邓石如的攻击。布衣野士的邓石如，那里见过如此阵势，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耳。

实际上刘墉之流，翁方纲之派，或褒或贬，都是改变不了邓石如的。邓石如的出现，只不过是引发了当时的帖学与尊碑时风之争也。一大群文人官僚书家正是借助于当时的实权派人物，以邓石如的出现为焦点而提出的争论而已。当是之时，帖学仍占主流，尊碑之风的涌动，正在强有力地动摇着陈陈相因的传统之美和书卷之气。就是刘墉和翁方纲，都不愿放弃传统之所谓文气。何况一大群小官僚文人之流乎。为文之传统，乃是做官的叩门砖和所谓儒学根本，没有了根本，功名利禄就不会是囊中之物了。所以邓石如一介山野村夫的那支巨笔再雄强，在顽固的传统风气中，只有暂时退避的份儿了。

(八)

邓石如在曹文植的推荐下，投奔了远在湖北的两湖总督毕源，毕源亦好金石碑版书法，对于邓石如十分器重，同样待以上宾之礼。邓石如在毕源府中客居了三年，三年之后，再度走出江湖，以鬻书刻印为生。

作为邓石如弟子的包世臣，后来在《艺舟双楫》的“国朝书品”中对翁方纲多有贬损，这是否感情用事之为，或者是艺术批评之难，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翁方纲毕竟是学者，目光仍然是不赖的。相传翁方纲曾出京游焦山，看到石壁上篆刻有《心经》一篇，篆法浑厚道丽，他摩挲良久，留连不已，道：“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复搦管矣。”后来，听说此篇《心经》乃是邓石如二十年前书就之作，竟然惊得目瞪口呆。翁方纲还是要搦管的，他的内心中还是认可了碑版与帖学的结合之作，可见时代潮流的汹涌澎湃，非个人之力可以抵抗也。

(九)

嘉庆九年(1804年)，六十二岁的邓石如不得不放弃其毕生喜爱的游历生涯，以布衣之身，回归故乡白麟板村，以课徒及子孙后辈为乐事。嘉庆十年(1805年)卒于故乡。

邓石如去世后，其书法越来越为世之所重，连高傲的大书法家赵之谦亦称：“国朝人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笔笔以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越过少温。”邓石如初师李阳冰(少温)，自己不好说自己超越了老师，而后来者都认为他超越了老师。

邓石如作为清末书法精研碑版而独树一帜的一代宗师。其书法成功的收获是大方面的，但也有不足之弊，这是时代和个人局限的必然，比如其篆书过于促滞，流畅不足，隶书重浊之气较浓，行草书的促狭塞迫比较明显。实际上，还是翁方纲说对了“少了书卷气”的结果。但这些暇不掩瑜的地方，正说明了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之所在，说明了书法创新之艰难与伟大，这不能不令后来者深思之矣。

如果说，邓石如是一面尊碑成功的书法大旗，那么挥舞起这面大旗的最得力者，是邓石如死后五十三年才出世的康有为，生于激烈变革时期的变法先锋。在书学上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尊碑卑帖，勇往直前。如果没有成功的邓石如，尊碑的康有为也许没有那么慷慨激昂，而有了康有为，邓石如更加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