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化修辞到“想象的共同体”

[摘要]自浙江卫视重磅推出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以来，不仅掀起了继《超级女声》之后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第二个全民热潮，更是让广大观众在观看该档节目时被节目本身的剧情、音乐及蕴含其间的普通人的梦想和真情深深地感动。本文分别从心理学、文化学及人类学的视角，试对这档独到的“情感大戏”本身的情感建构方式与建构路径进行深入的追踪，着重分析节目如何通过巧妙的故事设计进行“移情共鸣”，如何推动传统选秀节目由偏重个体化情感表达转向情感“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节目成功转型的背后，不仅是一种电视节目的“情感突围”，更是可以藉观众的收视期待透视当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个体修辞 情感突围 共同体 顶层设计

一、“情感大戏”开辟“中国选秀分水岭”

2012年7月13日，大型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荧幕首次亮相，引发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在网络上掀起了舆论狂潮。视频网站上关于各位选手的演唱片段，纷纷被各路明星大腕与普通百姓转发、分享并评论，首播仅三天，《中国好声音》已荣登微博热门话题榜三甲位置。此外，节目还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创新创优电视节目”的表彰，吸引了社会众多关注的目光，成为2012年夏季公众热议的话题。

与此同时，节目收视率一反近年来同类节目持续低迷的景象并不断创下新高，首播高达1.5%，并在一个月内上升到3.6%，8月31日第8期节目，收视率飙升至4.1%并以绝对优势位列同时段所有电视节目榜首。由此引发的收视率狂潮，使得《中国好声音》与之前的选秀节目在收视率上划出一道分水岭，在2012年诸多省级卫视选秀节目中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综艺选秀节目进入学界与业界盛传的“七年之痒”时期，《中国好声音》的出炉及其呈现出的蔚为乐观的收视图景，耐人深思寻味。在各种弄虚作假、名不符实在选秀节目中不断上演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对此产生了天然的免疫。“我们看重的只是好声音”，这是节目的口号，也是其深得人心的首要原因。

《中国好声音》的现场评委通过听声识人来判断选手音乐才能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评委每一个评价行为的做出都必须遵循程序理性。勾连好声音舞台与正义女神像的“公约数”，就是回归判断的本真逻辑。舞台上，四位导师背对表演者，只奉行唯一的“声音”标准。盲听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扰，保证了评判标准的唯一性和硬性。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中情感诉求与价值诉求无法得到充分回应的普罗大众，借《中国好声音》这一现实之外的电视新闻窗口，触碰可能已经久违的良知与道义。这或许是好声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依赖程序理性的判断过程并不妨碍真情的流露。撇开以上不谈，如果选手只有好声音，而没有剧情的烘托，好声音仅仅成为对声音本身优劣的判断，“好”字便显得无情无味。作为一档“情感大戏”，《中国好声音》致力于打造动人的故事，让“久在深闺人未识”的选手走上前台，展现个人的音乐才华与音乐道路上的苦乐甘甜。当好声音配上好故事时，专业和情感的集结便超越了单一的“专业制胜”。这或许是《中国好声音》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底牌。正是源于精妙的故事设计与合理穿插，许多观众在观看《中国好声音》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与节目所蕴含的朴质情感共鸣共颤，为普通人的梦想和真情打动。专业交给评委判断，情感用来征服观众。正是情感的有效运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

以专业的音乐为基础，以励志的情感进行渲染，《中国好声音》将震撼的歌声与朴质的情怀两相交融，利用“情感大戏”开辟“中国选秀分水岭”。

二、“故事设计”与“移情共鸣”

有故事的人是可读的，有故事的声音是可听的。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幕幕“情感大戏”不断上演：李代沫不堪的曾经、徐海星已逝的父亲、胖女孩郑虹的自闭经历、哈尼族“小王子”的坎坷际遇等，一个个撼动人心的故事，感动着观众。

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制作团队利用了“移情”的手段进行了评委与选手、选手与观众之间情感的引爆点。所谓移情，是指一个人在观察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产生与观察者相同的情绪体验。它是一种替代性的情绪情感反应，也就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情绪和情感的心理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曾经指出，移情就是被引发的情感的共鸣。用通俗的话讲，移情的最终效果就是做到以情感人。移情包含了认知反应和情绪反应两种心理成分，它是一种情绪概念， 其产生源自于个体被自己知觉到他人的感受所打动。情绪感染是对于他人情绪状态或需要的直觉反应。

《中国好声音》讲述普通人的音乐故事与音乐梦想，并将故事、情感元素融入到看似必不可少的节目环节中，以“故事设计”的方式对选手的经历进行叙述。因为巧妙的“故事设计”，评委与选手、观众与选手之间的类似奋斗经历，会让评委甚至观众感受到选手的情感、知觉和思想，进而对选手的经历、能力产生某种认同。观众、评委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即“移情共鸣”。这通常是指在情绪、情感及理智上位移到他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从而在态度、情感上引起一致性的反应。

自强女孩刘悦为母亲高歌，北漂10年的小镇姑娘袁娅维献歌外婆，褚乔诠释着祖孙三代人的音乐信仰……这些故事在音乐中展现人生，并从中映射出时代的变迁，它让人们相信上帝关了一扇门，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这不仅是求索音乐道路之上的选手们由来已久的梦想，也是中国年轻创业者为之奋斗不息的个体理想，而故事中的亲情、爱情元素，又让观众感受得如此真实。正是源于对选手的经历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人们往往会带着关心和同情对他们的境遇作出情绪的反应。观看舞台上的他们，仿佛就是观看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个好声音之外，必然包含着以情动人的好故事。《中国好声音》的“故事设计”拉近了选手与观众、评委之间的距离。这种人际关系布局，推动了一个移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着掌握“评判大权”的导师们的心绪，并通过这种移情中带来的感官冲击，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形成节目的一大看点。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无论是美甲店老板黄勇的《春天里》，还是音乐人金志文饱含深情的《为爱痴狂》，都让一向以铁骨男儿示人的杨坤泪洒现场。杨坤在点评中说到，没有故事的人，不能唱出这样有感情的歌声。黄勇的歌声让导师们回想起曾经的北漂生活，金志文的故事让大家对他的女友心生感佩。那英先后两次上台与平民学员同台演唱。她脱下鞋子体验黄鹤赤脚歌唱的场景，她扶着盲女张玉霞，与她一起动情高歌《征服》，温暖的力量便充溢着舞台。

选手的故事叙述，让观众及评委通过角色承担及自我想象，产生出把自己同选手的角色进行互换的倾向。相似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乡缘等因素交织，在情感上生出共鸣。徐海星的情感故事只是来自一次不经意的提问。杨坤问，你父亲今天没来吗？徐海星回答：我妈妈来了，我觉得爸爸也来了。徐海星的爸爸三个月前生病去世，而爸爸的遗愿是“在这个舞台上唱给刘欢老师听”。徐海星为远在天堂的父亲遗愿而歌，自然流露的情感，简练展示的故事，没有去刻意地煽情，也没有过于渲染的悲苦，仅是运用音乐和音乐背后蕴含的情怀，浸润着情绪，感动着观众，感动了评委，导师刘欢潸然泪下。

正是选手们精心准备的一个个故事感动了评委，感动了观众，让评委与观众的心理认知和情绪产生了移情效应，从而导致 “助人行为”的发生。这种行为的产生不仅与舞台上评委的情感偏向息息相关，也受益于节目之外的各种公共舆论。《中国好声音》以情感为纽带，通过精妙的“故事设计”，将传统节目仅仅依靠选手个人表演秀或者评委的一厢情愿的判断等个体化修辞风格，成功地转向评委、受众、观众“三位一体”的移情共鸣风格，建构出一个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它（指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的体”。 他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对于人类情感而言，《中国好声音》矢志打造情感大戏的初衷，催生了建构“一种想象的情感共同体”的可能性，这也让我们研究并分析选秀类节目由评委个体化的修辞转向情感共同体的转型，显得师出有名，言而有据。从个体修辞学到想象的共同体的转向，既是选手个人的修辞想象，也是选手、评委、观众整个想象的共同体所能够感知与认同的。

三、“大众造梦”与“精英解梦”

“大众需求”、“大众审美”、“大众文化”的品格锤炼，是大众传媒不可或缺的。众多新生代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整个团队以精英实力打造大众文化。

浙江广电集团在“以精英的实力创造大众文化”这一电视综艺节目创制的核心理念指导下，推出由精英实力发现、提炼、引领的《中国好声音》，其生动的能量被精纯地点燃，从而迸发出夺目的魅力，成功地将音乐选秀节目从狂躁娱乐带入感动娱乐。

有学者认为：“音乐选秀的核心内涵，一是音乐文化，二是草根精神。中国音乐选秀在繁华和喧闹中似乎张扬了草根精神，但却失落了音乐文化。”而《中国好声音》的制胜之道，恰恰在于将草根对于梦想的追求与专业的音乐文化相融，评委专业而充满独立精神的点评，节目不仅用“好声音”作为打动观众和评委们的唯一标准，同时用音乐和梦想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

为了充分展示专业精神，《中国好声音》从一开始就对四个导师人选给出了标准：第一，不需要毒舌评论；第二，不需要煽情。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一线音乐人重磅组合的导师团队，绝对是以往选秀节目所无法比拟的评委阵容。他们以令人信服的专业地位、人格魅力和大众口碑倾情加盟，定位节目水准，彰显节目诚意，提升节目影响力和传播力；而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音乐总监金少刚领衔的金牌音响团队，更是让“学院”纵情而歌的完美呈现变成观众深受震撼的音乐盛宴。此外，优秀节目模式浓烈而简约的流畅铺陈、镜像光影细致入微的捕捉渲染、编辑合成高潮迭起的精密雕琢，无不体现着精英的实力。

为贯彻“以精英的实力创造大众文化”的理念，《中国好声音》对于大众的选择和呈现显得相当主动。这些精英们不排斥各类有着专业背景的娴熟唱将，如在音乐圈内已小有名气的关喆，但更钟情于小店业主、学生、农民、街头艺人等平民成员，那些身残志坚的特殊选手的震撼表演，更是赢得无数掌声。平民歌手强烈反差下的惊艳歌唱，音乐追求中艰辛励志或恬淡快乐所传递出的积极能量，正体现出 “平民视角”与“草根精神”。

农村女孩黄鹤光着脚登上华丽的舞台中央，一如平常习惯地站在家乡的泥土里放歌；相貌不佳的李维真纵情高歌，希望用歌声赢得自信和舞台权利；街头盲女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与名家同台的梦想；农村小伙邹宏宇凭借独特的嗓音赢得“大师”级评委的肯定，坚定自己会一直追逐梦想；刘欢对李行亮说“你内心非常安静，而且声音也非常纯净，我求求你，一定要把这个坚持下去，这个在当今的中国声音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台上草根的“音乐梦想”正是通过评委与草根的充分情感互动，“造梦”与“解梦”的不断形成与不断解决，既是草根梦想的实现，也是精英的认可，更是让观众看到了个体的生命价值实现的光芒。

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有梦想，《中国好声音》让那些想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刹那“芳华”的平民实现了梦想。台上每一位选手都有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想是普罗大众之梦的缩影，当每一次表演获得“精英”评委的肯定之时，都是为完成“大众梦想”的一次完美践行。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共同体的追寻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但是说到底，共同体是一种想象的产物。选秀这类原本仅以个人表现为评价标准的电视节目，已经越来越多地将人类寻求认同这一元素融入节目的表现中。底层平民造就并追寻个体的“音乐梦想”，评委们的音乐精英身份则是在帮助大众完成梦想、实现“解梦”过程中表现得淋漓精致。选手与评委都通过个体化的修辞方式，达到“追寻个体认同”的效果。选手认同了自我，评委认同了选手，也认同了自己的选择。于是，选手、评委、观众便以“梦想”为圆心，以“造梦”与“解梦”为半径，融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四、音乐选秀节目的“顶层设计”

继2005年《超级女声》爆红之后，国内选秀节目克隆、抄袭、恶意炒作之风盛起，尤其是一些选秀节目中“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致使收视率下降，观众流失。在选秀节目走入“七年之痒”的困境之际，与荷兰版的《The Voice》系列属同门的《中国好声音》，不仅对以往选秀节目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改进，同时克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实现了中国本土情绪与国际科学系统操作流程的完美嫁接，在收视效果上达到了崭新高度。这是在引领创意匮乏的中国电视走向原创的阳光地带，并倒逼中国电视尽早走出克隆、模仿、抄袭的年代。

来自草根的民间歌者表现了他们在音乐上的独特创造性，在音乐故事里表现的行为模式以及影响其行为模式背后的信念、精神和意志力，通过电视屏幕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中国社会艺术转型和价值观重构的缩影。真实、平等、关爱的核心价值，让才艺、情感和人文精神的“正能量”迅速裂变和聚集。

然而，对于任何艺术形式而言，内涵与良知都应先于技巧。对此，我们一直在不懈探索。浙江卫视2011 年提出“生态传播”的口号，从“顶层设计”着手，规划频道战略，《中国好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时机应运而生，它为浙江卫视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大胆“拓荒”，插上腾飞的翅膀。

中国的选秀节目未来发展道路需要在一个健康、理性的空间里延伸。这不仅需要一个科学的电视节目生产机制，更重要的是制定出健康的选秀机制，增加选秀的透明度和公正度，消除暗箱操作，真正通过选秀节目让符合原定设想的人才脱颖而出。

中国确实需要文化含量足、艺术性强、形式灵活多变的精品选秀节目。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好声音》的出炉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它的成功为选秀节目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某种启示。当然，从根本上而言，我们更不容忘却一个外部大环境对于节目内容制作的影响，而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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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达林：《中国好声音与蒙面正义女神》[N].《检察日报》2012年8月29日

[3]廖策权：《亲社会行为的移情动机源》[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7期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金国娣、姚航：《〈中国好声音〉与电视音乐综艺的顶层设计》[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8期

[6]姬慧：《移情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德育价值研究》[ED].南京师范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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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娜：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权：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