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维稳

数月前，学者于建嵘曾在其微博中称，“北京大学的复印店应是全球最讲政治的地方。有专家来取钱云会案件的资料，因已发完，需复印。没有想到在北大跑了几家复印店，均以是上访材料而拒绝，说如果发现复印机将没收。”

无独有偶，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公安局科接到复印店举报后，成功“稳控”了一名正在复印上访材料的老人，其后又将此事在官方微博“平安稷山”上播报，迅速引发舆论讨伐。

对比两桩事件，前者的曝光是学者基于义愤的谴责，后者却是“维稳”人员“政治水平”不够高，将本应出现在内部材料上、做得说不得的伎俩，当成了维护稳定的工作成绩。

众所周知，各级政府都不喜欢――尽管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平安稷山”的做法和稳控措施，放在任何地方都不算新鲜。令人诧异的是，基层公务人员在日常训练中，已经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维稳”手段，并自以为是正常、应然之事，对自身的价值倒错，根本毫无意识。

与其说这是行政人员法治意识缺失的结果，毋宁说是异化的维稳主义使然。从近年来的维稳机构设置及人员序列调整、维稳经费比例变化、维稳工作在政绩考评中所占的权重，都可看出，“维稳”正在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新重心之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朝堂上无事可议，县衙里无人鸣冤，便是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专制时代下，这种政治文化变异成一种病态的社会审美，要求社会成员在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整齐划一，既不允许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亦不允许民间社会内部的冲突。而在现今“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大前提下，“维稳”成为主题词之一。在改革时代，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以权威姿态介入如拆迁、劳资纠纷等市场利益冲突，民众亦习惯将纠纷解决诉诸于行政的权威；市场经济虽然提供了自我消解纠纷的机制，却因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而难得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控制结构，即“压力维稳”。上层维稳目标压制地方，地方以稳定需求裹挟上层。

在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意识形态下，基层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各级领导维稳责任记入档案，和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如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则实行“一票否决”。如河北某县，每年单进京一项，便要组织出动30余名干部往返两地，糜费公币无数。事关乌纱，能不疲于奔命？

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是基层政府绑架社会的直接根源。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命令的驱使下，基层官员的神经极其脆弱而敏感，将消弭冲突作为头等大事，一旦发生社会矛盾，便调集一切可调集的力量严阵以待，甚至不惜动用非法手段监控、压制。一方面，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被抽离，治理功能正在弱化乃至丧失；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越发灰色化乃至黑色化。

“平安稷山”的这场闹剧，便是“责任追究制”下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小小缩影。领导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严防死守，办事人员便将维稳当做了正确和必要的行政目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布控、拘留劳教、抓打关押……都被视做常规手段而鲜有反思。

一个正常的社会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而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属于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纠纷，带有非政治性的鲜明特色。这些社会矛盾，政府本应以平常心看待，以超然立场处之。

而“压力维稳”的制度惯性，对“和谐社会”的不当理解，对“绝对稳定”的病态追求，将基层政府直接推到社会冲突的矛头位置，常常引火上身，泥足深陷。

自上层至地方的各级“维稳办”设立以来，“维稳”一词的流行已逾十年之久。十年间维稳成本愈发扩张，渐成财政不堪重负之势。而维稳的效果，已是每况愈下。一方面，社会矛盾被压制而未消除，导致基于报复心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相关层级政府渐而失去公众信任，离心离德。

最不堪的是，压力维稳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便如山西稷山的故事――商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变成了监控与被监控的关系。以此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必然得不偿失。

真正的社会稳定，只能从法律和司法公正中产生。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完善社会规则、制度化渠道与方式。政策性、人治化的维稳，只能是社会转型期的权宜之计，绝不可常态化、长期化。

当下异化的维稳主义，奉行“以利平之，以威压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并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之中。

作者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