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女人家”还是政治家

慈禧当政时，正值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四方云扰幅裂，慈禧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固然要为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负主要责任，但只要客观地对待史料，不难发现，其实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时，慈禧的判断与决定大体上都是切合实际的，至少不那么糟糕，最后却总经不住耳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乱，改变了初衷。总体说，在对内的问题上，慈禧较能坚持自己的定见，让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如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但在对外问题上，她却经常不能坚持立场，左摇右摆，最后往往倒向了让事情变糟的一面，如甲午战争、庚子之变。

“女人家”还是政治家？

慈禧统治时期，中国和外国打过几场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战争是为越南打的，甲午战争是为朝鲜打的，越南、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早已有名无实，到头来自己七痨八伤，藩属国还不领情。

这几场对外战争，一开始慈禧都不太愿意打，倾向于主和。以当时的情形论，选择不开战是明智的，一来没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来以中国的实力也承受不了大规模的战争，打了只会拖慢现代化的步伐。但国人历来有一种奇怪观念：凡主和都是卖国的，凡主战都是爱国的，越是躲在后方无需负直接责任的人，主战的调门越高。甲午战争前，京城内的御史、言官、给事中们，几乎都把日本斥为蕞尔小国，不足介怀，堂堂天朝，自可直捣东京，灭此朝食，此时虚骄之气，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当然也不是对世界大势、国情实力有很深刻的认识，只不过是凭着直觉，加上一点弱国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点本钱在自己手上败掉。但她经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边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调，于是“赌徒式”的侥幸心理渐渐占了上风，钟砣摆向了主战一边。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如此，庚子之变还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这些热血大臣的鼓动下，从主和变成主战。

人们或以为慈禧身为皇太后，可以穷情极意、为所欲为，其实相反，她不过是个做事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女人家，许多主张受到大臣们的抵制，也不敢坚持，十分无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样，耳朵根软，容易受人影响，受情绪左右，有时情绪一来，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慈禧本来是赞成变法的，她对光绪帝表态：“只要你留着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但后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怂恿下，一味蛮干，又是改孔子纪年，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甚至准备请日本人来主政，又传出要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的谣言，真假莫辨，变成了一出宫廷闹剧。慈禧气急败坏，做出了软禁皇帝，杀掉维新六君子的惊世之举。揆诸事实，并非政见上有多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形，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妇人遇上顽皮孩子胡闹时，打屁股、关柴房的“宫廷版”。事实上，的许多改革方案，后来都由慈禧实现了。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又是一例。细看宣战诏书，并无指定哪十一国，只说“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战。赌红了眼，最后一定是赌身家的。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便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个政治家呢？一直是个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战带来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结果，慈禧赌身家又输了，而且输得狼狈不堪，甚至连宗社陵寝也顾不上了，扮作农妇，仓皇辞庙。经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赌徒”的心理阴影，完成了从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蜕变。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这时她已66岁，历史留给她的时间已屈指可数。

慈禧结束逃亡回到北京后，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过去遇事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见的坚定态度，推进各项改革。从科举改试策论、停止捐纳卖官等措施起步，在经济方面改革币制，制订矿务章程，改革厘金税政，制订铁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903年，改革推进到国家典章制度层面，中国第一部《商律》经慈禧批准施行。于是，制订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便水到渠成地进入人们的讨论范围了。时，维新派付出了流血代价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了三四年时间，走得甚至比时更远了。

1904年，慈禧决定从明年起停止科举，广推学校。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画上句号，社会上波澜不兴，平稳过渡。许多外国观察家都惊叹：中国能顺利废止科举，就没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大臣出国，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回国后，慈禧又让朝臣就考察结果展开认真讨论。1906年9月，朝廷《仿行立宪上谕》，宣布正式启动改革，这时距离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过一个月时间。可见在慈禧心目中，对实行，早有定论，颇为急迫，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当年是慈禧的71岁寿辰。北京各学堂万余名学子云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人人如登春台，奔走相告：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矣！欢呼声响彻云霄。慈禧听到各界的反响时，亦露出了一丝女人家的笑容。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两种情况最为可悲，一是历史给了他很多时间，他却没做什么好事；一是历史没给多少时间，让他证明自己可以做什么好事。而慈禧两种情况都避免了，历史给了她近半个世纪，她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一生可圈可点，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她做了让自己可以无愧于历史的事情。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