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浙东学派之遗风著故宫学坚实之作

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潜心学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笔耕不辍，其著作《故宫问学》是一本学术价值极高的专题论文结集。该书由11篇论文构成，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清代皇家典籍的考证、明代政治制度与人物的考辨、史学理论与文物的考评。拜读之后，感触颇多，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故宫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故宫学”的概念是2003年10月，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即引起热烈的反响。不过，故宫学作为客观上存在的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萌芽的。1925年，李煜瀛主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重视“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明确提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1]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如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沈尹默等，一开始就体现了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一阶段前期，主要是清点宫藏文物、文献，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简单进行陈列。后期则是保管南迁文物。

而在1949年至1966年，作为故宫学研究重镇的故宫博物院，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这一段工作重点在基础建设上，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如唐兰对青铜器的编目制档；陈万里等对全国百余窑址的调查；徐邦达对院藏书画的鉴别考证，写出《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朱家y在恢复宫廷原状方面做出了贡献；王璞子《工程作法补图》体现了当时古建筑维修的成果。这一时期成就了一批文物鉴定专家。

改革开放以来，故宫学术委员会成立，并诞生了全国博物馆系统唯一的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有关故宫的书籍数百种，后陆续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故宫博物院的老一辈专家出了一批学术硕果，如唐兰对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罗福颐的古玺印调研，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单士元的《故宫札记》，顾铁符的《夕阳刍稿》，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于倬云主编的《紫禁城宫殿》，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刘九庵、杨伯达、郑珉中等先生也出版了著作。同期，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在故宫的治学氛围里，耳濡目染，浸淫于求实求真的学术氛围中，使他们逐渐走上了与前辈研究相契合的治学路径，形成了“故宫学派”。章宏伟先生就是新一代故宫学研究的佼佼者，《故宫问学》是近年来“故宫学”研究中的又一力作。

《故宫问学》研究视角涉及清宫典籍与明清档案，如《四库全书》《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全唐诗》《清文翻译全藏经》等，均属于故宫珍藏典籍，平时大部分时间束之高阁，外界的学者亦较少涉及，更加凸显了其学术价值，不仅丰富了故宫学研究的内容，也为出版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2.浙东学派治学之风

章先生祖籍浙江台州，近代浙江地区丰富厚重的人文历史资源是他精神成长的本土根基。浙东学派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清初则是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派别。

他们一般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一方面强调博通，注意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善于创新，无门户之见。黄宗羲在治学上讲究实际、持求实的态度。据《浙江通志》记载，黄宗羲“博览群书，兼涉步算”，“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万斯同也说：“必尽读天下之书，尽通古今之事，然后可以放笔为文。”他强调博通，注重打好基础。全祖望在治学上也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问。他治学严谨，考究群书，征引详确；注重实学，不尚空谈，认为“应酬文字，十九束阁”。[2]

章先生学术功底扎实，不轻信，不盲从，对学术问题勤于思考，敏于求证。坚持论从史出，继承了浙东学派严谨的学术遗风。

如在《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一文中，章先生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考证了雷礼的姓名、字号、籍贯以及主要生平事迹，脉络清晰，考证翔实，让人一目了然。如“嘉靖二年（癸未，1523年），籍邑庠；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举于乡；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授兴化府推官”。[3]仅以小标题就梳理了雷礼的生平大事。文中引用资料特别充分，且标明出处。

又如章先生考据的一些小问题，读起来饶有兴趣，如“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金瓶梅》译为满文时是否是禁书，民间不得译印，二是翻译《金瓶梅》为满文的译者与撰《满文译本金瓶梅序》的作者是否两人的问题”。[4]章先生详细梳理了相关文献，认为“目前找不到康熙时期已列《金瓶梅》为禁书的依据，现在的认识大有先入为主之见”。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因对满文翻译无由置喙，故在此录各家之说，以待高明”。从中看出章先生严谨务实，凭论据说话，不妄下结论，这种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3.乾嘉学派学术风格的投射

章先生治学严谨彻底、不惧烦琐、严于考证，这种风格与清代乾嘉汉学的推崇考据、精审严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章先生在《〈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序》一文强调“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事实的考证，需要依靠直接而确凿的论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论证必须以论据为基础，而可靠的论据是保证科学论证的前提”。章先生做学问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认为“做学问离不开资料，搞史学研究就不能离开史料，不然就是信口雌黄、无稽之谈。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

章先生坚持“论从史出”，所提观点均以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刊刻时间考》这篇文章为例，据笔者统计，全文注释达137条，几乎每页都有注释，注释最多的如第182至183页有31条，而注文内容最多的如第185页达1332字，把研究过《清文翻译全藏经》的所有学者的观点全部罗列出来，而且学者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出处在注文中也全部列出。章先生发现与挖掘史料的能力，可见一斑。

章先生在《嘉兴藏》研究上用功也极深。故宫老专家杨玉良依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得出五台山时期有妙德庵和妙喜庵两个刻藏地点的结论。章先生经过自己艰苦的求证，重新翻查《嘉兴藏》四遍，在《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一文中，得出只有妙德庵一个刻藏地点的结论，并找出杨先生致误的原因。对于一部有1.2万多卷的大著作来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