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与察哈尔主政者简述

笔者不是研究地理方面的专家，但在青少年时代从书本上了解一些我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如解放初期在我国的省份中有辽东、辽西两个省，以及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平原省、西康省等。现在的青年人或许早已忘掉这些省份的名字了，更不知道一些重要城市名字的巨大变化，如解放后改变了那些带有民族歧视的地名，绥远省省会由“归绥”改为“呼和浩特”，新疆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等等。但在我国的近现代历史上还会经常提及这些省份的名字，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三省、继而侵占热河省及察哈尔省4县；涉及到日军卵翼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必然会涉及到绥远省和察哈尔省；解放大西南总会涉及到西康省等等。笔者在研究张家口的近现代历史过程中，感觉到各地文史工作者很有必要把当地行政区划的重大变化载入历史文献，留给后人。因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所在地，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曾一度在张家口办公，所以关于察哈尔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和留在人们记忆里人文史料，理应成为文史工作者征集整理的范畴，应该载入史册，昭喻后人。

察哈尔地处内蒙古中部，居民多为蒙古族，且多为铁木真（成吉思汗）之后裔。关于“察哈尔”名称的来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时代久远、范围较广的说法为：“察哈尔”来源于沽源县平定堡镇北部的一片湖水。辽金时代叫“羊城淖”，元代叫“察罕淖尔”，又叫“白海子”。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处建成了“白海行宫”，亦称“察罕淖尔行宫”。由于蒙古人驻牧、建部于此，并以“察罕淖尔行宫”称其部，一直沿袭到今天。“察哈尔”即为“察罕淖尔”一词的同音撰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长途跋涉，曾去察罕淖尔行宫朝见忽必烈。

察哈尔的历史沿革

明嘉靖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势强，元后裔达赉逊受俺答汗压迫，害怕被其吞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率部徙牧于辽东边外（广宁以北之地），因近“边”，故称所部为“察哈尔”（蒙古语“边”的意思），这是察哈尔名称来源的另一种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如“察哈尔”意即“王宫卫队”（守卫的意思）等等。

达赉逊四传至林丹汗，他自持兵马强盛，侵袭诸部，称霸漠南。后因反抗大金（史称后金），使林丹汗陷于孤立。明崇祯七年（1634），其部为大金所破，林丹汗弃土西奔，走死青海。林丹汗之子孔果尔额哲率部降清（大金于1636年改国号大清），被安置在义州（今辽东义县）边外。

清康熙十四年（1675），额哲之侄布尔尼兄弟叛清未遂，兵败身死。余众被安置在宣化、大同边外，坝上放牧，坝下农田，清派前锋佐领统辖。后助清兵征噶尔丹有功，赠其护军饷，又以喀尔喀车臣汗、厄鲁特部众编为八旗驻牧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外。所谓八旗，即正蓝、正白、镶白、镶黄旗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为右翼。后又建明安4牧群，统称察哈尔12旗群。为增强民事管理，于雍正二年（1724）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原明代万全卫地），雍正十年（1732）继设多伦诺尔厅（原明代开平卫地），雍正十二年（1734），又设独石口厅（明代开平卫地），通称口北三厅。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始设察哈尔都统，统辖12旗群。总领旗兵，而不理民政。都统府侨驻张家口。清光绪七年（1881），改三厅为抚民同知。中华民国二年（1913）改为县，管辖满蒙旗民之民事。

中华民国3年（1914），北洋政府以口北三厅、锡林郭勒盟（10旗）、察哈尔部（8旗、4牧群）及新划入之丰镇、凉城等5县为疆土，设立察哈尔特别区，置都统侨驻张家口。

民国17年（1928），国民政府改察哈尔特别区为察哈尔省府委员制，设省政府主席，省府在张家口。次年，将辖区内丰镇、凉城等5县划归绥远省，原属河北之口北道万全等10县划入察哈尔省。民国23年（1934），又于坝上设尚义、崇礼、化德三招垦设治局。至此，察哈尔省共辖16县、3设治局（后均改为县）、1盟、18旗及4牧场群。

民国26年（1937）8月27日，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张家口，察省沦陷，省政府于同年9月撤离察境，曾流亡到陕西、河南、湖北、绥远等地。

1936年初，日本侵略者唆使内蒙古部分王公，以求内蒙自治，在察省北部德化嘉卜寺（化德）建立“蒙古军政府”，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并将察北地区划为“察哈尔盟”。从此，日军与伪军占领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1937年9月，日军指使汉奸在张家口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在日军操纵下，“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迁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同年11月22日，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的军部，又将3个伪政权在张家口拼凑成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府设在张家口。张家口为特别市，这也是张家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称为“市”。后又将察南、晋北二政厅改为“宣化省”与“大同省”。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区域为3省、5盟、3市。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省、河北省、山西省的边缘地带首先组建了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即边区政府），相继建起了冀察行署，察南、察东专署及联合县等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收复了察省广大农村。

1945年8月23日，我八路军冀察主力部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日军卵翼下的伪蒙疆政权随之灭亡。1945年9月2日，古城宣化首次解放。同年11月召开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省政府委员与省主席，省会为宣化。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张家口。共辖5专区、38县、18旗、1牧场。1946年6月，发动内战。同年10月，我军撤离张家口。省府从宣化迁至察南。军占领张家口后，解散了原察省流亡政府，重组察哈尔省政府。1947年内蒙古宣布自治，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左右翼12旗群归属于内蒙古。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重归人民手中，察哈尔省（除大同外）全境解放。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恢复察哈尔省建制，省会设在张家口，辖建屏、易水、雁北、察南、平西、察东（曾称“平北”、“冀察”、“南口”）7专区、53县以及张家口、大同二市。1949年8月察省划小，建屏、易水专区划归河北省，其他一些地方也作了调整。调整后的察哈尔省只辖雁北、察南、察北3专区、32县及张家口、大同、宣化3市及12市辖区。1950年又将多伦等3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曾暂驻张家口。

1952年11月15日，根据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原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将军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之天镇县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从此，结束了察哈尔行政区划的历史。

察哈尔的主官概述

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到1911年的150年间，共设都统64任，任职人数多达88位。当时的察哈尔特别区统辖八旗军务，隶8旗4牧群，并任嵩椿为首任都统。次年，建察哈尔都统衙门，位于张家口上堡。这88任都统（包括代都统、署理都统）均曾入主察哈尔都统衙门。特别是留给张家口人民印象颇深的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日军卵翼下的蒙疆“小朝廷”的德王（德穆楚克栋普鲁）在此居住，所以张家口人把此间称为“德王府”。察哈尔都统衙门的主体建筑为五进五出的院落，至今尚保存完整，成为张家口市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官衙旧址。解放以后，这里成为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驻地。1993年张家口地市合并以后，经过几年的过渡期，在市政协委员（其中以笔者的提案为主）的呼吁下，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采取委员提案建议，将合并后的张家口市委党校全部搬迁到原地区党校院内，把察哈尔都统衙门旧址作为重点文物完整地保存起来。2009年，笔者从《燕赵都市报》得知，政府决定近期让院内住户全部搬迁出去。作为原提案人，见此消息自然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这些都统在《清史稿》中均有记载，他们在张家口留下的具体资料也不够丰富，而且绝大多数都统又不属于文史资料征集的范畴，所以在笔者主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3辑《察哈尔纪事》（特辑）中仅在书中列出了简介表。而中华民国时期所任命的都统与省主席，他们集军政职务于一身，并与这一历史阶段发生在张家口的重要历史事件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政者们自然成为文史资料征集之重点。然而，由于查找档案资料不易，绝大多数“三亲”者亦不在人世，要征集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军政人物史料十分困难。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时期。中华民国简称民国，191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国家的名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自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国家领导权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间经过1921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和1928年至1949年政府时期。张家口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经历，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旋涡之中。如果说解放前的张家口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并不夸张。

张家口的特殊经历形成了其近代复杂的历史。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16年中，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都统共任命了16位；在政府统治时期的21年中，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也多达16位。在位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三年两载，在位时间短的仅仅几个月、几十天甚至几天。还有个别的任命后并不曾到任。在日军侵占张家口时期，国民政府还任命了空头的省主席，成为流亡的察哈尔省主席。这种走马灯式的频繁更迭察省主官，不仅对稳定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发展生产不利，也对后人弄通这段历史带来许多困难。

为了挖掘抢救这一历史阶段的史料，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1993年编辑出版了《察哈尔纪事》特辑，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海清同志完成的，由文史委作了核实、修订与补充。该书简述了自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至1952年，前后共278年发生在察哈尔地区的重要历史事件。尽管收集尚不够完备，但为后人提供了首部反映察哈尔全貌的文史资料。

由于察哈尔历经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多次变更，都统、省主席更迭频繁，战乱中档案资料流失乃至荡然无存，从而造成察哈尔历史资料的不全。经过笔者与同事们的努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于1996年编辑出版了《民国时期察哈尔的都统与主席》一书，共刊出察哈尔主官33位，其中包括解放后至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前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苏同志，曾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的杨耕田同志（张苏调任后由杨耕田兼任省主席）。此书是《察哈尔纪事》的姊妹篇，在张家口近代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这两本文史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民国年间察哈尔的主政人物与发生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事件，为后人弄通这段复杂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

民国年间察哈尔主政人物分为两个部分，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至1928年）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署理都统16人，他们是：冯国璋、何宗莲、段芝贵、张怀芝、田中玉、张敬尧、王廷桢、张景惠、谭庆霖、张锡元、张之江、郑金声、鹿钟麟、高维岳、商震、张砺生。

时期（1928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察哈尔省主席、代主席、流亡省政府主席、人民察哈尔省主席共16人，他们是：赵戴文、李培基、杨爱源、刘翼飞、宋哲元、佟麟阁、秦德纯、肖振瀛、张自忠、刘汝明、石友三、毕泽宇、冯钦哉、张苏（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的察哈尔省主席）、傅作义、孙兰峰。由于全国解放以后不久，察哈尔省建制很快于1952年撤销了，解放以后唯一一位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杨耕田同志的传记资料也收入在该书中，以便读者了解这一历史阶段察哈尔主官更迭情况的全貌。

这些都统与省主都在位时间很短，多数人在张家口留下的政绩不多，但也有的少数人却留下宝贵的足迹。如爱国将军张之江在1924年冬临危受命任察哈尔都统，他来到张家口果断地镇压了抢劫焚烧商店的乱兵，安抚了商户，平息了民愤，清理洪水过后的泥沙等遗留问题，至192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被洪水冲断得通桥附近修建了清河桥（原大铁桥）等，解放后主席亲笔写信给张之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高维岳都统1927年春夏之际题写的“大好河山”4个颜体大字，给此地名胜大境门留下画龙点睛之作，虽然他也曾镇压过革命烈士和爱国志士，但比较清正廉洁，不扰民，不害民，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保持了晚节；省主席刘翼飞清正廉洁，为解决交通困难，请张学良将军帮忙，修建汉卿桥（即解放桥的前身），解放后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宋哲元将军不仅修建马路和开辟公园（现人民公园的前身），还主持编修《察哈尔省通志》，给世人留下了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有关察哈尔的资料，他是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1937年8月，省主席刘汝明率领一四三师的八角民联合抗战，击毙日军指挥官本多大佐等等，都给张家口人民留下宝贵的文史资料。

在这33位人物中，有的应得到充分肯定，有的应该遭到贬责，如都统张锡元，由于他克扣军饷，运回天津，造成乱兵哗变，抢劫焚烧商店，又赶上1924年的特大水灾，给张家口人民带来双重灾难，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可耻的一笔。还有石友三，最终堕落成可耻的汉奸。其中也有不少人带有两重性，对每一个人物的具体情况应进行具体的分析。有的属于汉奸，与人民顽抗到底者，毫无疑义地属于被否定的人物。有的人物虽然做过坏事，但在他的一生中也做过值得一提的好事，不应全部否定。有的人具有民族气节并保持了晚节。有些属于抗日名将、英雄烈士以及作出重大贡献的起义将领，如佟麟阁、张自忠、宋哲元、傅作义、孙兰峰将军等。要通过文史资料读物，学习弘扬其爱国主义精神。

人民察哈尔省的领导人张苏（曾调任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杨耕田（省委书记后兼任省长）二同志，有着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时时刻刻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不愧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总之，应该将察哈尔这些主政的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分析、研究，发挥政协文史资料的特殊作用，为巩固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