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启一郎】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一个志愿者

WHO IS IT 日本志愿者，因一辆失而复得的自行车而闻名，在前往云南彝良地震灾区的途中被围攻。

夹脚拖鞋，肥大的裤子，上身冲锋衣，宽大的头巾，外加一头凌乱的长卷发，在此前骑自行车旅行中国的9个月里，河原启一郎先生这套打扮从未变过。但在发生那件“伤心的事情”后，他很长时间不敢这样穿了。

9月15日那天，这个28岁的日本人和朋友在贵阳一条巷子里的一家小餐馆吃饭，他与朋友用英文说着话，引起了对面几个打桌球的年轻人的注意。他们认定眼前这个人是日本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朋友试图带他走出巷子，但出门就被30多个人围住，有人喊着“八格牙路”，有人说“拿掉他的包”，还有人用手推着他的头和手臂。

中国朋友拉着河原的手冲出人群，跑到小巷外的大街。他们四处打电话求助，最终一位朋友的母亲骑着电动车赶到，将他带离现场。在电动车离开的那一刻，后面仍有人跟随。

“听起来很像电影。”河原对《人物》记者回忆道。回到住处后的几个小时里，他脑袋一片空白。他用日语写了一条信息发给朋友：“就在刚才，我遭到很多人的攻击，虽然没有受伤，但是非常伤心。”朋友帮他翻译成中文后，他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这条微博很快吸引了巨大的注意力。短短两三天里，它收获了8万多条评论，无数的中国人在评论里向河原道歉，还有很多人劝他“别去灾区了”。

贵阳，是这个日本人前往云南彝良地震灾区的中转城市。9月10日这天，他正在武汉一位朋友的家中玩，无意间看到电视新闻里在播彝良地震的消息。他当即决定，要去灾区做志愿者。

在河原的经验里，每当发生大灾难，日本年轻人去灾区申请做志愿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去年日本大地震，他在灾区志愿服务了一个月，随后又去另一个台风受害点支援。大学时代开始，他游历过20多个国家，做过各种义工、志愿工作。

从这天起，他通过QQ和Email告知自己的中国朋友，他将去云南灾区支援，代收捐赠物品，随即收到来自各地朋友的回复。为了表示感谢，他决定亲自坐车去各地收集物品，当面向朋友们说谢谢。首站南阳，来自南阳一所高校的80名师生，将药品和衣物递到他手里。以至于他离开时，5个学生帮他提包行李赶到火车站。

9月13日，他到了西安，他的朋友亲自从渭南赶来，将药品送到他手里。彼时，争端逐渐升级，西安的大街已经随处可见反日横幅，每天都有日本车辆被砸。河原不停地收到中国朋友们的提醒，出门要小心。

不过，他并未太在意，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包方便面、三包散装饼干、一大包火腿肠和三种榨菜。边托中国朋友打听灾区情况，边做好了在野外搭帐篷睡觉、不给灾区添加任何负担的准备。在他70公斤的环球旅行包里，有着各种生活用品，里面包括锅碗瓢盆、小罐煤气、帐篷、睡袋、衣物等等。

将剩下的行李和自行车寄存在西安朋友家中，9月14日晚上，他踏上了从西安到贵阳的火车。第二天，中国的几座城市爆发了几天来最激烈的反日大游行，民间的反日情绪到了顶峰。在火车上，河原也收到来自各地朋友的关心短信：河原你在哪里？杭州很危险西安很危险长沙很危险……

不过，在火车上，河原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一个人带着包行李，引起同车厢人的注意。有人和他搭讪，他不想引起麻烦，用蹩脚的中文说：“我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从小在日本长大，所以普通话说得不好。”旁边人顿时对他竖起大拇指，夸赞他大老远来支援灾区。

几小时的时间里，他成为整个车厢的中心，中国乘客们围过来与他七嘴八舌地聊天。他给大家看他环球旅行的照片，蹩脚的中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位来自重庆的公司女职员将在凌晨5点下火车，半夜，趁河原还醒着，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行字送给他：你不用因为离开中国，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河原说，虽然在贵阳遭遇了不愉快，但他觉得“那些人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人”，这一路上遇到的故事，才是他不放弃去灾区的原因。

河原成长在日本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聋哑学校的老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都是很资深的沙发客，这些年来曾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旅游者。“家里基本不用锁门。”这让他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与人相处的能力。

河原与中国的结缘是从台湾开始的。他18岁时第一次离开日本旅行，去的地方就是台湾。那里的风土人情让他着迷，因此爱上中文歌曲。他最爱的乐团是“苏打绿”和“五月天”。对中文的热情，让他一直想踏足大陆这片更大的土地。去年11月，他辞去了外科护士的工作，搭乘从大阪到上海的轮船，开始自行车环中国之旅。

自行车是他2011年3月花23万日元买的，折合人民币1.6万元，上面安装了行李架、测速器、前灯等多个装备。“车子是我最好的伙伴。”他说。

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也和这辆自行车有关。 今年2月，他在武汉旅游时，自行车被盗，随后引发了一场全城找车行动。4天后，一位好心人在黑市买到，归还给派出所，他去领车时，派出所还举行了一场小小的表彰仪式。这辆自行车的失而复得，引发了网络上对中国政府对待国人和外宾的待遇差别的热议。

在武汉丢车事件之前，他从上海骑车至杭州、九江、南昌等地，大部分时候他穿行在不知名的小镇和农村中，耳机里最常播放的两首歌是《旅行的意义》和《因为爱情》。每到一处都有热心朋友为他免费提供住宿，给他做导游，介绍认识更多的朋友。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感受着普通中国人的热情与善意，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好感。他的自行车上一直贴着一张字条，“加油日本，谢谢中国”。不过，在此次事件之后，他才真正感觉到，“中国民间与政府之间的隔阂”。

河原并不太想和官方打交道，但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找上了他。在他发了那条被人攻击的微博之后，云南当地的宣传部门十分紧张，他们连夜搜寻信息，主动与河原取得联系。在从贵阳到云南彝良灾区的火车上，乘警时刻保护着他的安全，不让任何人靠近他。

到达灾区的第二天上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河原一起，开了3个小时的会，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灾区已经不需要志愿者，他们可以代收河原带来的捐赠物品，然后请志愿者们回家。

河原基本听不懂中文，他的志愿者朋友们帮他做翻译。与从头至尾满脸堆笑、声音抑扬顿挫的工作人员相比，河原说话轻声细语，不急不慢，始终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要将物品亲自送到灾民手里，然后去灾区做志愿者，才能对得起朋友们对我的信任。”

一上午的会议讨论没有任何结果。在宾馆，河原一张张翻看着灾区的照片，边带着无奈的语气说：“我为什么会还在这里，我应该在灾区。”

他让朋友联系在彝良的民间NGO，对方表示，可以请他先到彝良后再根据需求安排志愿工作。“明天我们自己坐班车去灾区，”他很坚决地说，“将物品交到民间组织的手里，然后留下来当志愿者。”

但他最终没能如愿。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坚持要送他到灾区，看着他在民间NGO中心报到。他们被拉到彝良县政府外事办登记，团县委工作人员给他们递上一份该县9月18日发出的志愿者遣散通知。

河原立刻端起相机咔嚓拍下，“这太不可思议了。在日本，任何灾区从来没有志愿者满员的时候。灾民的房子都还没重建，受灾还在继续，怎么可能遣散志愿者？”

在彝良，河原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种很微妙的气场。有工作人员带他去住宿的地方，这是志愿者中心的两间旧教室，河原搬着行李进入其中一间，但很快便退出来，低声说：“你能去让他们把房间里黑板上的3个字擦掉吗？”

进去看一眼，发现上面写着“”3个字。

“我不关心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不合适。”他说。

一位自称来自民间志愿者服务中心的梁医生，带着河原一行去志愿者服务中心报到。在一番介绍之后，河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灾区为何会不需要志愿者？”

对方解释：“地震已经过去近两周，灾区现在不需要普通志愿者，而是专业人员。”

河原对此非常不解，事实上，他就是在日本大地震3个月后去的灾区，而且，在他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志愿者涌向灾区，他们组织有序，能在不给灾区带来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帮助灾民恢复重建。最后，他干脆拿出纸笔，开始用英文向他们介绍他在日本救灾时学到的志愿者组织工作方式。

这天下午，中心工作人员带他去灾民安置点捐赠药品，走在彝良的山路上，河原在心里默默数着跟随的人数。“将近20人跟着我们。”他猜测，里面有不少警察和政府公务人员，“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想保护我的安全，因为我如果出事，可能引发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

他亲手将药品递交到当地志愿者手中。犹豫了好一会儿，却不愿离开。大伙只好问他还有什么问题。他立刻说：“有！药品如果用不完，会怎么处理？”

得到满意答案后，他又询问，冬天快来了，安置点的居民是否需要添置衣服？学校是否需要老师？这里是否缺乏志愿工作人员？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筹集。但他得到的回答是3个礼貌的“不需要”。到达彝良的第二天，他的新浪微博被认证了。他指着简介“武汉丢自行车新闻当事人”，悄声说：“这个看起来真愚蠢。”

这天晚上，志愿者服务中心开会。一个志愿者见河原听不懂中文，悄悄在我耳边说：“你告诉他，明天干活的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最好不要讲日语。”

按照志愿者中心安排，第二天早上9点，他们和志愿者清淤队队长约10个人出发前往村民家中清淤。所有人都轻装上阵，唯独他提着个偏重的包。“里面是药品。”他解释。

几年前，他在柬埔寨做义工时，曾经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一个没有腿的女孩。女孩父亲告诉他，曾经那只是一个小的伤口，但是因为没钱治疗，伤口严重溃烂，最后竟然需要截肢。这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回到日本，他选择进修3年医疗护理专业。现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包专门用于装药。

“重要的不是这些药能带来多大改善，而是让人们体会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心他们。”他说。

在灾区的路上，他端着相机记录灾区泥石流和路面受损情况。清淤队到达的那户居民家，泥石流曾经淹没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山上滚下来的巨石直接挡在了家门口。灾区情况比他想象中严重，清淤工作也比他想象中艰难。

“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遣散志愿者，他们分明需要更多的志愿者。”河原悄声说。

此时，我从另一渠道得到确切消息，团县委正考虑正式下发解散民间志愿者的通知，对方明确告知，目的就是让河原和远藤离开灾区。我悄悄将这一消息告诉河原，他愣了一会儿：“你帮我去和他们谈判，告诉他们，我们很快就会离开，最多再待一天。但条件是，我会在微博介绍更多中国志愿者来到灾区，他们必须敞开大门欢迎志愿者。”

说完这些话，他转身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一位志愿者的双腿被蚊子咬得满是包，他迅速从包里拿出一瓶花露水和一瓶药膏，蹲下帮志愿者细细涂抹。沾了花露水的香味，一只蝴蝶飞到他的手上，长时间不肯飞走。

他将这张照片发在微博上。半夜，他从百条评论中发现一条不一样的评论：“你知道你的到来，给灾区带来多大麻烦，志愿者要陪着你，便衣警察要陪着你。”发评论者是白天一起工作的一个中国志愿者，我将这句翻译给他听后，他陷入沉默。

我告诉河原，白天和他一起工作的志愿者中，可能有大半是便衣警察。

“没关系，他们至少很认真地帮灾民在干活。”他说。

第三天，志愿者中心安排河原和新来的志愿者们去了一个偏远的山上做灾情评估。花在路上的时间有六七个小时。

他即将离开的消息也在志愿者中间传开。陆续有人过来跟他道别，说着“舍不得，欢迎再来”之类的话。河原很认真地用英文说：“我会再回来的，悄悄地回来。”我没有帮他翻译这句。最后这天的晚餐丰盛无比。北京来的一个志愿者从外面买了几大盆烤肉，作为给大伙的加餐。还有人弄了5箱啤酒过来，为两位日本人送行。

干完活的志愿者们陆续从外面回来，祝酒送行的人越来越多。河原不停地让我翻译给他们听。

“感谢你们来到灾区。”

“大环境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爱心不分国界。”

“其实很不希望你们离开。”

人声越来越嘈杂，到最后，人们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拉上他们便开始呱啦呱啦说个不停。一个从第一天见面开始就一直不苟言笑的志愿者，此刻却拉着河原说了很多话。河原听不懂，这个志愿者拿出笔，在纸上写了“兄弟”二字。

趁大伙不注意，河原突然迅速躲进了厕所，他在里面偷偷擦干眼泪，几分钟后又出来。

“我以为我来这里只是给他们添麻烦的，他们都不欢迎我，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一度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甚至有点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但在听到大家说出心里话的那一刻，我的眼睛好像看到了一条瀑布。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做的是对的。”人群散去，河原拿出纸笔，依据自己3天的志愿经历，让我帮他写一份《彝良地震志愿者须知》。他的微博志愿者招募，回复者达上百人。

最后一天夜晚回住处的路上，河原摇下车窗，静静地看着彝良县城的沿街店面，灯光下是人们悠闲的面庞。3天里，他配合随身跟随的便衣警察，跟着志愿者早出晚归，没有单独踏上县城半步。

晚上查看邮箱，他收到了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和《一虎一席谈》的节目邀请。后者将要录制的主题是关于中日关系。前者发来的一封长长的采访邀请函中还附有一期节目链接，是关于劳教母亲唐慧的。他看不懂，仔细询问我关于唐慧的来龙去脉。

他最终决定接受《冷暖人生》的邀请。拒绝了《一虎一席谈》。“我做的事情，与政治无关，与中日关系无关。人是人，政治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