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改革开放“特快专列”的宁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宁波只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不起眼的商埠小城，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偏低，城市面貌破旧不堪，社会事业发展缓慢。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个决定赋予宁波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从而让它一跃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重镇。下半年起，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宁波市金融、外资、外经权限扩大、升级。1988年起宁波市全面实施国家计划单列。这件事情的台前幕后，凝聚着各级领导大力推进宁波改革发展的希冀和决心，以及“宁波帮”的不懈努力。由此，宁波开始史无前例的腾飞，向着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目标迈进。

一、计划单列市的由来。解放初期，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过渡需要，全国的中央直辖市体制范围宽泛，曾一并将大行政区15个直辖市统称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六个大行政区，中央直辖市调整为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八十年代起全国实行计划单列市和部分城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的做法，这与解放初期的中央直辖市既有历史渊源，又是顺应发展需要的新事物。后因重庆、大连曾为大行政区直辖市，故这两个城市有“老单列市”的通俗说法。

计划单列市就是将不改变行政建制的某些省辖市（区）在国家计划中单位列户头，视同省一级计划单位，接受所在省的“统筹、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的领导，并赋予它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无须上缴省级财政，也被人称作经济直辖。同时，跻身计划单列市的城市还享有与省、直辖市一级的政治待遇、开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这些城市一般要具有雄厚工商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特别作用、开放搞活重要地位的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150亿元以上，人口100万以上。设立计划单列市的目的是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矛盾，逐步探索一条以大城市为依托、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经济发展路子。

计划单列主要内容：生产安排、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物资分配和调拨、科技发展、劳动工资、进出口贸易、用汇、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发展等。

计划单列管理体制的探索始于1983年。2月，国务院首先批准重庆市试行计划单列，1985年大连市跻身其中。到1993年全国共先后设立16个计划单列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1993年，国务院决定撤销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计划单列市只剩6个。同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宣布，原16个计划单列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包括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而这些城市统称副省级城市。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不再属于计划单列市。现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为计划单列市。

二、邓小平的殷切期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4年5月4日宁波市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宁波的改革发展得到了中央领导关心、支持。仅开放之初的两年，“中央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同志到宁波视察就达250多人次，他们为宁波的开发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邓小平虽然没有亲临宁波，但他十分关注、期待宁波的改革开放、发展。1984年至1988年邓小平6次谈话中，从改革发展全局着眼，提出要加快宁波开放与发展的重要指示。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和谷牧一同在北戴河会见包玉刚时，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随后在与谷牧共进午餐时,又询问有关沿海城市的开放情况，特别关切地谈到宁波的发展。他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这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还强调说，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卢绪章同志回宁波，什么形式都可以，什么名义都可以，叫卢绪章同志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包玉刚准备出资五千万在宁波办大学，还想投资办钢厂，不要让他吃亏”。“凡是搞这些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宁波的发展速度可能不会慢，同大连展开竞争，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上述高瞻远瞩的讲话精神，不仅为宁波发展、定位以及发挥“宁波帮”的作用指明了方向，更站在全国、长三角改革开放的大局谋划宁波的发展，它为以后宁波实施计划单定了基调，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争取与大连同台竞争。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市委一方面客观分析了宁波与大连的情况，感到宁波与大连在发展现状和条件上相差较大，要赶上大连“感到分量很重”、“感到压力很大”。同时，觉得这是小平对宁波的鼓励和鞭策，希望宁波加快发展，所以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要努力赶上。

但宁波的发展与现实的矛盾不断显现。1984年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后，一下子成了国内的投资热点，仅1984年和1985年两年就完成城市建设工程量近1亿元，相当于前三十多年的总和。在‘七五’期间，“全市列入国家计划的大中型项目二十多个，投资额比前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投资总和还要多。”正像谷牧同志所说的那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宁波这样一个中等城市上那么多项目在我国建设史上是少见的。这既是宁波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浙江省和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这种投资“饥渴”既让宁波感觉到了“先天不足”：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宁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又让省、市感觉到宁波在“七五”建设中面临的一些困难，省、市都无力解决。矛盾日益突出、集中表现在：一是经济管理权限不适应发展需要。二是财力不适应。

宁波改革发展暴露出经济权限掣肘、财力不足和竞争力薄弱的问题。一是不能直接与国家部委“对话”，难以争取到带动性强的大项目。二是机动财力少得很，1985年市财政收入78.4％要上缴中央和省财政，留用部分，除去经常性开支外，全年可用财力仅2600万元。而工业产值与宁波相近的大连市，留用的资金相当于宁波的4.2倍。加上宁波没有自营进出口权，不能直接与外商谈生意签合同，不仅制约发展外贸，还严重影响北仑港口的发展。

上述情况说明，宁波与大连比，不仅存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落差，还有经济管理权限方面的明显弱势。如果宁波要以港口的加速发展来带动自身经济的起飞，并进而推动全省经济的腾飞，迫切需要中央在管理体制等政策措施的支持。否则，与大连就不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比赛。

为此，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认为，要解决宁波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必须冲上“华山一条路”，争取计划单列。1985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宁波主持召开的关于宁波开发和发展现场办公会上，卢绪章认为，“同大连比要有条件。这里有一条，对宁波的待遇，如计划单列、扩权、外汇等等都要同等，同样条件。”为了创造宁波与大连同台竞赛的必要条件，加强宁波经济开发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国务院有关部委同浙江省有关部门的关系，加强对宁波开发工作的指导，解决宁波经济开发中有关重大问题。谷牧任该组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任副组长。这是国务院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设立的唯一一个协调小组。1986年春，宁波市委提出了计划单列的请求。

四、登上“特快专列”。虽然宁波跻身计划单列市的要求强烈,但由于促成此事难度极大，希望并不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宁波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明显逊于南京等城市，而类似城市同时纷纷要求计划单列。在这种情况下，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从中做了大量助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