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子里的玄机

理论物理学家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时，正处于生命的低潮期:对物理学产生厌倦，失去了头绪，而他又并不愿意停止探索，心中压力很大，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当教授。

有一天，他想起一件过去的小事：念高中时，他看见自来水龙头流水逐渐减少，就想计算出“水流曲线”。其实他知道，这个计算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玩着快乐罢了。他觉得，当年这种对待物理学的态度才是健康的，而今天的苦恼除了自我折磨外，并没有其他功用。于是他决定放弃“伟大追求”，以“理”的心态面对生活。

也就在那一周的某天，费曼在学校餐厅里闲坐，看见有人旋转碟子玩。碟子边转边摆动，使他产生兴趣，便在那里计算碟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他联想到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以及量子动力学。再后来，很久以前中断的一个研究课题也因为碟子而重现生机――费曼说，他那一度被压抑得像个密封的瓶子一样的大脑，终于开盖了，里面的东西毫无阻塞地流淌出来，一切都不费力。这件事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费曼获得诺贝尔奖――因为“费曼图”以及其他研究。

我在叙述以上故事的时候，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关于科学大师的类似故事，比如元素周期表的诞生，是因为门捷列夫在一次梦中受到了启示 ；而X射线之所以被发现，则是伦琴偶然在黑暗的实验室内看见离黑纸严密包裹的放电管约一米处的荧光屏发出闪光 ；至于青霉素的发明，就更偶然了，弗莱明研究葡萄球菌，因为盖子没盖好，培养细菌用的琼脂上附了层青霉菌，而它又是从研究青霉菌的邻居学者窗口飘进的……这些伟大发现（发明）的产生过程，对于我们看故事的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碟子里的玄机”式的趣味，缺少隆重意义，因为我们的教育传统是藐视偶然的，我们常常严肃地认为这类事必须表现为“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等等。我们非常注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我们思想、语言的暴力。

――如果费曼这位公认的“科学玩童”也十分注重表面“意义”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去研究碟子了――而这样，就可能会推迟甚至阻止他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

摘自《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