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流入我国东部地区的效应及启示

摘　要：FDI为我国东部地区带来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等积极效应。也带来了区域经济非均衡、“挤出”内资企业、冲击我国经济等消极效应。应扬长避短，发挥FDI更持久的积极效应，并在中部崛起中吸收有益经验，实现协调发展。

关键词：FDI；正相关；类聚效应；引资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1-0057-05

一、FDI流入东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外国直接投资也叫国际直接投资，是投资者在国外直接经营企业的投资行为。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FDI目的地。如何扬长避短，发挥FDI更持久的积极效应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效应也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东部地区FDI和GDP概况

1．东部地区FDI引进现状。我国吸引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作为一个经济概念，与地域范围和地理概念的中国东部、华东有差别，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省市。2006年东部地区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的88.8％，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共19亿美元，仅相当深圳市的2／3、青岛市的1／2。在实际使用外资中，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5.93％、11.02％和2.88％。产业分布上，外资主要投资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偏低。2006年，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总额的79％，绝大部分投资在一般性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即以外商独资为主，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为辅，跨国并购比重较少，发展较快。71.2％为外资企业，24％为合资企业，仅3％为合作经营企业。东部GDP占全国比重已提高了11.8个百分点，而其他区域占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东部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1978年至2005年，增长最慢的海南GDP2005年比2004年增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增长最快的山东则达到了15.2％。近年年人均产值在逐年递增，年人均产值最低的海南达到了10871元，其次河北14 782元，最高的两个省分别是北京45 444元，上海51 474元。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4 584.60元、9 393.22元、9 418.36元、9 295.5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374.88元、8 808.52元、8783.17元、8 729.96元，东部农民人均总收入和纯收入更是超过西部地区农民的两倍。

(二)相关性分析

1．线形回归分析模型说明

国民生产和投资之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都是一个符合“双缺口”假设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是总投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存在正相关。中国东部的FDI与GDP存在较为趋同的变化趋势，从1985～2005年中国东部地区FDI和GDP散点图来看，二者表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见图1。

本文以FDI作为解释变量，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yf=C+βXt+uf

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x表示外国直接投资，下标t表示时间，C为常数项。

分别对GDP和FDI数量关系和弹性关系进行线形回归分析建立模型：

方程一：GDPt=C1+β1 FDIt+ut1

方程二：LnGDPt=C2+β2 LnFDIt+ut2

前者表示GDP和FDI数量变化关系，后者表示GDP和FDI弹性变化关系。采用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分析，GDP数据均以当时价格计算，将FDI数据用年平均中间汇率折算成本币单位。为消除异方差和共线性问题，并分析GDP和FDI间的变化弹性，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进行第二次回归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为GDP、FDI。选取样本区间为1985年～2005年。

2．回归分析结果及其解释

(1)方程一的回归结果

GDP=1228.130+17.70759FDI

(0.342469)　(13.52411)

R2=0.905 895

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模型中东部FDI总量和东部GDP总量的相关系数相当高，达到了0.91左右，FDI变量的t值远高于临界值，说明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零假设，接受备选假设，即FDI与GDP存在相关关系。从分析结果的实际值、拟合值和线性关系看，二者趋势较为协调，除1994年～1998年左右受国内整体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轻微动荡，其他年份的拟合程度都较为理想，其拟合度如图2所示：

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两者的关系。根据模型结果反映的数据，可以估算出，每年东部FDI每增长1亿人民币，东部的GDP约增长17.71亿人民币，可见东部吸引的FDI对于拉动东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FDI所带来的附加产值远大于其投资本金价值。

(2)方程二的结果

LnGDP=6.367130+0.555881LnFDI

(25.04520)　(15.24660)

R2=0.912595 D.W.=0.418169

计量结果显示，估计模型通过了t检验，拒绝零假设，变量间相关系数达到0.92左右，拟合优度也提高到0.92，说明模型解释能力更令人满意，从图3可以看出，实际值和拟合值较为接近。从方程可以得出，东部吸引的FDI每增长或减少1％，东部GDP至少增长或减少0.55％，说明了东部FDI对GDP是富有弹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水平的一定波动。

(3)回归分析结果总结

用简单古典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FDI与GDP变量的相关性系数都超过0.9，接近于1，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而且模型的拟和度都比较好，说明东部FDI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FDI流入东部地区效应分析及其解释

(一)正面效应

1．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等显性效应

每年东部FDI每增长1亿人民币，东部的GDP约增长17.71亿人民币，FII所带来的附加产值远大于其投资本金价值。东部吸引的FDI每增长或减少1％，东部GDP至少增长或减少0.55％，说明

了东部FDI对GDP是富有弹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水平的一定波动。国际直接投资可增加东道国就业人数，不但解决了当地一些就业问题，而且外资企业员工薪金水平比国内企业的薪金水平较高，也有利于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2005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直接就业人数达1104.9万人，占东部城镇就业人数的12.5％(见表2)，说明FDI的就业弹性较大，创造就业的效率较高，还并未考虑外资带动的国内相关行业和关联企业的间接就业。特别是珠江与长江三角洲，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新增工作岗位，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力进入制造业与国企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不仅缓解了就业压力，也提升了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如目前诺基亚在中国拥有员工超过7000人，由诺基亚拉动的就业人数超过40000人。诺基亚将把中国作为其全球的人才基地，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2．产业集聚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地将受益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积聚新的投资，形成了投资－受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而随着大量资本在同一地点的集结，使当地配套设施优化，同行业公司和相关行业企业获得信息更快更新，于是更多的资本积聚到该点，发生“类聚效应”。母公司进入中国后，带动一大批配套厂家向中国迁移。例如，各国汽车巨头对华投资扩大后，带动了车载空调、音响、玻璃、轮胎等相关零部件产业的跟进投资。计算机、手机、电信、机械等行业的国外零部件企业都向我国云集。仅博世公司就在华投资20家工厂，几乎全部位于山东、大连、上海等地，并设有10个代表处、5家贸易公司、345个维修连锁站，并计划2006～2007年追加投资4亿美元。

3．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技术交流和模仿等方式实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增多提高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有利于促进中国内地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内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60％以上采用的是近三年的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投入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企业约占一半，申请的专利数约占高新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的2／3，在高新技术出口和机电产品出口都占有较大的比重。通用电气、摩托罗拉、IBM、朗讯、杜邦、宝洁、英特尔、西门子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都在加大。

4．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效应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向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明显上升。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2662.7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比重高达93.0％，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7.0％。2005东部沿海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3090.7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633.8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57.6％和29.8％，占我国当年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5.6％和98.7％。

5．制度创新效应

外资进入东部沿海地区，本土企业在与其接触和竞争中学习了先进经验，公司制度、管理经验、竞争意识随之提升，员工素质也不断提高，有利于企业制度的创新。为引进外资东部政府往往提高自身服务水平，推行政府制度创新，不断优化政策环境。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跨国公司投资时最关心的因素是政府行政效率。其评选的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前19强城市全部为东部地区城市。2006年在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由世界银行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政府效率最高的城市是惠州、东莞、深圳、江门、青岛、汕头、珠海、苏州、绍兴、佛山、威海和杭州，全部为东部城市，而排在最末尾的城市均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二)负面效应

1．对我国经济自和国家安全的冲击效应

跨国公司对一国经济自和安全冲击的基础是对该国进行市场垄断和产业控制。外资大量进入，以及我国政府对外资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内销的限制，许多国内著名品牌被外商收购、控制，外国投资企业冲击和抢占国内市场，使国内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威胁。2003年8月吉列公司宣布南孚成为吉利子公司。美国吉列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乐凯胶卷也被业界担忧将成为柯达的代工厂。

2．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效应

外资在我国地区分布不均，导致地区非均衡效应。外资与我国在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偏离，加剧了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广东省外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且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少。外资在解决就业的同时也加大了地区和个人收入差距。2005年外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21902元，而股份合作单位为13913元；东部的北京地区外商投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达52262元，而中部湖南省仅为15804元，收入如此悬殊不利于我国社会公平和最终共同富裕的实现。

3．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和国内资本的“返程投资”效应

在我国相当数量外企通过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账面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达1200多亿元。由此我国每年要少征外企所得税约300亿元。税负不公使得本土企业在竞争之初就站在劣势地位，而且还导致部分内资外流并以“外资”形式回流到国内而享受外资优惠政策即“返程投资”，据统计“返程投资”占我国每年吸引外资的比重约三分之一。任其发展会加剧我国“外资”过度流入，最终陷入资本管制失灵、国际收支失衡的被动局面。而由于境外公司不受国内法律约束，企业所有者可通过境外壳公司随时随地处置境内资产，将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4．对内资企业发展的“挤出效应”

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必然造成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使国内企业竞争起点低，生产成本相对增加，对内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冲击。很多以技术合作为基调的中外合资由于外资对核心技术的严密控制和中方合资者缺乏创新动力而失去本身意义，技术面临“空心化”。

北大的路风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汽车业“技术换市场”战略完全失败：几乎所有国外知名品牌都在中国实现了生产本土化，大部分都投资在东部地区，其在华子公司已经掌握了中国市场相当部分的份额，但实际上汽车行业的核心技术仍被外国合作者掌握，最后演变成“市场换产品”。其他产业也类似，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产业安全甚至国家经济安全。如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得不到改观，就会呈现出“落后一引进一再落后一再引进”，永远无法掌握技术领先主动。

5．环境影响

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将污染产业和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据统计，外

商直接投资于污染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印染、制革、电镀、造纸、制鞋、电池等行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韩国、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导致了我国东部一些地区环境恶化，且对中国雇员的生产环境保护不力，使中国工人的身体受损。

三、对中部崛起引进FDI的启示和建议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省份。中部利用外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面积占全国1／9、人口占全国30％的中部地区2005年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虽达到全国的1／5，但进出口额仅占全国的3％，利用外资水平不到全国的7％。大力吸引优质FDI加快中部经济发展很有现实意义。中部应学习东部经验，扬长避短，抓住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契机，利用外资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强化政策扶持和合作机制

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发展带来了极大契机。鉴于中部在引资方面的弱势现状，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规范和兑现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采取措施鼓励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投资中部地区的软硬件设施环境，提高中部地区引资竞争力。同时要充分利用中部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创造条件争取和东部加强投资和贸易合作，并在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顺利实现承接。政府也要创造机会，支持中部地区加强同东部地区、国际组织、境外机构的交流合作。

(二)提高利用FDI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外资的作用力在于给当地经济带来关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以及带动长期的技术进步，这才是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所以在引进外资上，要有合适的流量和流向，切不可盲目追求流量和规模，也不可急于追求近期收益。提高利用FDI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利用FDI带动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改制，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研发项目的开展，促进经济方式的改变，让FDI的正面效应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减少其负面效应。

(三)合理引导FII流向，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中部地区引进外资不能只强调生产规模更要注重技术水平的变革，以利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组织调整，应制定适合开放环境的中长期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根据我国目前外资的产业分布，外资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外资较少，需要大量外资。而中部六省农业基础较好，旅游资源丰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有较好的基础，在农业和服务业上都有比较好的外资投资发展前景。特别是服务业方面，应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发展信息、金融、中介等服务行业，为外资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四)拓展引资方式，注重科技创新

积极探索吸收外资新方式，鼓励外资以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促进体制和机制创新。提高中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积极支持中部地区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资源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促进中部地区企业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在科技创新同时加强知识资本的积累，重视人才培养，改进当地的技术升级体制和技术人才的引进机制，利用外资的技术优势培育本地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

(五)加强FDI流动的风险防范

1．立法保护。国家应完善相应的外资利用法规，加强对FDI的监管，通过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济，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2．反垄断。保护民族工业的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以防跨国公司垄断。政府给予中部地区幼稚产业适当补助和财政、金融支持，以促进中部地区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健康发展，带动服务产业、竞争产业的发展。

3．规范税收。中部应给予外资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同时对税收优惠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的地区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

(六)优化投资环境

在实施政策适度倾斜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中部地区更要注重培育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改善公用基础设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切实优化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尤其政府应积极转变观念和思路，调整引资战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打破短视的地方保护主义，鼓励当地企业发展外资关联，提供公平开放的投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