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不管”事件背后的教育生态

“范跑跑”事件尚未谢幕，“杨不管”又已登场。事发安徽省长丰县吴店中学，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经贵选择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冠以“杨不管”的称呼，不少人认为他比“范跑跑”更为恶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不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吗？他为什么不管？不管的背后又是什么？

正方：“杨不管”事件折射师德沦丧

和绝大多数师生冲突的新闻一样，“杨不管”事件经媒体披露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认为，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就道德来说，杨老师都有责任在学生发生纠纷以致拳脚相向时，予以及时的劝导和疏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事态引向好的方面。这些工作决非“闲事”，与知识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更需要教师花费心血。因为此类教学之外的指导，往往蕴含了如何为人处世的道德问题，尤其要求教师要循循善诱，用心教导。而杨老师恰恰在这些应该倍加费心的地方，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无疑是对责任的抛弃。更为可悲的是，他对责任的背弃甚至到了对生命麻木不仁的程度――当学生出现危急症状时，他竟仍然上课。所以就“责任”而言，杨老师是极不称职的。而由“杨不管”身上，可以看到中国道德现状的一个缩影――怯懦，自私，虚伪，道德沦丧已成为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通病，而这一通病在大庭广众之下却得以畅行。事实上，“杨不管”成为了现实社会道德阴暗面的代表，成为某些道德沦丧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的佐证。

对此，法律界的人士则指出，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责任担当，就要体现社会公认的职业道德。我国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要“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和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全体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当学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老师无动于衷充当冷漠的“看客”，这样的学校如何能让学生有安全感，这样的老师，又如何能让家长放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良好的师德，是公众永远的诉求。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于提升师德的呼吁。然而“杨不管”对于学生生命的冷漠，甚至还谈不上道德范畴，连最基本的法律责任都未履行。

而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教育，是使受教育的对象社会化。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的职责，他就接受了超越普通公民的德性去寻求高尚的责任。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输，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如果一个教师连学生的生命都漠视，那么，“生命不保，谈何教育”？正是因为“杨不管”的冷静，一个14岁的孩子在课堂上走完了人生终点，不管怎么说，杨老师都要为他的冷静负责，同时这种“冷静”也将是对每一个老师的警示。

辩方：“杨不管”的“不管”实属无奈

尽管教育界和法律界人士对“杨不管”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教师群体中的多数人依然认为，“杨不管”并非真的不管，“杨不管”的不管实属无奈。

首先，他们认为，说“杨不管”没有“加以制止”是不符事实、不负责任的。据报道：“杨不管”在学生打架过程中说了一句“你们有劲的话，下课后到操场上打”，实际上，也就是进行了口头制止。况且，学生也并非由打架直接致死。据长丰县公安局透露，通过尸体解剖，死者杨同学并无外伤，其死因是由潜在性疾病导致，他们分析，陈同学与杨同学打闹只是起到了诱因的作用，杨同学可能因为情绪激动而引发潜在性疾病，最终导致死亡。这说明学生打架与死亡没有必然联系的。死亡也是教师无法预料的。

其次，“杨不管”的“不管”超乎人们的预料，也是因为别有隐情，那就是不敢管。一个老师上课，不用说学生打架，就是学生在下面不听课讲话，都是对老师的污辱。是什么让老师能够忍受此辱？

同样是发生在吴店中学，也就是在半年多前，一名学生用菜刀砍断了班主任4个手指头，而原因竟然是因为迟到后被批评。老师最后被鉴定为轻伤害，手指虽被植上，但部分功能已丧失；而该学生15岁，没有承担刑事责任。据说该老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之前也被学生家长打过――既然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公然打起来，也就是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而“杨不管”既“动口”制止无效，又能怎么办？“动手”吗？那挨打甚至意外死亡的当然也可能会是“杨不管”。在教师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要教师去保障学生安全即是缺乏人性，也是缺乏理性。

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光靠老师威严可以解决学生中任何问题的情形早不复存在了。而由 “杨不管”的“不敢管”可以看到，绝不只是中国教育自身出了问题，也不只是今时今日才出的问题。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不管”的“不敢管”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变化，而由“杨不管”发展到“杨不敢”则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

反思：谁来保护教师的权益？

事实上，“杨不管”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争论背景――教师的权利。有多大责任便有多大的权利。但现阶段的教师职业确实存在权利无法有效维护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强者――现实中，教师群体的福利待遇常被剥夺，健康权与休息权容易被侵犯，而且常常成为教育腐败与教育高收费的替罪羊。离开了权利谈责任、谈师德是奢侈的，如果连自身权益都不能捍卫，又如何能让教师真正发出人性的光辉呢？这告诉我们，师德的树立，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

俗话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固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境界，但一旦将其绝对化未免带上了“教育万能”的唯心主义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教育民主被哄抬到不正常的高度时，教育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行业。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稍有过格之举，很可能频遭非议，沦为舆论与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果真像一些人宣扬的那样“把批评视作教师无能表现”，试问教师除了“不管闲事”般地迁就与奉承，还能有多大的作为？

有鉴于此，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都呼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教育惩戒法规，实施师生公平保护。应该肯定杨经贵老师在处理此打架事件过程中是有失职之处的，不过如果我们把矛头都指向这位老师个人，不去探求导致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不思考是什么让老师甘愿在课堂受此污辱，不从制度上、从机制上加以改变，那么今后死在学校里的学生，杨姓同学绝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