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北上与西进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虽然间隔20余年，但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颠倒时间先后改变历史事实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7月27日，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抢占天险腊子口，攻占大草滩、哈达铺，克漳县，攻岷州，占洮州和渭源。率前敌指挥部驻漳县，在岷州前线，红军总司令部驻岷州三十里铺。红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9月1日占领礼县，继向陕甘边发展，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

“军战史”写道：“为了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各个击破主力红军，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阻断我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也阻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今舟曲）、武都地区的王均第三军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固一带，以上各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一四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的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固原及其以北地区的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这段话介绍了红军面对的敌人，面对的军事形势。《红西路军史》也有这一段，除个别字句有所变化，内容一样。

“军战史”写道：“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待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同时，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以上部署的重点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一、四方面军的联系，并不使其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可是，却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即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

我们注意，“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而是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军战史”先说后发出的电报，后说先发出的电报。这种时间顺序的颠倒，也就颠倒了历史事实。因为9月13日发出的电报只能针对之前的一些电报。

9月4日，、、致电西北局领导人、、任弼时，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还给发了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徐说：“我印象很深。”党中央致西北局领导人的电报，还介绍了全国现存红军游击区的情况，强调指出：“通南巴以北之巴山山脉，有王邵春部活动，似散川陕鄂豫边境，可造成大规模游击战争之重要的战略地区。”

、、任弼时等西北局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9月8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月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从上面电报我们看出：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出川、陕、豫、鄂不行，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既不能向北，也不能向东南，更不能向南回到草地，那么只能“出西北”。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就没有违背中央的指示，并不是“军战史”所说“可是……”。

“军战史”和《红西路军史》，都只字不提党中央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向西北局领导人作了通报的电报。《红西路军史》只引用：“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红西路军史》写道：“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试问，根据中央来电，不选择“向西行动”而选择“川陕豫鄂”行吗？

开始北上在前甘孜会议在后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西路军史》写道：“由于党中央的争取和教育，由于、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和要求，的北上态度渐为明朗。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研究了行动方针，做出了北上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这段话告诉人们，甘孜会议时红四方面军才决定北上。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2月24日，林育英来电，提出红四方面军的三个行动方案，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红四方面军战史写道：“红军总司令部和方面军领导人讨论结果，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北上方针，也不得不赞成北上方案。遂于3月上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提出：‘主力进出于道炉甘（孜）一带’，……‘以开通将来主力北上的道路。’”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也作了明确的叙述，说明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方针，是这时就确定了的。3月15日，在道孚的讲话中说：“二、六军大概要经过运动战来同我们会合，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我们也要克服眼前的困难来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6月27日，即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在西北地区行动的标语口号》，就有：“大举北上打日本去！”“大举北上迎接革命新高潮！”“一、二、四方面军团结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6月28日，红四方面军了第二次北上命令；6月3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了北上政治保障计划。7月1日，任弼时、等才抵达甘孜，与、、会合。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前，不仅制定了北上行动计划，且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6月26日，李先念奉命率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北上先遣军，从甘孜出发，经西倾寺出阿坝，沿途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及牛羊。7月2日，在炉霍未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会面，即按原定行军部署率中央纵队出发北上。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多次来往的电报，亦可证明，北上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并非如《红西路军史》所写，“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研究了行动方针，做出了北上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红一方面军变动原定部署红四方面军可否再作考虑

“军战史”写道：

“9月15至17日，中央军委接连致电、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等多数同志的意见，否定了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18日，、、即致电、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就夺取宁夏和一、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还指出：‘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被）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并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

“但是，于21日到达漳县后，又违背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西北局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进，迅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黄河，进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22日，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军委，并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原计划；一面致电，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一面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军战史”没有具体引用9月15日的电报，即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举行会议之前的电报。《红西路军史》的作者引用说：“9月15日，、、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一个军协助’。”

党中央9月15日电报表明：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作战。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红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

红一方面军变动原定部署，红四方面军能否再作考虑？

在回忆录中说：

“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9月18日，、、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我们开始行动，拟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和的意见不一致，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与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搞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作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即电告、，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军战史”写道：“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而历史的亲历者说：“即电告、，要他们来漳县会商。”以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同意了的方案，方案也报告了中央。9月26日，致的电报中说：“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谈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

《红西路军史》写道：“9月22日22时，在拒绝签署的情况下，、、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

说“拒绝签署”，依据是什么？我们看9月26日这一天，、、、联名连续发出的电报。9月26日12时，朱、张、陈、徐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电；20时，朱、张、陈、徐再次致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电报》；同日夜，朱、张、陈、徐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22时，朱、张、陈、徐致电、、，《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

“军战史”第一卷347页下的注1中称：“的这些电报，都以名义联署。事实上，一直反对违背中央方针、指示的行为。……据此，凡由朱、张联署的违背中央战略方针、指示的电报，在叙述时只提，以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我们在“军战史”中看到的是“等又连电党中央……”，漏掉了、陈

昌浩、。

讨论中央指示一致决定北上

9月26日，、、、联名连续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电报。9月26日12时的电文中有：“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20时的电文中有：“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重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同日夜的电文中有：“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22时，致、、电文中有：“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9月27日14时，、、致电、、、及、、任弼时：“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在回忆录中说：“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宁）、会（宁）地区的命令。”